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七 同情和偏見

  幾天以後，山頭的草葉染綠了延安的春天，胡杏身上的棉襖越來越覺著笨重了。延河兩岸的邊上還結著牢固的冰，人們可以在上面自由行走。延河的當中，已經露出一條潺潺的、清澈的流水，約莫有一丈來寬，人們過河的時候必須在大石頭上面跳躍著才能走過去。

  這一天早上，縣委幹部科長楊生明叫人去找胡杏來談話。他在自己的辦公的石頭窯洞裡坐著等她，整個窯洞顯得有點灰暗和沉悶。最近，楊生明從隴東、合水搞來了一大袋子菸葉，他就拿一根小小的銅菸袋把那些菸葉貪婪地、一鍋接著一鍋地抽著，使那些煙霧瀰漫了整個石頭窯洞。胡杏一掀開棉帘子走進去，就叫那些辛辣味兒熏得嗆咳不止。她的秀麗的身影給這個窯洞帶來了一道明亮的閃光，她的端莊、美面的臉型投影在窯洞的牆壁上，給這整個房間帶來了生動的活力，使整個窯洞顯得有點兒生氣勃勃。楊生明拿起銅煙鍋，在桌子旁邊敲了一會兒，忽然，無緣無故地大笑起來，這是他一種長期的習慣，每逢說話之前，他一定會大笑一頓的。在他這樣笑的時候，他的臉上皺紋顯得特別多，特別深，從眼尾輻射出去的那幾根皺紋一直深入到頭髮腳裡面去。過了一會兒，還不見楊生明開腔，胡杏就嫵媚地笑著說：「老楊，我聞這煙味兒跟燒穀草差不多，為什麼你那麼喜歡抽呢？」楊生明高興起來了，跟她分辯道：「哪裡！你都不曉得這個合水的煙又香又純，真是了不起。你抽了它以後再抽別的菸葉兒，那就像菜葉兒一樣了，一點味道都沒有了。」說到這裡，楊生明忽然把話題一轉，用一種非常嚴肅的臉孔對胡杏說道：

  「你那幾個朋友——我說你帶到延安來的那幾個人，他們就是張紀文、何守禮、張紀貞、李為淑吧？最近，你看見了他們沒有？我聽到一些反映，說他們幾個人最近的表現都很壞。」

  胡杏一聽，登時也嚴肅起來了，說道：「老楊，你聽到些什麼反映呀？他們壞到什麼程度了？有些什麼事實呀？」她的臉孔在她表現得嚴肅的時候，甚至比她表現得嫵媚的時候更加好看，一種認真的熱忱溢於言表。

  楊生明又無緣無故地大笑了一陣，才說：「胡杏同志，你別緊張，我這就告訴你。最近，我聽到有人跟我說，張紀文這個小子要住洋房，要穿皮鞋，要塗頭蠟。你解下，這幾樣東西咱們邊區可是尋不上的。」

  胡杏連忙替張紀文更正道：「不是那麼格，老楊，不是那個樣子的。他說這句話我也知道，他是說他現在沒有了洋房，不穿皮鞋，不塗頭蠟是一種物質上的犧牲，他並沒有說現在要住洋房，要穿皮鞋，要塗頭蠟，這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楊生明搖著他那個像喝醉了酒一樣發紅的腦袋，堅持己見道：「不管他什麼時候要吧，要不要吧，都沒有大關係。反正，廣州有洋房，有皮鞋，有頭蠟，那是洋地方嘛，那是大城市嘛。咱們邊區窮，咱們沒有這些東西，這是事實，委屈了他了，咱們對不起他了。可是，誰叫他到邊區來的呀……對於這樣的人……咱們——」

  胡杏低著頭，小聲說道：「不錯，他們都有些不滿。」

  

