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家事不堪回首，國事風雲莫測，文強看見了人性的善良，也看見了人性的殘忍

  勇氣對於文強而言，是一種特殊的體驗。他羨慕別人，但是從不嫉妒別人，所以從1959年開始，當連續六年幾乎每年都有一批國民黨戰犯獲赦的時候，他批批都要和他們熱情抱別，自己站在高牆之內，目送著他們遠去的背影。1966年春天，第六批獲赦人員離去之際，方靖扭頭回望，發現文強還站在那裡，忍不住再進功德林，與他相擁而泣。文強反而安慰方靖道：「好飯不嫌晚嘛，何況有可靠消息說，我將於明年獲赦。」然而，距離第六批特赦僅過了幾個月，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起初，就像以往對新中國的一切都表示出興趣那樣，文強對於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也通過看報紙、聽廣播，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可是，關注的結果令他大失所望，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意味著特赦國民黨戰犯的結束。

  如同泄了氣的皮球一樣，文強自此又萎靡不振，神經衰弱，生活的勇氣與信心幾乎蕩然無存。更糟的是關押的地點也從市內德勝門外的功德林，遷至京郊以北燕山腳下的秦城農場。戰犯們曾經分期分批參加體力勞動的地方，現在成了取代功德林集中關押戰犯的秦城監獄。時過境遷，乍暖還寒，文強在新的環境裡舊病復發，差不多兩月之久，天天躺在床上，靠流食和藥物維繫花甲之軀。這個時候，家屬可以探監的規定也取消了。在見不到兒子的日子裡，不知為什麼，文強特別思念已經去世的兩位妻子。而第一任妻子周敦琬留給他的那份遺囑，尤其讓他刻骨銘心，沒齒不忘。

  這是一件戲劇性的往事。抗戰之初，上海淪陷後，文強以軍事委員會前方辦事處處長的身份，負責收容從上海撤出來的部隊。那日晚上，劉姓參謀向他報告說，發現一個中心學校，裡面有個女教員叫葛世明，寧波人氏，復旦大學畢業，因現在學校停辦了，她沒有工作，沒有錢，有錢也回不去已被日軍占領的老家。出於憐憫，文強見了葛世明，給了她路費，讓她去長沙找自己的妻子周敦琬，給她安排一個教員的崗位。長沙失守不久，周敦琬病故。文強遠在上海，來不及回老家奔喪，直至以後調回重慶，才見到了周敦琬的大姐。大姐告訴文強，周敦琬重病期間，葛世明一直精心照顧，晚上伏在病榻打盹，白天還要料理他的兩個兒子吃飯上學，累得骨瘦如柴，非人非鬼。大姐交給文強一封信，這是亡妻留給他的遺囑，裡面寫道：「天底下再也沒有比葛世明更好的女人了，我死後，你一定要跟她結婚，把她留在我們家，把她養得胖胖的，再為你生兒子。」文強知道，葛世明在報答他，那麼，他也要回報葛世明。與她在洛陽結婚後，文強特意為她蓋了一幢大房子。她在那裡生活了六年，為文強生了三個兒子。國民黨政權垮台前夕，還在淮海戰場上的文強就給葛世明寄了一筆錢，要她賣掉洛陽的房子，帶著兒子，「按政府的規定，撤到台灣去」。文強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消息，葛世明是在台灣收聽到的。她收聽的是共產黨的電台，電台廣播說，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按照國際公約，國民黨將領的生活待遇與過去保持不變。聽到這裡，葛世明毅然帶著兒子，趁著天黑，連夜離開台灣逃回上海。

  上海市市長陳毅既是文強在淮海戰場上的對手，也是當年革命生涯中的朋友。那時文強隨朱德的部隊到四川，他是軍政治部的組織科長，而陳毅是師政治部的宣傳幹事。得知葛世明到滬，陳毅親自做了安排：首先把沒收了的文強私宅發還給葛世明，然後安排她去立信會計學校當老師，還介紹她加入婦聯，加入中蘇友好協會，參加一些社會活動。用葛世明生前對兒子文定中的話說，「雖然我們看不見你爸爸，但你爸爸看見了我們的幸福生活」。

  文強畢竟沒有實現他終身報答葛世明的願望，讓他痛心不已的是，葛世明自殺被人發現後，在急救站里人還活著，可是醫生請示醫院領導時被告知不予搶救，因為國民黨戰犯家屬兼「潛伏特務」的必然下場就是自絕於人民。家事不堪回首，國事風雲莫測，文強看見了人性的善良，也看見了人性的殘忍，特別是從功德林來到秦城監獄以後。這時候的「文化大革命」進入了「砸爛公、檢、法」階段，屬於公安人員的戰犯管理所幹部，一夜之間就被「支左」部隊替代了。那日晨起，文強想找監區管理員蔣鬍子聊天，被告知他已調走而且不再回來的時候，文強的鼻尖發酸了。蔣鬍子是文強給他取的外號，源於十多年前剛進功德林在圖書室的對話。蔣鬍子指著幾本名人傳記的封面問文強：「這個大鬍子是誰？」「馬克思。」「這個山羊鬍子是誰？」「列寧。」「這個小鬍子又是誰？」「史達林。」蔣鬍子奇怪了：「你是國民黨，怎麼會知道共產黨的事情？」文強笑了：「這是知識。」蔣鬍子仍有不解：「你們有知識，怎麼打仗打不贏我們這些沒知識的？」文強笑不出來：「因為你們有真理，真理是不可戰勝的。」蔣鬍子撓撓後腦勺：「我沒聽懂，我想拜你為師，學點知識。」文強感動了：「當老師我不敢，做朋友我願意。我在監區的編號為七十二，以後我就叫你蔣鬍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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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鬍子走了，蔣鬍子的上級來了。不過，他們是被人押進秦城監獄的，他們的身份不再是北京戰犯管理所領導幹部，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中地位最高的，便是主管全國各戰犯管理所的公安部十三局姚局長。姚局長是許多戰犯的偶像，他每次來功德林禮堂作報告，總是滿腹經綸，談笑風生。讓文強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則是他的膽識與魄力。那年，文強在軍統北方區任中將區長時的一個少將部下因患腦溢血搶救無效，死在功德林醫務室。文強想為部下開個追悼會，但遭到絕大多數戰犯的反對。他們認為此舉風險太大，如若「借屍還魂」的罪名成立，肯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文強心有不甘，悄悄給姚局長寫了個請示報告。姚局長批覆「可以召開」，並且通過電話要管理所負責人轉告文強，希望他在寫悼詞時，把這位軍統少將在反人民戰爭中犯下的罪行一筆帶過，而把其在接受改造過程中所盡到的努力、所做過的好事和盤托出。文強這樣做了，做了才覺得不可思議：那時雖然沒有「文化大革命」，但在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的年代，這個神話發生的地點，只可能在共產黨的監獄裡，而絕不可能在任何一堵高牆的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