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黃維和方靖也走了。的筆記本上，記錄了歷史與現實交融的愉悅和苦澀

  消息是通過新華社發布的：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期間，黃維心臟病突發，因心肌梗塞不幸去世。從楊主任那裡，黃濟人知道了新華社不曾發布的消息，那就是倘若黃維健在，他會在這次會議上，提交一份由他領銜聯名的提案。提案的內容，就是希望儘快落實好原國民黨中下級軍官的政策。當然，他的提案與他的發言有關。在小組討論會上，他說現在有一個說法，叫作「革命不如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說完他站起來，用沙啞的聲音吼叫道：「不管你們怎麼看，我覺得這個說法話丑理端。現在是落實原國民黨中下級軍官政策的時候了，我懇請中央出台相關文件！」

  倘若黃維健在，這次會議結束以後，他便會到台灣去。黃維在台灣沒有親屬，所以他的台灣之行不能叫作探親，只能叫作訪友。訪友也不是黃維的目的，作為大陸黃埔同學總會理事，他受到台灣黃埔同學總會的邀請，去商談兩岸進一步的交流。當然，這個內容的商談之前，還有另一個內容的商談，那就是關於黃維的身份問題。商談的地點在香港，這次全國政協會議之前，黃維從北京來到這裡。與他會面的是他的黃埔一期同學，現在的身份是台灣黃埔同學總會負責人的丁先生。丁先生首先告之，台灣方面已經收回了關於將國民黨戰犯定為叛徒，甚至要緝拿歸案的命令，然後告之，根據台灣新規定，黃維的身份是現役軍人，他有一百多萬元美金的工資在「國防部」尚存待領。黃維笑道：「我在徐蚌會戰中打了大敗仗，理應軍法從事，現在不但不懲罰我，反而要我去領工資，這豈不是天下奇聞？」丁先生最後說：「既然你不承認現役軍人身份，也請你不啟用全國政協常委身份，因為我們是民間交流，我們的身份都是老百姓，你看這樣好嗎？」黃維又笑道：「這樣最好，因為對於我來說，名副其實；對於你來說，自欺欺人了吧！」

  黃維終究沒有能夠去台灣。「倘若黃維健在」的設想，黃濟人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為現實畢竟是嚴峻的，自然規律人人都得遵守。就在黃維去世一年以後，方靖也走了。他走的時候，那根拐杖就豎在他的病榻旁，他多麼想翻身下床，拄著拐杖，再走一程啊！讓黃濟人感到欣慰的是，方靖的腳印還留在文史專員辦公室，黃濟人的案頭，正放著他的一篇文章《回憶淞滬抗戰》。於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在這篇文章付梓之前，黃濟人先睹為快。

  清晨，敵機開始輪番轟炸我軍陣地，同時，黃浦江中敵艦亦以每小時三百發炮彈轟擊。除了躲進掩體，我沒有別的辦法。為了鼓勵援軍到後將士們奮力殺敵，我利用敵人夜間減弱攻擊的機會，集合部隊訓話。我說，蔣委員長在廬山訓示我們，「和平未到絕望時期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現在，最後關頭到了，我們只有犧牲。日寇當前，民族存亡當後，身為軍人，我們必須犧牲！

  犧牲是死亡的另一種詮釋，方靖、黃維、杜聿明、廖耀湘、范漢傑、王耀武……這些先走一步的原國民黨將領，他們雖然沒有達到理想的境界，但是他們是無怨無悔、平平靜靜地離開這個世界的。這樣想時，黃濟人拿出了筆記本，用他的話說，文史專員們在寫歷史，我在寫文史專員們的現實。而筆記本上，卻記錄著歷史與現實，是怎樣在這裡交融的。黃濟人這樣寫道：