  楊生明大聲說：「對了，你說對了。這不就是問題的所在麼？他們不滿，他們對咱們黨不滿，對咱們邊區不滿，一句話，對咱們的制度不滿。」

  胡杏抗聲說道：「不對，老楊，他們不是那個樣子的！不是那個樣子的！絕對不是的！我了解他們。他們是有些不滿，可是不會像你所說的那麼嚴重。他們都是要革命的，他們來延安的時候和後來學習的時候、剛分配工作的時候，表現都是很好的，對咱們黨、咱們的邊區、咱們的制度都是很擁護的。」她說得那樣熱烈和真切，好像她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來給對方看，證明自己當真沒有撒謊。

  楊生明站起身來，好像準備結束這次談話的樣子，說：「好吧、好吧，咱們不要爭論了，你去把他們的檔案都拿來，好好地看一看，過細地研究一下。如果真是有什麼問題的話，就狠狠地把他們整一整！」

  胡杏也站起來了，說：「對，檔案我可以去拿，我可以看，可以研究。這都沒有問題，你放心好了。可是，我要跟你說清楚，我很了解他們，他們都是有些缺點的，但不像你說的那麼嚴重，你也不要對他們存什麼偏見。」

  第二天一早，胡杏匆匆忙忙吃過了早飯，就離開縣委，向曹店區一鄉走去。她從東到西，走在東川的大道上。太陽從她後面照射過來，落在一望無際的冰川上，反射出絢爛五彩的光暈，使她覺著有點兒扎眼。她悠然自得地向前走著——她走路的時候，體態是那樣的輕盈，那樣的舒展，那樣的勻稱，那樣的和諧，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精力旺盛、豐滿成熟的少女。據有些人統計，當時延安的男子和女子的比例是三十比一，這就使得像她那樣的人在那樣的平川大道上出現，是多麼的稀有和矜貴。過路的人都站著，在她的後面長久不舍地目送著她，並且把她錯當是一個文工團的演員。

  半前晌，胡杏就到了曹店區一鄉。她找著了老支書兼鄉長曹步有，問了問何守禮的情形。曹步有臉色蒼白地躺在炕上。他平常就有胃病，最近幾天，胃又有點出血，正在休息。他對胡杏說，何守禮是個年輕人，有時候有一點逞強，有時候性子有點急，也沒有多說什麼。他還讚美何守禮工作很能幹，也很肯干。胡杏取了檔案，把它放在那個特製的大掛包里，就去找何守禮。沒想到何守禮這一天下村子去了，也沒有說下哪一個村子，只是說到晚上才回來。後來，胡杏又到曹店區二鄉去，找著了那個年輕的支部書記曹德旺，査看李為淑的檔案。曹德旺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二鄉沒有鄉長，實際上，他兼桃著鄉長的工作。他已經結過婚，並且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年紀都很小。他很信任知識分子，但是，對他們要求很嚴格。他有一個毛病，就是愛把文化人叫做聞糞人，他並且為自己這個發明暗中覺得非常得意。一看見胡杏來到，他用手掠一掠自己那一頭的黃頭髮，急急忙忙地跟胡杏說道：

  「胡杏，你來得正好，給咱幫個忙吧，我一滿沒有辦法了。論工作，她還是肯乾的，也是踏踏實實地乾的，可是，就是不開口，貴賤不說一句話，看見什麼錯誤的事情，一句也不批評。對自己的自我批評，也是一句都沒有。你叫她對本鄉的工作提點意見，批評本鄉的同志，她死也不干。可是，到了一鄉，到了其他的地方，她就什麼話都說開了，她到處批評這裡的工作、這裡的人，對這裡十分不滿意。」吃過中飯以後，胡杏找著李為淑，跟她說道：

  「為淑，我聽說你對曹德旺有意見，是真的麼？曹德旺是個很能幹的人，對知識分子也是很信任的，只是要求有一點嚴格。另外，他還有一個毛病，他愛開玩笑，老是什麼『聞糞人』、『聞糞人』的——可他沒有惡意。」

