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黃維和方靖也走了。的筆記本上,記錄了歷史與現實交融的愉悅和苦澀
2024-10-03 20:03:42
作者: 黃濟人
消息是通過新華社發布的: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期間,黃維心臟病突發,因心肌梗塞不幸去世。從楊主任那裡,黃濟人知道了新華社不曾發布的消息,那就是倘若黃維健在,他會在這次會議上,提交一份由他領銜聯名的提案。提案的內容,就是希望儘快落實好原國民黨中下級軍官的政策。當然,他的提案與他的發言有關。在小組討論會上,他說現在有一個說法,叫作「革命不如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說完他站起來,用沙啞的聲音吼叫道:「不管你們怎麼看,我覺得這個說法話丑理端。現在是落實原國民黨中下級軍官政策的時候了,我懇請中央出台相關文件!」
倘若黃維健在,這次會議結束以後,他便會到台灣去。黃維在台灣沒有親屬,所以他的台灣之行不能叫作探親,只能叫作訪友。訪友也不是黃維的目的,作為大陸黃埔同學總會理事,他受到台灣黃埔同學總會的邀請,去商談兩岸進一步的交流。當然,這個內容的商談之前,還有另一個內容的商談,那就是關於黃維的身份問題。商談的地點在香港,這次全國政協會議之前,黃維從北京來到這裡。與他會面的是他的黃埔一期同學,現在的身份是台灣黃埔同學總會負責人的丁先生。丁先生首先告之,台灣方面已經收回了關於將國民黨戰犯定為叛徒,甚至要緝拿歸案的命令,然後告之,根據台灣新規定,黃維的身份是現役軍人,他有一百多萬元美金的工資在「國防部」尚存待領。黃維笑道:「我在徐蚌會戰中打了大敗仗,理應軍法從事,現在不但不懲罰我,反而要我去領工資,這豈不是天下奇聞?」丁先生最後說:「既然你不承認現役軍人身份,也請你不啟用全國政協常委身份,因為我們是民間交流,我們的身份都是老百姓,你看這樣好嗎?」黃維又笑道:「這樣最好,因為對於我來說,名副其實;對於你來說,自欺欺人了吧!」
黃維終究沒有能夠去台灣。「倘若黃維健在」的設想,黃濟人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為現實畢竟是嚴峻的,自然規律人人都得遵守。就在黃維去世一年以後,方靖也走了。他走的時候,那根拐杖就豎在他的病榻旁,他多麼想翻身下床,拄著拐杖,再走一程啊!讓黃濟人感到欣慰的是,方靖的腳印還留在文史專員辦公室,黃濟人的案頭,正放著他的一篇文章《回憶淞滬抗戰》。於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在這篇文章付梓之前,黃濟人先睹為快。
清晨,敵機開始輪番轟炸我軍陣地,同時,黃浦江中敵艦亦以每小時三百發炮彈轟擊。除了躲進掩體,我沒有別的辦法。為了鼓勵援軍到後將士們奮力殺敵,我利用敵人夜間減弱攻擊的機會,集合部隊訓話。我說,蔣委員長在廬山訓示我們,「和平未到絕望時期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現在,最後關頭到了,我們只有犧牲。日寇當前,民族存亡當後,身為軍人,我們必須犧牲!
