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既感「天高地厚恨難報，願為統一蹈火湯」，何嘆「冠蓋滿京華，唯我獨消瘦」？

  圓形的桌面上，升騰著八菜一湯的熱氣。

  張玉珍懂得烹調，她做的紅燒牛肉，得到溥傑的日本妻子的誇獎，她做的糖醋帶魚，得到溥儀的讚譽。邱行湘則站起身來，把人們認為好吃的東西，連續不斷地夾到康澤的碗裡。邱行湘的這個舉動，雖然並不顯眼，但凡是在功德林目擊了他與康澤曾經的「戰爭」的人們，都明白了邱行湘此時的用意。楊伯濤說邱行湘有悔過之心，廖耀湘說邱行湘有感恩之情。楊伯濤則順著廖耀湘的語意、帶著與邱行湘共勉的意思，當即作了一首詩：

  特赦再生永迴腸，況復殊遇享膏粱。

  天高地厚恨難報，願為統一蹈火湯。

  悔過之心與感恩之情，在邏輯上可以構成因果關係。對於在座的前國民黨將軍來說，這種關係不僅揭示了他們心理運動的趨勢，而且表明了他們具體行動的意義。所以楊伯濤最末的那句詩的構思，還應該從前時他們以國民黨戰犯之身參觀人民大會堂的時候談起。在繪製著高山族風格的幾何形圖案的台灣廳里，他們站在一幅描繪鄭成功收復台灣的油畫面前，重溫了一部悲壯的歷史：從三國時代孫吳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航海到「夷州」，到明朝末年驅逐荷蘭、西班牙殖民者；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上祖國的「海上走廊」，到杜魯門悍然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駛進台灣海峽地區《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之後，居然出現了一個《共同防禦條約》，完完整整的華夏古陸便產生了一道人為的裂痕……國民黨戰犯在台灣廳站得很久很久，莫不是只有在這裡，他們才難以邁開艱難的步履？國民黨戰犯在台灣廳走得很慢很慢，莫不是只有在這裡，他們才開始追逐時代的足跡？

  邱行湘在寓所的壁頭上，貼有一幅中國地圖。杜聿明坐在地圖之下，發表了一番言語：「民族的分裂是我們這一代人造成的，祖國的統一也應當由我們這一代人去努力完成，不能把戰爭的責任留給後人。」邱行湘坐在地圖之下，撰寫了一篇文字：

  ……我雖然在洛陽戰役中被人民解放軍俘虜，但是對蔣軍的慘敗卻不服氣，不服輸，把這次蔣軍覆滅的原因，歸咎於蔣介石指揮失策，其他蔣軍兵團見死不救，以致兵力懸殊，孤軍作戰。通過十多年來的學習與改造，尤其是學習了馬列主義和偉大領袖毛主席著作以後，使我逐漸認識了真理，辨明了是非。世人皆知，蔣介石賣國獨裁，禍國殃民，固然剛愎自用，指揮無能，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但是戰爭的勝負，主要決定於戰爭的性質和人心向背。蔣軍必敗，人民解放軍必勝的道理就在這裡……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在台灣的老朋友、老同事們，目前台灣蔣經國集團的處境，和我當時在洛陽一樣，已經是末日將臨了。解放台灣，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繼續。任何反動勢力都阻擋不了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堅強意志。希望台灣國民黨軍中的老朋友、老同事們，認清形勢，審時度勢，早做抉擇。只有在解放台灣、統一祖國的神聖事業中做出應有的貢獻，才有出路。

  這是已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發《對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廣播》節目裡播用的一篇廣播稿。邱行湘撰稿之餘，除了想起他在赴洛陽主戰之前去蔣經國的官邸（勵志社）辭行的情景，還想起從那時開始認識的忘年之交賴鐘聲。他之所以把當年的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與他的首屈一指的得意嫡系門生連在一起，乃是因為賴鐘聲毫不吝嗇地把青春和才智獻給了蔣經國，而在得到東西的人繼續得到東西的時候，失去東西的人卻不知在哪裡。