  同一個機關大門，同一個園庭小院，同一個台階上，同一個屋檐下，與文史專員辦公室緊緊相連的，還有一間屋子，這便是《謝覺哉文集》編輯室了。編輯組長曾三年事已高，不便常來，常來常往的是副組長、謝覺哉夫人王定國。老太太步履所至，包括她的鄰居。這不，眼見編輯室鐵將軍把門，掌管鑰匙的編輯未到，她便逕自進了文史專員辦公室。董益三和我站起身，向她點頭致意。她微笑著彎了彎腰，正待坐下，身後忽然響起一串氣喘吁吁的叫喊：「大姐、大姐，我在追趕你呢！」王定國扭過頭，見是李以劻，抬頭不見低頭見的老鄰居，便笑著問：「你追趕我幹啥子？」「我要捉你，捉活的！」王定國怔愣住了，直直地望著對方認真的表情，隔了一會兒，她才兩手一拍，哈哈大笑起來：「李以劻，我懂你的意思！」

  我卻在王定國的面前怔愣住了。「這是一個不打不相交的故事！」老太太拍了拍我的肩頭，用濃重的四川話說，「那還是我們紅軍長征走攏雅安附近百丈關的時候，前面是懸崖峭壁，後頭是國民黨追兵。他們有三十三個團，已經追擊我們七天七夜了。追得最凶的是國民黨第六路總指揮薛岳的衛士連。」我那時候是文工團員，身材矮小，正抬著身材高大的紅軍傷員朝蘆山方向轉移，身後突然間出現馬蹄聲，還有，還有你剛才聽見的那一串叫喊，「捉活的、捉活的！」董益三朝王定國笑道：「李以劻當薛岳的衛士連連長的時候，不過二十出頭，那個叫喊聲恐怕比剛才響亮得多哩！」我笑了，我們都笑了。

  除了歷史與現實的交融，出現在黃濟人筆記本里的，還有歷史與現實的疊合。他這樣寫道：

  本章節來源於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

  董益三今天上班，一進辦公室就對我說：「我昨晚在天橋劇場碰到李副部長了！」他說的公安部分管戰犯改造的李副部長，我知道，因為我也認識，我在寫《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的時候，曾經採訪過他。可是，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董益三越發神秘起來，說：「李副部長坐在我前面好幾排，不曉得怎麼搞的，他一眼就看到我了。他跟我說，看完戲，坐他的車走，就是說，他把我送回家。我一聽，那怎麼行呢？他住長安街，我住永定門，他得繞好大一圈喲，深更半夜的，不行、不行！」我說：「既然不行，你不知道中途退場，溜之大吉麼？」董益三有些委屈：「我怎麼沒有溜？跟你講的一樣，看了半場戲，中場休息的時候，我拉起老伴就走。可是，李副部長也走了出來，走到我跟前，把我和老伴扶進他的車子……」

  我以為他說完了，這本是一個完整但平常的故事，沒有想到董益三突然閉上眼睛，喃喃自語道：「車子、車子，我一輩子忘不了那輛車子！」我問他，李副部長有幾輛車子，怎麼又冒出來一輛？董益三「哦、哦」兩聲，告訴我那不是汽車，是板車，他們湖北人叫板板車。然後又說，你曉得不啊，「文革」當中，我獲赦以後再次被捕，關在秦城監獄，沒有想到以前經常來秦城監獄給我們戰犯作報告的李副部長，也被當作犯人關進來了。而且，我和他有緣，夜晚同睡一個通鋪，白天同拉一輛板車。他說我年紀比他大，他在前面拉，讓我在後面推……

  此時，黃濟人又拿出筆記本，除了交融的愉悅，疊合的苦澀，對於文史專員辦公室的記錄，他又有了這樣的發現：

  辦公室本來很小，可是現在變大了，桌子還在那裡，椅子還在那裡，可是進進出出的都是影子和回憶。所剩無幾的文史專員仍有人上班，仍有人寫作。他們是老人，但是有不死的信念；他們是敗將，但是有勝利的渴望。令人感慨的是，八十六歲高齡的鄭庭笈，居然冒著風雪，拄著拐杖，給我送來了一部長達十萬字的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