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六 樂極生悲

  在浩浩的神州里，在那經歷著戰爭的屠殺和多重的壓迫的痛苦的深淵裡，延安是一塊空前絕後的、特殊的、奇妙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革命的聖地。它把中國最進步的東西跟最貧窮落後的東西非常奇妙地結合在一起，生活當中只有革命和生產、平等和自由，別的玩意兒就少得很，或者簡直沒有。胡杏喜歡它，就覺著它是最神聖的，最可愛的，最令人心情愉快的地方。可也有一些不喜歡它的人，覺著它是那樣貧窮，那樣落後，簡直叫人不能忍耐，它的毛病之多，簡直叫人惶惶不可終日。

  俗話說：四季都快活，一年容易過。自從周炳上前方去了以後，一九三九年很快就過去了。這一年也有春、夏、秋、冬，都各有各的好景致，可惜胡杏一直在辦公室里忙著，顧不上看春天的風景、夏天的花景、秋天的月景、冬天的雪景，就那麼一下子讓它像拉洋片似地拉過去了。她老在自己跟自己說道：「怎麼，又到了夏天了？怎麼，又到了冬天了？」自己不斷地問自己，自己不斷地嘲笑自己糊塗。

  自然，胡杏也有她自己的煩惱，有三件事情她無論如何都放心不下，想來想去都沒有個著落。第一件，她離開家裡已經有年把子光景了，現在震南村到底怎樣了呢？那兒有她的爸爸跟媽媽，有她的嫂子區蘇跟侄兒周賢。廣州的情況又怎樣了呢？那兒有她的乾爹和乾娘。那些地方都是日本鬼子占領了的，他們這些親人怎麼樣了呢？還平安麼？沒有受什麼損害麼？都還勉勉強強地活著麼？她老是翻來覆去地想著這些問題，可是，一點信息兒也沒有。第二件，在過去了的整整一年當中，她只收到過她哥哥胡樹、胡松、周炳每個人一封信，她覺著很不滿意。他們每個人各自才給她寫了一封信，一九三九年就過去了。二哥胡松的信是從晉綏托人捎來的，信裡面只簡單地說道：見著了周炳，大家都很快活。沒有幾天，周炳就到晉察冀去了。大哥胡樹的信是從晉察冀托人捎來的，也是說見著了周炳，大家很快活，可是周炳分配到地方上去工作了，以後就沒有見面了。周炳的來信甚至只是托人捎了一個口信，說已經分配到地方上，在一個什麼區當助理員，管的是民兵的工作，其他什麼也沒有說。胡杏最不明白的是周炳為什麼忙得這麼厲害，連寫幾個字給她的時間都沒有。

  第三件使她煩惱的事兒比較複雜，牽涉的人也比較多：周炳走後不久，在那黃沙滿天，颳大風、下黃雨的春天裡，南川桃林區四鄉的鄉文書張紀文跟本鄉的支部書記王貴堂，一個念過幾年中學，在鄉下也算一個中等知識分子的，今年才二十四歲的年輕人爆發了一場很厲害的爭吵。張紀文公開聲言，他想不到他個人付出了那公多的犧牲到了延安來以後，換到的卻是那樣的極度的不自由。王貴堂問他犧牲了一些什麼東西，他就說他犧牲了大學，犧牲了城市，犧牲了自己住的洋房，犧牲了自己穿的皮鞋，犧牲了自己塗的頭蠟；只是為了到延安來換取自由。到了清白、潔淨的，甘露似的雨水從天上灑滿了延安的大地，使大地變成一片蔥綠的夏天，東川曹店區一鄉的鄉文書何守禮跟區助理員劉滿浩，一個中年的、農村的小知識分子也爭吵了一回。據楊承榮後來向胡杏反映，何守禮當時說過法科大學生到了延安也不過當一名跑腿這樣的話。到了月色明朗，氣候宜人的延安的秋天，想不到平日怯生生的李為淑，這個曹店區二鄉的鄉文書，居然也跟本鄉的支部書記曹德旺，那個對人要求非常嚴格，喜歡把文化人叫做「聞糞人」的曹德旺吵了起來。曹德旺批評她對農村裡面的落後分子只是一味子遷就，又批評她對何守禮的缺點錯誤只是閉著嘴巴不說話，不提批評意見。李為淑就和他頂了起來，說她只要把事情辦好，她不想靠鬥爭吃飯。她說家人裡面，光自己鬥來鬥去，多沒意思。到了大雪把延安覆蓋得嚴嚴實實的，露出一派雄偉壯觀的景象的時候，南川桃棹區三鄉的快嘴鄉文書張絕貞也跟桃林區的助理員任步雲，一個不管碰到什麼事情都保持一種無可無不可的態度的中年人吵了起來。張紀貞堅決認為，整個桃林區就是不重視知識分子——這事情都叫胡杏十分煩悶。她經常不斷地在想，為什麼這些人的性子都那麼飄忽不定，在生活當中都那麼容易樂極生悲。