  有這麼一天，在邱行湘看見喜蜘蛛後十分鐘，他突然收到了賴鐘聲的信，信封的落款是「北京市第九十二中學」。這位戴著眼鏡的高中物理教師用他的蠅頭小楷向收信人首先表達了提筆時的欣喜若狂的心情，然後筆鋒一轉，情緒從有頂的高山落到無底的深淵。他談到新安分別，相視無言，也談到押解永年，行程坎坷。不過最終是一番不可抑制的抱怨：「我本一介書生，因對當時貪污腐化的局面不滿，才放棄工程技術崗位，考了幹校。這一舉鑄成大錯，偏為小蔣所用，幾成為殉葬品！若不去當那個倒霉的青年軍少將政工處長，如出國學習，現在回來，情況會有多大的不同！環顧美籍中國學者、大半系我的聯大同學，而今舊同學中都是專家學者，我不過一中學教師耳！有時難免有『冠蓋滿京華，唯我獨消瘦』之慨！」

  賴鐘聲比起青年時代，顯然要發福得多。他是北京物理學會理事、《物理通報》編委，撰寫了幾本物理方面的小冊子。更為重要的是，在他的身上產生了這樣的事跡：高二班的上午第四節課，由於授課的一位女教師因病請假，本應改作自習。然而就在上課的電鈴剛剛響畢，連續講了三節課的賴鐘聲又慢慢走進這個班的教室。他並不準備講課，他用粉筆在黑板上寫著牛頓第二定律與第三定律的綜合練習題。寫著寫著，雙手發抖，寫著寫著，粉筆落地。正待他彎腰去拾，學生已上前拾起。他透過突然發黑的鏡片，看了學生一眼，然後閉著眼睛，寫了最後一道題。學生沒有看見這道題——他們只看見老師倚靠在黑板上，手裡捏著一支粘有污垢的粉筆……

  

  邱行湘收到信的時間是下午，可是他從一封信里看見了一個早晨。儘管賴鐘聲用略帶惆悵的筆調告訴他，因為自此從高血壓到腦出血，再到半身不遂的後遺症，所以也就如同在生命的樹林裡，已經從上午走向了黃昏。但是邱行湘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對賴鐘聲的評價，依然根據著自己的結論。他把這位俊氣的書生看作樹林中的一隻黃鶯，站在綠色的樹梢上，對著藍天啼鳴。當然，它也有棲息的時候——邱行湘奇怪的是，它明明站在藍天底下，為什麼不向一隻剛剛飛出鳥籠的麻雀唱上一支思戀與歡樂的歌曲？

  賴鐘聲寄出信的時間竟在邱行湘獲赦多年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人民日報》一則關於江蘇各界人士在南京中山陵參加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活動的報導中發現了邱行湘的名字——賴鐘聲沒有從幾年之前的全國任何一家報紙上面獲悉三十三名戰犯首批獲赦的消息，卻責怪邱行湘為何不去讀讀《物理通報》，封底上面的編委名單中，就有賴鐘聲的名字。邱行湘啼笑皆非之餘，好一番長吁短嘆：身為少將政工處長時，要了政治丟了技術；身為三級中學教師時，要了技術丟了政治。他了解對方的內心，也希望對方領會他的見地：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懂得戰爭的人們也就懂得政治，譬如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既可以當作軍事常識又可以當作政治術語。倘若有人連這也不懂，那麼賴鐘聲應該擔任這方面的教師，即令在昔日的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同班同學王升、李煥、陳元這些台灣軍政大員面前，也可以談談自己的經歷和事跡。

  邱行湘把自己的意思寫信告訴了賴鐘聲，雖然帶著幾分命令的口氣，但是為了使這位當年的下級能夠得到相應的職務的委任從而重新與自己戰鬥在一個陣地，他給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侯鏡如寫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