犧牲是死亡的另一種詮釋,方靖、黃維、杜聿明、廖耀湘、范漢傑、王耀武……這些先走一步的原國民黨將領,他們雖然沒有達到理想的境界,但是他們是無怨無悔、平平靜靜地離開這個世界的。這樣想時,黃濟人拿出了筆記本,用他的話說,文史專員們在寫歷史,我在寫文史專員們的現實。而筆記本上,卻記錄著歷史與現實,是怎樣在這裡交融的。黃濟人這樣寫道:
同一個機關大門,同一個園庭小院,同一個台階上,同一個屋檐下,與文史專員辦公室緊緊相連的,還有一間屋子,這便是《謝覺哉文集》編輯室了。編輯組長曾三年事已高,不便常來,常來常往的是副組長、謝覺哉夫人王定國。老太太步履所至,包括她的鄰居。這不,眼見編輯室鐵將軍把門,掌管鑰匙的編輯未到,她便逕自進了文史專員辦公室。董益三和我站起身,向她點頭致意。她微笑著彎了彎腰,正待坐下,身後忽然響起一串氣喘吁吁的叫喊:「大姐、大姐,我在追趕你呢!」王定國扭過頭,見是李以劻,抬頭不見低頭見的老鄰居,便笑著問:「你追趕我幹啥子?」「我要捉你,捉活的!」王定國怔愣住了,直直地望著對方認真的表情,隔了一會兒,她才兩手一拍,哈哈大笑起來:「李以劻,我懂你的意思!」
我卻在王定國的面前怔愣住了。「這是一個不打不相交的故事!」老太太拍了拍我的肩頭,用濃重的四川話說,「那還是我們紅軍長征走攏雅安附近百丈關的時候,前面是懸崖峭壁,後頭是國民黨追兵。他們有三十三個團,已經追擊我們七天七夜了。追得最凶的是國民黨第六路總指揮薛岳的衛士連。」我那時候是文工團員,身材矮小,正抬著身材高大的紅軍傷員朝蘆山方向轉移,身後突然間出現馬蹄聲,還有,還有你剛才聽見的那一串叫喊,「捉活的、捉活的!」董益三朝王定國笑道:「李以劻當薛岳的衛士連連長的時候,不過二十出頭,那個叫喊聲恐怕比剛才響亮得多哩!」我笑了,我們都笑了。
除了歷史與現實的交融,出現在黃濟人筆記本里的,還有歷史與現實的疊合。他這樣寫道:
董益三今天上班,一進辦公室就對我說:「我昨晚在天橋劇場碰到李副部長了!」他說的公安部分管戰犯改造的李副部長,我知道,因為我也認識,我在寫《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的時候,曾經採訪過他。可是,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董益三越發神秘起來,說:「李副部長坐在我前面好幾排,不曉得怎麼搞的,他一眼就看到我了。他跟我說,看完戲,坐他的車走,就是說,他把我送回家。我一聽,那怎麼行呢?他住長安街,我住永定門,他得繞好大一圈喲,深更半夜的,不行、不行!」我說:「既然不行,你不知道中途退場,溜之大吉麼?」董益三有些委屈:「我怎麼沒有溜?跟你講的一樣,看了半場戲,中場休息的時候,我拉起老伴就走。可是,李副部長也走了出來,走到我跟前,把我和老伴扶進他的車子……」
我以為他說完了,這本是一個完整但平常的故事,沒有想到董益三突然閉上眼睛,喃喃自語道:「車子、車子,我一輩子忘不了那輛車子!」我問他,李副部長有幾輛車子,怎麼又冒出來一輛?董益三「哦、哦」兩聲,告訴我那不是汽車,是板車,他們湖北人叫板板車。然後又說,你曉得不啊,「文革」當中,我獲赦以後再次被捕,關在秦城監獄,沒有想到以前經常來秦城監獄給我們戰犯作報告的李副部長,也被當作犯人關進來了。而且,我和他有緣,夜晚同睡一個通鋪,白天同拉一輛板車。他說我年紀比他大,他在前面拉,讓我在後面推……
此時,黃濟人又拿出筆記本,除了交融的愉悅,疊合的苦澀,對於文史專員辦公室的記錄,他又有了這樣的發現:
辦公室本來很小,可是現在變大了,桌子還在那裡,椅子還在那裡,可是進進出出的都是影子和回憶。所剩無幾的文史專員仍有人上班,仍有人寫作。他們是老人,但是有不死的信念;他們是敗將,但是有勝利的渴望。令人感慨的是,八十六歲高齡的鄭庭笈,居然冒著風雪,拄著拐杖,給我送來了一部長達十萬字的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