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因了兩種不同的人生經歷，黃劍夫積極面對，提出質疑；邱行湘被動接受，只知感恩

  「我的認識不一定對。但是，魚鯁在喉，不吐不快。」黃劍夫在江津縣政協的學習會上發言說，「我認為，在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時，現在確實出現了一些偏差。血統論，過去就有，但是現在愈演愈烈，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實說，這句話我不敢苟同。就拿我來說吧，不錯，我在國民黨軍隊帶過兵，打過仗，曾經反動過，但這與我的子女有什麼關係呢？我有五個子女，兩個上大學，兩個上中學，小女兒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當農民，憑什麼他們就成了混蛋呢？」這位縣政協副主席發言時慷慨激昂，可是與會者反應冷淡，大都是一副事不關己的神態。只有一位民主黨派的負責人私下對他說：「其實這是人人心裡都明白的事情，那又何必從你的嘴巴講出來呢？唉唉，江湖險惡，人心不古，你就好自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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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鬱悶的黃劍夫更加鬱悶了。找不到地方傾吐的時候，他給邱行湘寫了一封信。信里說，寄來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五輯收到了，拜讀到新作《蔣軍對中央蘇區的幾次「圍剿」》，頗感欣慰，因之與舊作一樣，事實清楚，有血有肉，不失為一篇有較高史料價值的文章。但是，黃劍夫在信里又說，文章的敗筆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結尾部分的反省。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採取對日不抵抗，對內繼續用兵的反動政策，即令日寇進犯熱河，侵占承德，蔣介石仍將大部分軍隊調到江西反共。這個人民公敵親到崇仁，對陳誠集團的眾將領說：「中國的大患不在東北而在江西，有匪無我，有我無匪，如再侈言北上抗日者，即以通匪論罪。」我受毒甚深，根本沒有意識到「圍剿」蘇區就是「圍剿」革命，就是「圍剿」人民，就是阻擋了人民革命的進程。

  黃劍夫引用了邱行湘的這段文章，然後加以點評：「你怎麼認罪，我都覺得無關緊要，緊要的是你誤解了史料的本質，你離開血肉跑到思想覺悟和精神境界去了。若有閒暇，我倒建議行湘兄讀《史記》，我敢斷言，在司馬遷筆下，你是見不到文章以外的東西的。」

  邱行湘看了黃劍夫的信，只是苦苦一笑，沒有半點責備妹夫的意思。在他看來，妹夫太老實，甚至太迂腐，倘若稍微圓滑一點兒，在當年的北平擔任城防時，能接受他寫在紙上卻發自內心的勸告——「解放大軍現已兵臨城下，務乞吾兄審時度勢，廣開我兄據守之西北四門，以迎義師。良機不再，把晤在邇，惟祈攝重，幸勿猶豫。」——然後順水推舟，接受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的陣前提拔，最終以國民黨十六軍軍長之身將部隊開出城外，接受解放軍的改編，那麼，作為北平起義的有功之臣，他的境遇與眼下絕不可能同日而語。

  然而，天下沒有後悔藥。讓邱行湘感到不安的是黃劍夫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的反常的情緒。妹夫曾經那麼樂觀，對生活那麼嚮往，可是，正是生活，改變了他生活的態度，這是邱行湘始所未料的。那麼，作為同學，作為朋友，作為親戚，他覺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與黃劍夫好生交流一下。「劍夫兄，若不是每日坐班，我真想專程前往江津，以解十八年相思之苦。」當夜，邱行湘給妹夫復函說，見字如見人，今天我們就坐在一起，促膝談心吧。談什麼呢？邱行湘不談工作，不談文史資料的撰寫，只談生活，以及對生活的思考。他的話題是從周恩來接見首批獲赦人員開始的：「我們把總理的講話稱之為『四訓』，也就是總理要求我們掌握的四大觀點：愛國主義觀點、階級觀點、群眾觀點，以及勞動觀點。」

  關於階級觀點，邱行湘認為在今天「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現實面前，對於獲赦人員而言，不能不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因為作為共產黨曾經的階級敵人，如果不能正確理解這個話題，就可能成為生活當中的問題。那麼何謂正確呢？邱行湘希望黃劍夫學會比較，他說，在中外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中，我們肯定是幸運的。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蘇聯，蘇共革命成功，建立政權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對前朝的沙俄軍官格殺勿論。所以，邱行湘告訴妹夫，感恩，是我們這輩子的作業，只要是共產黨的主張，我們必須無條件地接受，哪怕忍辱負重，哪怕逆來順受。因為，我們畢竟不是華麗轉身，我們永遠是被動的。最後，邱行湘強調，我們都是軍人出身，所以我們的生活態度與貪生怕死、苟且偷生無關，要知道這就是命運的安排，抑或是命運的捉弄。

  邱行湘在信的末尾寫了「以茲共勉」，黃劍夫看後卻認為用詞不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邱行湘的觀點適用於邱行湘，而不適用於他黃劍夫，因為他們兩人畢竟有著兩種不同的人生經歷。不錯，黃劍夫自己也承認，他太老實，甚至太迂腐，當年沒有把部隊拱手交給解放軍，以求得共產黨的一官半職。但是，他不後悔，特別是從北平回到南京，親耳聽見傅作義被蔣介石罵為「賣身求榮，禽獸不如」的時候。至於自己最終放下武器，率部投誠黃劍夫認為那是共產黨勝利大局已定之餘，他對國民黨失敗不可逆轉的承認，雖然無可奈何，卻也心安理得。物是人非，時過境遷，他不過順流而下，完成了不以犧牲尊嚴為代價的轉折。

  較之邱行湘戰場被俘乃至出監獲赦，黃劍夫是為自己感到慶幸的。特別是能夠參加解放軍，能夠在南京軍事學院任教，他感到喜出望外，受寵若驚。當然，有新的歡樂也就有新的痛苦。他第一次走上講台的時候，坐在台下的竟是共產黨師長以上的將領。有一位身材矮胖的將領一邊敲打課桌，一邊念念有詞：「唉呀，真是搞不懂了，打敗仗的來給打勝仗的講課，這是誰家的規矩？」「這是共產黨的規矩。」另一位身材瘦弱的將領站起身，「不錯，我們的教官大都是國民黨起義投誠將領，他們大都是黃埔軍校、陸軍大學和國外軍校的畢業生。他們打敗了仗，那是因為他們依附了一個反動的政權；我們打勝了仗，這是因為我們擁有著一個革命的陣營。如果從個人的文化素質、軍事才能講，我們未必比他們強。事既如此，學習他們的長處，彌補我們的短處，讓人民的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事情就這麼簡單，有什麼搞不搞得懂的！」

  黃劍夫對那位矮胖的將領的提問無言以對，對這位瘦弱的將領的解圍充滿感激。在他看來，這種乍暖還寒的教書生涯也許還要維繫很久，但是，他沒有想到，針對部分學員對教員的不恭，劉伯承院長和粟裕政委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與警告，從而不僅讓他迅速擺脫了痛苦，而且讓他有機會從一個戰場以外的角度，窺探到了共產黨制勝的法寶。這樣，從認識共產黨，到了解共產黨、到佩服共產黨，再到擁護共產黨，黃劍夫走完了他認知與認同的全過程。與邱行湘的無可奈何相比，他更有理由主動地而不是被動地生活，積極地而不是消極地工作。至於敢於在縣政協學習會上說幾句真話，在他想來，正是他的生活與工作態度所決定的，用不著瞻前顧後，更無須提心弔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