  一千九百四十年的春天，延河裡面的冰已經開始溶化，清澈的河水在冰縫當中嘩啦嘩啦地流著，到處的棗樹開始冒出了綠色的嫩芽。人們聞到了溫暖的芳香氣息，精神都非常愉快。三月的一個早上，何守禮正在自己的窯洞門口晾曬棉被，李為淑就到一鄉找她來了。她為一件牽涉到兩鄉的老百姓的債務糾紛案來找何守禮，又跟何守禮一道去找老支書兼鄉長曹步有。曹步有為人和氣，凡事都好商量，問題很快就解決了。他很疼愛李為淑這個年輕姑娘，對於她有著這樣的身世，居然能夠安心留在二鄉當文書，也十分器重。當下就不放她走，一定要留她吃中飯。

  兩位姑娘回到何守禮的窯洞裡，李為淑坐在何守禮那張木板沙發上，一句話不說，露出悶悶不樂的樣子。何守禮問她：「是不是想家了？」她搖搖頭。何守禮又問她：「是不是跟江炳吵架了？」她同樣地搖搖頭。何守禮再問她：「是不是受什麼人欺負了？」她還是搖搖頭。過了很久以後，她才悝吞吞地說：

  「欺負倒不是欺負，是捱批評了。」

  何守禮一聽，立刻兩手攥著拳頭，兩隻腳在地上跳著，大聲叫嚷道：「什麼？批評你了？又批評你了？他們批評你什麼？你只管對我說，叫我給你出出這口氣。我就不相信，哪來這麼多的批評！」

  李為淑說：「還有誰呢？還不是那個曹德旺麼？他說我對壞人壞事不鬥爭，光一味子遷就、調和，又說我對自己的缺點、錯誤也不鬥爭，對自己也不要求進步。」

  何守禮拿過一個漱口缸子，從炭盆上面那個開水罐子倒了一點開水，遞給李為淑，說：「喝點水吧。唉，你也真是——叫我怎麼說呢？你總像一個鄉下大姑娘一樣那麼羞羞答答的，靦靦腆腆的，什麼話也說不出來，這就難怪受人欺負了。依我說，遇上別人的批評，如果他說的還有點意思，你就聽著；如果胡說八道，你就給他頂回去，這不就行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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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為淑說那是因為你有本事。我可不敢那麼做，我沒有你那麼吃得開，我什麼本事也沒有。」

  何守禮說：「那也不能這麼說，我們老支書兼鄉長曹步有他就不敢批評我。他要是批評了我，我照樣給他頂回去，那以後，他也不再說了，這多省心呀。就是我們區上那個助理員討厭，你也看得清楚的，就是那個劉滿浩。他自以為了不起，這樣也批評，那樣也批評，好像我沒有幹過一件好事似的。我就跟他對頂，一點也不客氣。我跟他說：『你別淨桃刺了，你們區裡有一個法科大學生在當跑班，你知道麼？』他這下子就沒有話講了。」

  李為淑一面聽著，一面喝水，一面又在搖頭，說：「我沒有你那樣的膽量，我害怕。」

  何守禮拍拍胸膛說：「這有什麼可害怕的呢？咱們說的是真話，不是假話，有什麼可怕的呢？不說別的，就說我到了邊區這一年半以來，生活總是那麼平凡、瑣碎，每天在公文堆里，在老百姓當中串來串去，沒有做過一件出色的事情，這樣子；我的前途有什麼出路呢？咱們從廣州到邊區來，是聳人聽聞的事情。可是到了邊區來了以後，當然，邊區是很美麗的，我們自己倒變成消聲匿跡，無聲無臭了。這不是令人十分煩惱的事情麼？我不知道你到底怎麼樣，反正我是十分煩惱。」

  同一天的下午，張紀貞聽說她哥哥張紀文病了，就請了個假，打算去看她哥哥。她把掛包裡面所裝的東西全都倒在炕上，找著了那一小盒萬金油，把它慎重地放在衣兜里，然後從南川桃林區三鄉急急忙忙地走了十里路，趕到了桃林區四鄉。她十分記掛著她的哥哥，又不知道他生了什麼病，因此走得很快。等走到四鄉的時候，雖然天氣還很冷，她已經渾身都冒出汗來了。她推開她哥哥的窯門一看，見張紀文躺在炕上，她就連忙走上前去，問她哥哥病情怎麼樣，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還說：「哥哥，我給你把那盒萬金油捎來了。這還是我從廣州帶出來的，我一直都捨不得用。」張紀文一咕嚕從炕上坐了起來，對他妹妹說：「我什麼病也沒有，只是這裡有一點病。」說到這裡，他指一指自己的心窩，又補充說道：