  胡杏這樣說的時候，態度非常嚴肅，李為淑感覺到，這種嚴肅甚至還隱藏著一種威力，鎮懾著自己，使自己有點兒害怕，因此，更加不趕做聲。她自己想，憑以往的經驗，胡杏是很少用這種態度對別人說話的。

  後來，胡杏還加上幾句道：「為淑，你要很虛心地聽別人的意見，考慮別人的意見，這樣子，才能夠進步。特別是對黨組織的意見，一定要好好地聽，好好地想，千萬不要存著牴觸的情緒。一個人，只有對黨完全敞開胸懷，對黨完全忠實，才能夠求得進步。不然的話——唉，你今天晚上躲在被窩裡好好地想一想，當初為什麼要跑到延安來著！」

  第三天，胡杏跑了更遠的路，到了南川桃林三鄉，找著了老百姓管他叫老支書的王志萬。他身材高大，但是不很壯實，也是一個老游擊隊員，又能幹，又和氣。他一見胡杏，就拉著她的手說：「胡杏，你快來，你看我，又鬧出亂子了。我不過說了小張幾句，勸她不要這樣子驕傲自大，可是她就受不了了，她說我輕視她，說我容不下她。你看，咋辦呢？」胡杏一面把那用舊報紙糊成的檔案卷宗放在大掛包里，一面充滿希望地說道：「老支書，張紀貞是一個好閨女，她過去是進步的，現在也在不斷要求進步，你要是能夠加倍的愛護她，培養她，那就好了。」老支書聽了之後，就笑笑地說道：「如果她像你這樣子，那什麼話都好說了。」說完以後，又輕輕地搖著頭。後來，胡杏還去找張紀貞單獨談了一次話。她著著實實地替王志萬辯護了一頓，說王志萬不管怎麼樣，實際上是愛護她的，並且誠懇地勸她不要把自己估計太高。張紀貞聽了以後，也微微地笑著說：「如果他能像你這個樣子，那一切話都好說了。」以後，不管胡杏對她說什麼，她都沒有回答，只是像王志萬一樣，輕輕地搖著頭。

  吃過午飯以後，胡杏接著又跑到桃林區四鄉去，找著了老鄉長王志發和年輕的支部書記王貴堂，卻沒有碰見張紀文。王志發今年已經四十一歲了，長得矮小結實，留了兩撇鬍子，剃著一個光頭。他也是一個老游擊隊員，當鄉長已經當了好幾年了。

  他用很大的嗓門對胡杏說道：「好我的你咧！你趕快把這個張紀文調走吧，我們這裡養不住他——廟太小了。」王貴堂今年才二十五歲，身材高大，但是很單薄；臉長；眼睛也很長，嘴巴很大，可是嘴唇老有點歪歪地扭著。他的皮膚很白嫩，白里顯出淺淺的紅色。他念過幾年中學，在鄉下里素來有「才子」的稱號。他說起話來，聲音又高又尖，嘴唇上冒出很多的泡沫。自然，他也免不了有那種鄉下才子的通病，十分喜歡譏笑所有的外來人。他尖聲對胡杏說：「胡杏，你想想看，咱們鄉里最高的不過是中學生——實際上，連念完中學的都沒有，可人家是個大學生，這怎麼辦呢？這個地方他能住得下麼？」胡杏說：「算了吧，張紀文——我知道，是有點兒缺點，也許缺點還不少，還比較嚴重，可是，不像你們說的那樣沒治。你看，你們一個鄉長，一個支書，都說出這樣的話來，叫別人聽見多難受呵。」說完了以後，收拾好檔案卷宗，就辭別出來。

