二

  乾隆三十八年（1773）癸巳二月二十八日，四庫館在翰林院開館。

  當時，四庫館的正式名稱，是「辦理四庫全書處」，後通稱「四庫館」。其館臣包括正副總裁、總閱官、總纂官、提調官、協勘總目官、纂修官、復校官、分校官、編次黃簽考證官、督催官、收掌官、監造官等。

  總裁是四庫館的首長，由朝廷中各部要員擔任，如軍機大臣、大學士、各部尚書或侍郎。除皇子外，正總裁均為正一品或從一品。副總裁則為正二品，多為各部侍郎兼任。

  閏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正式任命劉統勛、劉綸、于敏中、福隆安、王際華、裘曰修為「四庫館」正總裁，英廉、慶桂、張若溎、曹秀先、李友棠為副總裁。後來這個班子又進行過多次調整，皇子永瑢、永璇、永瑆及大學士舒赫德，禮部尚書蔡新，武英殿大學士阿桂，吏部尚書程景伊、嵇璜，戶部尚書和珅等都出任過正總裁，戶部尚書梁國治，禮部侍郎劉墉，吏部侍郎王傑、彭元瑞，戶部侍郎金簡、董誥、曹文埴，刑部侍郎錢維城，兵部侍郎沈初等先後任副總裁官。

  「四庫館」先後有三位皇子、九位大學士、七位尚書、十七位侍郎參與纂修領導工作，其中正總裁即有十六位。總裁的分工比較明確，有的掌全館，溝通各方面的關係，有的管刻書，有的負責後勤統領。皇子任命為總裁，乾隆皇帝用意很明確，就是想通過修書這件大事來歷練他們的才幹。很多總裁併不閱書，只負責對「四庫館」的行政管理。

  總裁之下為總纂官、總閱官及總校官，以及總目協勘官，是編纂工作的實際主持人。

  在整個四庫館中，總纂官的職務是最重要的。總纂負責全書的纂修事務，是實際上的主編，也稱「總辦」。總纂辦公的處所又稱「總辦處」。這一職務由三人擔任，除紀曉嵐外，還有陸錫熊和孫士毅。

  陸錫熊（1734—1792），字健男，一字耳山，江蘇上海人，博聞強記，資稟絕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二十七年（1762）以獻賦召試賜內閣中書，充方略館編修，值軍機處。三十三年（1768）擢刑部郎中。其史學、文才頗受乾隆皇帝賞識。《四庫全書》開館後，與紀曉嵐同被薦為總纂。

  孫士毅（1720—1796），字智冶，號補山，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與陸錫熊是同年，因召試授內閣中書，後官至雲南、廣東巡撫，廣西總督，參與緬甸、安南、廓爾喀之役，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晚年權四川總督。拒白蓮教軍，在軍中病死，卒諡文靖。孫士毅進入四庫館較晚，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在雲南巡撫任上，和珅到昆明查處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因此受牽累，被和珅劾奏身為雲南巡撫，親見李侍堯受賄而置若罔聞，掩蓋貪風。擬發配伊犁。抄其家時，發現孫士毅為官清廉，於是乾隆皇帝將其從輕發落，命到四庫館做總纂官。他在館時間不長，只有不到兩年時間，又外放廣東巡撫，離開四庫館。

  紀曉嵐實際上是總纂官中的「首席」。

  

  李文藻有《上紀曉嵐先生》二首，謂「四庫全書管領新，揚雄劉向是前身」。楊芳燦也說：「開四庫之崇閎，括千秋之著作。先生欽承睿命，倍竭精思。寢抱縑緗，行提鉛槧。陳農奉使，竹素咸收；公玉呈圖，琳琅備列。燃藜達旦，削牘窮年。鉤元提要，實總其成[2]。」

  總纂官下屬之纂修官，分管書籍之編纂、輯佚，並查勘「違礙」書籍等事，其名目大體分四種：一是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二是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三是黃簽考證纂修官，四是天文算學類書籍纂修官。編纂校刊者，多為當時著名文人。從總裁、副總裁、總纂、總閱到以下各門類纂修官，共三百六十人，其中旗人不到六分之一。正總裁名單中旗人最多，有八人，占一半。副總裁有一人，總閱二人，提調六人，繕書處分校一人，其餘則多任督催、收掌、監造等職。四庫館中的中堅力量，是漢族學者。另外，四庫館還有謄錄員工（書吏）一千餘人，這在世界編輯史上，也算得上前無古人的奇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