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彌留之際，鄭庭笈看到了戴復東遞到他手裡的照片，淚水奪眶而出

  稿子的標題是《將軍賦採薇》，寫的是戴安瀾的事跡。鄧庭笈是戴安瀾的部下，從忻口會戰開始。閻錫山在山西戰場組織的這場會戰，與日軍大戰二十八天，鄭庭笈在《抗日戰爭親歷記》中的那篇文章，只寫了一天的戰鬥。因為這一天，他中了三發子彈，其中一發直穿咽喉要害。大難不死，他給自己取號「重生」。

  生者是相對死者而言的，每當這樣想時，鄭庭笈就會平添一股力氣。這股力氣是屬於他的，他卻需要用到他的老長官戴安瀾身上去。戴安瀾酷愛文學，帶兵得暇寫過三本書，可是，自從遠征軍緬甸抗戰以後，就永遠不能拿筆了。老長官不能拿，老部下拿，就像當年拿槍打日寇一樣，左缺右補，前仆後繼，這還有什麼猶豫的呢？稿子的扉頁，鄭庭笈寫了這樣一個前言：

  將軍自知傷重難起，有葬身異域之虞。在彌留之際，時而手指地圖，念念不忘全師能否撤回滇境，並戰場託孤，囑我對其年幼子女諸多關照，以竟父志……

  寫到這裡，鄭庭笈戛然而止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可是就是這個「忠」字，讓他愧疚了半輩子。自從戴安瀾的靈柩緩緩東去，他就再沒有見到老長官的任何子女。直到90年代初，在全國政協七屆五次會議上，他才見到了同是全國政協委員的戴復東。鄭庭笈緊緊拉住戴復東的手，淚水潸然而下：「特赦以後，就想去上海看你們，可是我不敢去，因為你們已經長大了，我沒有盡到一點兒責任，哪有臉面向你父親回話啊！」戴復東安慰道：「有鄭叔叔牽掛，我爸爸也會感到欣慰的。說到我們兄妹的成長，我只想說一句話，要不是解放，戴安瀾的子女是上不了大學的，就是考上了，也讀不起！」

  

  鄭庭笈難以置信：「為什麼？戴安瀾是國共兩黨公認的英雄，你們是烈士家屬呀！」戴復東細細道來：「鄭叔叔知道的，我媽媽把二十萬法幣的撫恤金捐出去辦了學校。她雖然擔任著學校的董事長，但不取分文，所以自從我爸爸犧牲後，我家就靠變賣東西過日子。有時候，急等錢用，東西乾脆賣給左鄰右舍，也就是賣給爸爸生前同僚們的家屬。他們卻乘人之危，一個勁地殺價。那時候，我在酣睡中常常被媽媽的哭聲驚醒。媽媽邊哭邊說，人在人情在啊……」鄭庭笈氣得渾身發抖：「告訴我，是哪幾個狗雜種如此無情無義、喪盡天良？就是去了台灣，我也不會放過他們的！我那兩個兄弟鄭介民和鄭挺鋒，在台灣有權有勢得很呢！」戴復東淡然一笑：「過去的事情了，我只是向鄭叔叔傾吐一下而已。記得剛解放時登記財產，我家的全部財產僅僅有半袋大米。但是，每個月，我媽媽可以去街道領取救濟糧；每個月，我可以在學校領取助學金。以後媽媽在上海楊浦區街道當了治保主任、軍烈屬組長，每個月，她還可以領取固定工資、加班補貼。」

  戴復東說得輕描淡寫，可是鄭庭笈從戴復東「每個月、每個月」的措辭中，感受到了戴家度日如年的艱辛，雖然這種艱辛並不淒楚，屬於當時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鄭庭笈嘆了一口氣，說：「你媽媽也了不起啊！她走得還安寧吧？」「不！」戴復東似乎被戳到了痛處，臉色刷地變了，「我媽媽在『文革』中走的。她跟我生活在一起，所以在上海同濟新村去世。去世的時候，體重只有三十公斤。去世之前，因為靖東成了反革命，藩籬的丈夫又被關進監獄，媽媽常常半夜突然驚醒。她說她害怕，她說她看見有人砸門要進來抓人……好了，我不想說下去了。我想說的東西，我都寫在提案里！」

