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曾獲美國加州大學博士學位的杜建時，最終為一本中國普通大學的教科書《政治經濟學》所折服

  機緣可以扭轉一時的厄運，常理方能挽救一世的沉淪。

  《聖經》曾經告訴杜建時：「頭腦簡單的人多麼幸福。」然而，他實在無法接受上帝的旨令，如果他需要再次祈禱的話。這位美國軍事學院的留學生，可以躲過太平洋上的風暴，卻不可以迴避八角樓下的旋渦。

  浮木是多種多樣的。

  戴著中將軍銜的國民黨天津市長杜建時，與其說是一個科班出身的軍人，倒不如說是一個頗有資歷的文人。他於美國軍事學院畢業之後，又進美國加州大學攻讀了兩年國際政治。回國未久，1945年3月，蔣介石派他到美國舊金山參加聯合國首次制憲會，此時加州大學為他補了一個博士學位。

  文人的腸子彎彎多。杜建時對於姚處長公布的討論題，並沒有直接的答案。他沒有機會在戊字胡同走廊上發言，否則我們可以發現他的思維的邏輯：民族氣節與政治信仰是合拍的，如果有誰能夠證明社會主義對了，那麼我一切都錯了，而且不僅僅是我錯了，反之。如果有誰能夠證明資本主義對了，那麼我一切都對了，而且不僅僅是我對了。正是基於這種邏輯的規定性，杜建時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四二五頁的以下文字加上了著重符號：「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

  在美國改名為「S·T·杜」的杜建時，較之黃埔系國民黨將領，前者的資本主義意識為多，後者的封建主義色彩為重。正因為這樣，他認為在任何一個命題中，先爭中國人民與中國國家的公益，再談政黨權力與政黨理想的私見，離開物質條件的一切道德觀念都將為現代文明所最後淘汰，中國人的「忠孝節義」則是中國社會貧困與愚昧的根源。

  杜建時的政治見解貫穿在他昔日的生命中。1945年8月，他在華盛頓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隨即接蔣介石急電，催促他和商震迅速回國。9月上旬回到重慶，當即與蔣介石見面。蔣介石在委任他為國民黨第十一戰區駐津、唐、榆代表，北寧（從北平到遼寧）戰區警備司令（後改為北寧路護路司令）之餘，沒有忘記徵詢他的侍從室中將高級參謀及國民政府中將參軍杜建時關於發動內戰的意見。杜建時坦率地稟告了他的後顧之憂：「消滅共產黨我沒有意見，可是維持戰爭的經費我們夠麼？」蔣介石雖然不以為然，但是杜建時卻把自1946年6月國民黨在豫鄂邊區公開發動內戰以來的國民黨全國戰場總崩潰的軍事失敗與屆時的國庫空虛聯繫起來，「金錢萬能」進而成為他的堅如磐石的信念。

  一旦進入新中國的大門，杜建時博士首先被《天津日報》上的兩句兒歌「吃大米反飢餓，吃小米扭秧歌」所啟迪、爾後又為黃金國在朝鮮的慘敗所震懾，最終為一本中國普通大學的教科書《政治經濟學》所征服。

  杜建時將他的讀書心得用中文或英文寫在紙上，然後一張張粘貼在書的背後。不知不覺，書的厚度增加了一倍，杜建時的白髮也增加了一倍。他讀得很苦，他是以生命的一半為學費，來到功德林念書的；他讀得很甜，他在生命的另一半歲月里，理解了人生的價值觀念。

  

  我們在杜建時的讀書筆記中擇其要點歸納如下：

  一、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而資本主義擴大生產並把千百萬工人集合在大工廠內，這就使生產過程具有社會性，因而破壞了本身的基礎。

  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性質和生產關係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必將通過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暴露出來。危機時期，由於停止生產，破壞生產力，千百萬工人被迫失業挨餓

  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不再適應社會生產力的必然結果，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必然爆發最尖銳的階級鬥爭。

  請不要責難杜建時博士的學問，為什麼此時只有中學生的水平。作為曾經是社會主義的敵人的人，能夠如此準確地接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得出心悅誠服的結論，其意義不會亞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的，杜建時手中的《政治經濟學》像一葉扁舟，以它特殊的浮力，載著探索者登上自己的陸地。

  如果說杜建時此時在功德林走廊上沉思什麼，那麼一定是他有話想告訴他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妻子。他希望這位美籍華裔女士走進教堂時替他虔誠禱祝：「頭腦簡單的人多麼幸福！——繼資本主義而來的必然是社會主義，簡單得正像繼黑夜而來的必然是白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