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沈醉痛心連累妻女，卻遭到了其他文史專員們的批判

  提心弔膽的是沈醉，現在至少有兩件事情讓他惶惶不可終日。一件事關杜雪潔。他與這位新婚妻子剛剛度完蜜月，杜雪潔在醫院上班時便遭到同事以及領導的抱怨。同事說，你嫁給「嚴醉」不要緊，我們全院的護士都成了「特務婆」；領導說，拜託你換一家醫院工作吧，我院是全區十多年紅旗不倒的先進單位，現在被你男人的名聲抹成「鍋底黑」了！杜雪潔回到家裡，向沈醉哭訴了發生在醫院的一切。沈醉欲哭無淚，氣得牙齒咬得咯咯響：「我一人犯法一人當，關你什麼事？走，我們找你的領導去！」誠然，沈醉有自知之明，帶著老婆去醫院之前，他先去找了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的領導。該領導親自陪同沈醉夫婦找到醫院院長、黨委書記，向對方重申了黨的統戰政策，以及有悖這項政策所必須承擔的領導責任之後，對方同意杜雪潔繼續留在本院工作，並且願意對那些思想不通的護士們進行教育與幫助。「不過，我們有言在先！」醫院領導最後強調指出，「護士們憎恨特務的階級立場是沒有錯的，不僅沒有錯，而且值得表揚。所以，今後如果有人對杜雪潔說三道四、冷嘲熱諷，我們將無能為力、愛莫能助。」

  另一件事關沈美娟。她從長沙轉學到北京，轉眼就高中畢業了。由於她平日學習刻苦，成績優良，高考也發揮正常，考得不錯，沈醉滿心以為女兒可以如願以償，考上清華大學。可是事與願違，沈美娟連普通的院校也沒有考上。高考落榜，女兒哭了幾場，父親痛了幾夜。雖然杜雪潔的遭遇極有可能在沈美娟身上重演，但是，沈醉沒有死心，他逕自跑到北京市招生辦公室，詢問女兒落榜的原因。「如果她今年沒有考好，我準備讓孩子複習一年，明年再考。」沈醉滿臉堆笑地說。對方只是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可是陰沉著臉，儼然一位公事公辦的領導：「招生工作是要貫徹黨的階級路線的，今年如此，明年亦然。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了，還有什麼事嗎？」沈醉臉色鐵青，據理力爭：「黨的政策不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嗎？我的女兒五歲就離開她的母親，由長沙的親戚撫養成人，她何曾享受過我剝削得來的東西？又何曾接受過我反動思想的影響？……」對方不耐煩了，打斷沈醉的話說：「這裡不是訴苦的地方，你還是到別處碰碰運氣吧。」

  別處？沈醉想到了火葬場。倘若自己的死亡能給女兒開脫「罪責」，那麼他會立刻給自己抹脖子的。當然，沈醉心裡明白，即便自己不復存在，女兒的「原罪」依然鐵板釘釘。所以回到家裡，他只有心如刀絞地對女兒說：「對不起了，爸爸不該把你帶到這個世界裡來。」沈美娟不再哭泣，反而安慰父親說：「我們班上沒有考取大學的同學大都分配了工作，我也快了吧反正我要求不高，不管什麼工作我都可以接受。」

  依然事與願違，當沈美娟的全部同學，包括幾個右派、資本家子女都有了賴以生存的工作時，她卻不在分配之列。沈美娟找到街道辦事處主任，用試探的口吻詢問在發放就業登記表時，是否把她的家庭地址弄錯了。主任回答說：「是你投胎投錯了，國民黨戰犯，大特務，劊子手，這樣的家庭出身，聽起來都嚇人！」沈美娟繼續詢問：「那，我該怎麼辦呢？主任行行好，給我一條活路吧！」主任想了想：「我成全你，看你這個大丫頭也怪可憐的。你寫份申請來，響應黨的上山下鄉號召，報名去寧夏安家落戶，你看行麼？」沈美娟使勁點了點頭，眼眶裡浮動著感激的淚水。在她想來，離開北京，離開家庭，就能夠擺脫出身不好的陰影，只要能夠擺脫出身不好的陰影，上刀山、下火海，她也在所不辭！

  主意已定，沈美娟才把背著父親到街道辦事處的事情告訴了父親。當沈醉覺得被人當頭打了一棒，繼而由昏迷轉為清醒，急匆匆拉著女兒的手趕去辦事處，要求收回沈美娟的申請的時候，主任告訴他，申請已獲批准，並報上級安置辦公室備案，剩下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讓他回家取出戶口簿再去派出所戶籍民警那裡，辦理沈美娟由北京遷往寧夏的手續。

  女兒就這樣走了，與女兒相依為命的沈醉大病一場。大病初癒，在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學習座談會上，沈醉發言說，他對女兒到那麼遠的地方去種田，實在想不通。「我女兒是無辜的，我是有罪的。我不僅對人民犯罪，而且對女兒犯罪，是我的原因把女兒逼上了這座獨木橋。」沈醉話鋒一轉，「其實，她是有條陽光道的。我與女兒的媽媽辦離婚手續的時候，她媽媽提出要讓女兒回趟香港，當時我怕女兒去了以後不再回來，所以沒有同意。早知道情況是這樣，我真不如讓女兒回到香港在那邊讀書，在那邊發展，依靠自己的勤奮與努力，去贏得她的遠大前程。」沈醉原本說的是老實話，可是如同惹火燒身一般，他的發言立即遭到了其他文史專員的批判。

  

  董益三首先說：「你我都是軍統系統的人，我還好，乾的是電台通訊，不像你過去殺了那麼多人！我說話的意思是什麼呢？第一，要改惡從善；第二，要知恩圖報。看來你兩件事情都沒有做到，所以一遇到孩子的事情你的反動本質就暴露無遺了。」王耀武接著說：「我補充一點，共產黨赦免了我們的罪行，給了我們第二條生命，因此我們都把共產黨比喻成母親。可是沈醉你呢？你把孩子交給了黨，交給了母親，卻表現出很不放心很不情願的樣子，這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麼呢？」宋希濂最後發言，如同在功德林時一樣，他的發言通常帶有總結的性質：「我們看待任何事情，都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沈醉今天講的是子女問題，實際上講的是社會制度。大陸的社會主義看來沈醉是不滿意的，他認為那是座獨木橋。香港的資本主義看來沈醉是很欣賞的，他認為那是條陽光道。所以呀，階級立場如果不發生改變，世界觀的改造就是竹籃打水，全國政協特意為我們文史專員安排的學習座談也就是形同虛設……」「我說兩句，我說兩句！」沈醉打斷宋希濂的發言，氣喘吁吁地說：「啥子罪名我都可以承受，唯獨破壞學習座談的後果我擔當不起。這樣好不好，針對我剛才的發言，我現在作出公開檢討：孩子離開身邊固然是痛苦的，但自己不能把孩子當成私有財產。共產黨待我恩重如山，我怎麼能為孩子的事這樣反感牴觸呢？特別不應該的是，我想把孩子送到香港那樣的地方，這說明我過去一再表示的要永遠跟黨走的決心是不堅定的。那麼怎麼辦呢？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加強世界觀的改造，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講到這裡，沈醉用求救的目光，看了一眼杜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