  鄭庭笈有些好奇：「你的提案是什麼內容呀？哦，哦，不講也罷，你講了我也聽不懂，你在科技組，我在民革組，隔行隔山呢！」戴復東神色凝重：「科技組的提案通常是務實的，這次我的提案卻是務虛的。『文革』結束這麼多年了，但極『左』的東西沒有得到認真的清理，偏激的照樣偏激。無知的照樣無知。因此我通過提案提出建議，無論黨內黨外，不管官員百姓，大家都來讀書，讀文學、讀哲學、讀歷史，從而懂得一點兒國家興亡之道。」

  戴復東的提案顯然緣事而發。「文革」期間，他弟弟和妹妹的冤案都與父親有關，因為在那個無知的年代，國民黨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詞。抄家的紅衛兵進了他弟弟家，望著牆頭周恩來的題詞「黃埔之英，民族之雄」，紅衛兵頭頭開始「評說」：「這是周恩來寫的嗎？周恩來怎麼能夠這樣寫？打個電話問問總部，周恩來要是真寫了，那麼他就寫錯了！」妹夫因為一句「我岳父不是反動軍官，是革命烈士」而被扔進黑牢，關了八個半月。妹妹氣憤至極，在丈夫所在的工廠大門口，貼出了長達萬言的大字報。大字報沒有口號，沒有論點，只是如實地公布了戴安瀾的個人檔案。造反派頭頭看了，丈二和尚摸不著腦袋：「怎麼回事？國民黨不是打共產黨的嗎，什麼時候也打起日本人來了？」鄭庭笈拍拍戴復東的肩頭：「你這個提案好啊！當一位民族英雄的事跡，需要自己女兒通過寫大字報的方式來告知大家的時候，這個民族的精神也就蕩然無存了……」

  因為如此，鄭庭笈加緊了寫作。他的寫作現在分為三個板塊：他寫別人，別人寫他，自己寫自己。通過口述，別人寫他的書很快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書名叫作《歸宿》。他很喜歡這個書名，並且由此留下了「死後葬在海南故鄉，面朝東南台灣海峽」的遺囑。由於身體的原因，鄭庭笈不來文史專員辦公室上班了。他的案頭，原封不動地移到了家中的臥室，增加的唯有貼在床頭的兩行字：生命不息，衝鋒不止。不過他的衝鋒未能奏效，已經交去辦公室的《將軍賦採薇》被黃濟人退稿了。黃濟人曾把此稿交到別的編輯手裡，別的編輯也是這個意見：要麼寫成史料，要麼寫成傳記。鄭庭笈同意這個意見，不過他認為這是個理論問題，於是請人買回不少參考書，以最後確定文學的樣式。

  就在鄭庭笈急行軍時，天有不測風雲，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突然停止了腳步。他在去世的前一天，還掙扎著要從醫院回到家裡，為的是修改文章中的一個段落。彌留之際，他看見了病榻旁的戴復東，看見了戴復東遞到他手裡的照片：一塊四尺多高的青石，用隸書鏤刻著六個大字：戴安瀾烈士墓。碑側還豎著兩塊青石，分別刻著戴安瀾的生平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當年題贈給烈士的輓詞。藍天之下，墓冢掩映在蒼松翠柏之中，背靠著風光秀美的小赭山，面對著波翻浪涌的揚子江。鄭庭笈撫摸著照片，淚水奪眶而出。他記得戴安瀾的靈柩運到安徽老家安葬時，並沒有墓碑。主持安葬儀式的杜聿明還告訴他，棺木也不要埋得太深，因為「如果國民黨江山不保，此墳須得還葬一次」。國民黨江山果然不保，但是，這一次，戴安瀾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