  「心病。」

  張紀貞聽說，也笑了起來，說，你真嚇死人了，我還當你出了什麼大毛病呢。你知道，咱們邊區的醫藥條件是十分困難的，一個人生了病可不是好玩兒的。」張紀文說，你來了也好，咱們倆可以好好地訴訴苦，抒發抒發心中的煩悶。我叫鄉長王志發跟支書王貴堂這兩個王八蛋整得真夠嗆。」後來，他又跳下炕，把兩扇窯門大大地敞開著。張紀貞問：「你這樣把門打開，我們說話不是讓人聽見了麼？」張紀文說：「聽見了又怎麼樣？我正是要他們聽見才好。」後來，他又補充說：「門打開了，我也能看見誰在那裡裝做過路的樣子，實際上要來偷聽我們兩個人說話。」

  張紀貞搖搖頭，嘆了口氣，又彎下腰去，用手彈去自己棉褲腿上沾著的泥巴。她義正詞嚴地規勸她哥哥道：「哥，你也犯不著這個樣子嘛。咱們這裡今年一月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把中國的前途都說得那麼清清楚楚，叫人信服。二月一號，又在文化溝青年運動場開了延安民眾討汪大會，對當前的奮鬥目標也指得明明白白，這都是好事情嘛。」

  張紀文點頭同意道：「不錯。要不然的話，我前年怎麼會一個勁兒奔到延安來，去年為什麼過得這麼高興、快活？這都不成問題。」說到這裡，他又把口氣一轉，說：「可是妹妹你要知道，我從文化溝開了大會回來以後，立刻覺著這個窯洞冷冰冰的，四周也是冷冰冰的，這裡附近周圍的農村也是冷冰冰的，你說該怎麼辦呢？」

  張紀貞茫然不知所措地說了一句陝北土話道：「這我就一滿解不下了。」

  張紀文沒有給妹妹多做解釋，卻自言自語地說道：「其實，叫什麼文化溝呢？還是跟老百姓的習慣叫它大砭溝就對了。你往那裡一走，往四面一看，你能看出什麼文化來麼？不，沒有，一點也沒有，什麼文化也沒有。」

  張紀貞接著說道：「哥，你快別這樣說，我們那個老支書、老游擊隊員王志萬就是這樣批評我的。他人很和氣，可是他非常輕視知識分子。有一天，他很誠懇地對我說：『小張，你要知道，咱們邊區有革命，有生產，這就夠了，咱們要打仗，要吃飯，別的都不急嘛。什麼文化不文化的，還不是瞎胡鬧一頓，有什麼意思呢？』你看，只因我嘴快，不小心漏了幾回『文化』這樣的字眼兒，他們就對我另眼相看，他們把我看作跟他們不相同的另外一種人。這樣子，我樣樣事情都受到歧視。他們說：『人家是大城市來的人；』又說：『人家是高中學生。』他們一堆人在低聲說話的時候，我一走過去，他們就不吭聲了，散開了。你想想，這叫人多麼難受。」

  張紀文火上添油地說：「妹妹，看、看、看，這回你親自嘗到了，知道什麼滋味兒了。可是依我看，你們那裡的王志萬還算是好的，你還沒有見過我們這裡的鄉長王志發跟支書王貴堂這兩個王八蛋，那才夠你受的。」

  張紀貞制止他道：「小聲點兒，小聲點兒，你現在又不是喊話，幹嗎使那麼大的嗓子！」

  張紀文抗聲說道：「我正是要喊話，我正是要叫他們聽見！在別的地方，他們不讓我講，我在窯洞裡一個人講，還不行麼？好妹妹，我告訴你，這一個月來，我犯了什麼天條呢？其實，我不過一共說了兩句話。一句是我說邊區樣樣都好，就是沒有水，洗臉也沒有水，洗澡也沒有水這一點不好；第二，這句話也許更糟一些，我說，國民黨的軍官裡面不一定個個都是壞人，也有好人——就是說了這麼兩句話，這一下子可不得了了。那個王志發在所有的會上都指桑罵槐地說：『同志們，大家要注意！就是咱們邊區裡面，也有不少兩條心的人。』當然，他這個人還是比較和氣的，不過這樣講，分明是衝著我來啦。這還不要緊。就是那個支書王貴堂，真是要命了……」