  胡杏一面想著心事，一面低著頭只顧走路，忽然發現前面有一個人伸出一隻手來擋住她的去路。她抬頭定神一看，只見是一個年輕男子，圓腦袋，短脖子，高顴骨，小眼睛，露出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正在急著要探聽什麼消息似的——他正是從前的文科大學一年級學生張紀文。他的身材相貌都很像他爸爸張子豪，只是身體比他爸爸高得多。胡杏說：「好極了，我正要找你呢！」張紀文也說：「好極了，我也正要找你呢！我跑到這兒來等你，就是為了要找你談一談。在咱們鄉政府里，那是什麼話也不能說的，那兒沒有說話的自由。」胡杏耐心地跟他解釋道：「那又何至於這樣呢？在鄉政府里，你一樣可以談嘛。王志發、王貴堂都是好幹部，對你也沒有什麼惡意，你不要老往壞處想。既然如此，好吧，你就陪我走一程吧。」於是，兩個人相跟著往前走，一面走，一面閒聊著。

  張紀文結里結巴地跟胡杏訴苦道：「胡杏，你是上級來的，我跟你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吧。那兩個王呃、王八蛋是兩個死呃、死心踏地的官呃、官僚主義，我算是把他們看呃、看透了。那個王志發老頑固還好對呃、對付，那個臭小子王貴堂真是氣焰沖呃、沖天，叫你簡直忍受不了。」

  胡杏毫不含糊、乾淨利落地說道：「小張，我看你感情不對頭。那兩個人都是你的上級，你怎麼能用這樣一種感情對待你自己的上級呢？這一點，你應該好好地想一想。你說他們是官僚主義，有些什麼事實根據麼？」

  張紀文抗聲說道：「我的感情不對頭？只怕是他們的思想跟作風不對頭。我當然有很多事實根據：第一，他們不准我說國民黨軍官裡面也有好人，事實上是，的確國民黨軍官裡面也有好人嘛，為什麼不許人說呢？這是沒有言論自由。第二，我要和重慶的媽媽寫封信，他們左推右搪，總是說不能通郵，帶又帶不出去。這實際上是要我不能和重慶的媽媽通信，這就是沒有通信的自由。第三，我不願意當這個鄉文書，可是，卻非當不可——你沒有辦法去找別的事情做，這兩個王八蛋也不讓你去找別的事情做。這就是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像這種沒有一點自由的機械生活，你能夠忍受麼？」

  胡杏更加明確、更加果斷地說：「我根本就沒有這種感覺。你口頭上老是在說自由、自由、自由，實際上，你只是想著你的爸爸，你的媽媽和你自己，不是這樣的麼？」

  不知怎地，張紀文臉上露出蠻橫的神氣，嘴裡又結巴起來了，他說道：「是呃、是，不呃、不錯，我光想到爸呃、爸爸，媽呢、媽媽，個呃、個人，我不像你。你總是想到黨呃、黨，國呃、國家，人呃、人民，這就是為什麼你能夠在縣呃、縣黨部里做官兒，而我呢，只能夠在鄉呃、鄉政府里做一名文呃、文書。」也不知道他是無意的還是有意的，他竟然把縣委說成縣黨部去了，甚至把胡杏也尊稱為官兒了。

  胡杏仍然耐著性子，好聲好氣地對他說道：「好，咱們就談到這裡吧。我看，我要回去好好地想一想你所說的話，你也應該回去好好地想一想我所說的話。那麼，看以後是不是有機會，咱們再慢慢地談這個問題，好不好？」張紀文偷眼望望胡杏，只見她的臉上逐漸表現出一種端莊和嚴肅的神氣來。張紀文很了解，每逢胡杏的臉上露出端莊和嚴肅的神氣來的時候，也就是她對於一種什麼東西堅信不移的時候，於是，他也就不再做聲了。他陪著胡杏走了差不多有五里路，然後，跟胡杏告別，沒精打采地回到鄉政府去了。