  張紀貞瞪大著眼睛，很替他擔憂似地問道：「他怎麼要命法呢？」

  張紀文說：「這個人年紀也不大，頂多比我大個兩三歲；知識也不高，大概在我們鄉里可以算得上一個中等知識分子。可是，那個傲氣可就厲害了。他自以為自己非常革命，非常正確，那個勁兒，你真是看不下去。他找我單獨談話，直接了當地跟我說，我這兩句話是違反了黨的紀律的。因為覺說要擁護邊區政府，我在這裡挑剔；黨說要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我在這裡替國民黨說話，這都是黨的紀律所不允許的。你看，他這個架子多麼大，他這個罪名多麼嚴重。可是，黨的紀律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又不是一個黨員，我遵守那個紀律幹嗎呢？可是，這樣的一些意見，你又別想有機會能夠講出來。」

  張紀貞點頭同意道：「對，對。不過這樣的話，我想你也不應該講。因為，我們是擁護黨，擁護邊區政府，才老遠跑到這裡來的，這樣的話不是我們的本意。」

  張紀文苦笑一聲，說道：「是本意、不是本意吧，我現在也沒有工夫去考究了。不過你有這麼一股勁兒，我想你會過得很好的。可是我呢，我連這麼一股勁兒也沒有了。說老實話，我現在十分後悔，想起前年的事兒，覺著到底應不應該離開廣州，跑到這個鬼地方來，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坦白說，我現在甚至想走回頭路。可是你想，這辦得到麼？我能夠按照我自己的意志，想離開延安就離開延安麼？這就是我為什麼生病，這就是我的心病所在。」

  過了幾天，李為淑把她跟何守禮談話的經過情形都告訴了江炳，張紀貞也把她跟張紀文談話的情形告訴了區卓。江炳跟區卓兩個人又把這些情況在支部會上談出來了，並且，他們都說，希望組織上花一點力量，具體幫助何守禮、李為淑、張紀文、張紀貞這幾個人。又過了幾天以後，延安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高克業把胡杏找去談話，他把這一切的情況都告訴了胡杏。他的語調是平靜的，甚至有一點兒冷淡，但是，充滿了對胡杏的信任。胡杏越聽，心裏面越著急，後來，簡直覺著非常生氣。這幾個人都是跟她結伴兒到延安來的——為了這一點，她覺著臉上沒有光彩。最後，高克業對她說，他認為這是一種思想落後的表現，要胡杏對他們做點兒工作。最後，高克業用手輕輕地拍著胡杏的肩膀說道：

  「當然，這都是一些思想問題，可你也要提高警惕，看看有沒有思想以外的問題。」

  胡杏聽了以後，臉上火辣辣的十分不好受，可是也沒有做聲。那天晚上，在漫長的、寂靜的春夜裡，胡杏一個人坐在炕上，對著一盞搖搖晃晃的油燈，苦苦地沉思著。她想起前年她和楊承榮帶著他們幾個人，從廣州歷盡千辛萬苦奔到延安來。在路上，他們都是精神抖擻，鬥志昂揚，不管國民黨怎麼樣子對他們威脅利誘，他們都毫不動搖，堅決要跑到抗進民主的聖地延安，做一名普通的革命戰士。不論從他們的動機和表現看起來，都是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懷疑的。她又想起，在他們學習的半年期間和分配工作的開頭幾個月，他們又是薄樣子充滿了快樂和要求進步的決心，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艱苦地奮鬥著，沒有任何的動搖和埋怨。她印象非常鮮明地想起來，就在周炳去了前方以後，在去年二年當中，這些人就起了這麼大的變化，他們有話也不跟自己說了，很顯然，他們都跟自己疏遠了——可是，這到底為了什麼緣故呢？是他們自己鬼迷心竅麼？還是這個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刺激了他們，冤屈了他們，打擊了他們呢？她想來想去，都覺著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最後，她又想，是延安變了麼？是延安變壞了麼？她覺著也沒有，延安還是從前一樣，跟他們剛來的時候一樣，跟他們在學習的時候一樣，跟他們剛分配工作的時候也一模一樣，還是那樣進步，那樣可愛，那樣平等和自由。後來，她想來想去想不通，就想到自己本身上來。她覺著自己到了延安以後，精神上跟物質上都上升了，舊社會的一個賤丫頭來到黨中央的身邊，思想上、政治上都有了進步，文化上也進步了不少，四十三歲的老縣長茆能文還跟自己一道學文化。黨是那樣的關心、信任和愛護自己，縣委里許多的老前輩、老革命都把自己當作他們的女兒跟妹妹……想來想去，想到夜深人靜還沒有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