  胡杏緩緩地走著，一面考慮今天所碰見的這許多問題。太陽已經落到西面的鳳凰山後面去了，她才經過如今被人叫做寶塔山的嘉嶺山，向二十里舖走去。過了曹店川口不久，她忽然發現何守禮從東到西向她迎面走來。她猜想，這一定是何守禮到縣委去找過她沒有找著，如今，要回曹店區去了。當下，何守禮一看見胡杏，就三步並做兩步，跳到她的面前。她那尖尖的嘴臉已經漲得通紅，那雙又深又大的眼睛瞪得像兩個小碗兒似的，感情衝動地對胡杏大聲叫嚷道：

  「表姐！胡杏同志！我跟你事先聲明，我何守禮是不允許別人懷疑的！」

  胡杏低聲下氣地說道：「阿禮，誰懷疑你了？你聽見些什麼了？」

  何守禮仍然大聲叫嚷道：「不管是誰，誰懷疑也不行！難道說，他們沒有看見我臉上這塊疤痕麼？」說著，她舉起一隻手，指著自己的疤痕，文往下說道：「這就是證明，這是敵人在我的臉上留下來的一個證件。誰要是沒看見它，誰就是瞎了眼。」

  胡杏仍然保持一種心平氣和的態度，緩緩地說道：「據我所知，沒有那麼一種懷疑。」

  何守禮聽見她那麼說，越發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她用更大的聲音叫嚷道：「是麼？是沒有人懷疑我麼？那麼，我就要問，昨天是誰跑到一鄉去査我的檔案？又是誰跟咱們那個破老漢曹步有說了別人的閒話？又是誰跟那個區助理員劉滿浩整理了別人的材料，向縣委反映的？」她使喚了那樣高的嗓門，使得來來往往的過路老鄉都停下腳步來聽她說話。胡杏把她輕輕地拉到離開大路不遠，延河邊的一塊大石頭上，兩個人並排坐著，好讓她慢慢地把火氣退下去。可是，何守禮一個勁兒追問著，到底是誰去鄉上査她的檔案，到底是誰跟曹步有嘰嘰咕咕，到底是誰跟劉滿浩串通一氣，等等、等等。胡杏覺著她蠻不講理，就沒有答腔。追了半天追不出個所以然，何守禮又開腔說道：

  「胡杏同志——其實我不應該這樣子稱呼你，我把你叫做同志，我自己知道不配，我問心有愧。可是，你跟我又是最親近的，咱們從小一塊兒長大，沒有哪件事情你不清楚的，因此可以說，我的全部生活、我的一舉一動、我的思想感情，你都可以給我做證明。你現在是縣委裡面的工作人員，為什麼縣委對我有懷疑的時候，你不出來給我做證明呢？」

  胡杏仍然一聲不吭——這一下子，可把何守禮氣壞了。她很明顯地看出來，自己是在虛張聲勢，而胡杏卻在那裡嚴陣以待。嚴陣以待就是敵對方面什麼動靜也沒有——表面看起來，既沒有一個人影兒，也沒有一聲槍響，可是從各方面監視著自己，一有機會，就要用雷霆萬鈞之勢，撲頭蓋腦地壓過來。何守禮懂得，這是胡杏的陣勢。而自己，吵吵嚷嚷搞了半天，究竟有什麼效果呢？這些聲勢雖然很大，可是底子卻是很虛弱的。而最精糕的一點，何守禮想，就是這種虛弱的情況，胡杏心裏面非常明白。

  考慮了這一切以後，何守禮決心用更大的火力向胡杏進攻。她說：「一個法科大學生在一個鄉裡面當一個文書，這到底有什麼意義呢？整天囉囉嗦嗦、婆婆媽媽的，又是兩嬸姆吵架了；又是兩兄弟討債了；又是誰跟誰離婚了；又是誰占了誰的耕地了。老搞這些名堂，到底有什麼用嘛！我學了政治，學了法律，一點都用不上嘛！這不是糟蹋人麼？這不是用牛刀來殺雞麼？個人還有什麼前途、什麼出路呢？」這一天的談話就是這樣，一方面按兵不動，一方面氣焰囂張，看來簡直沒完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