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杜聿明和宋希濂分率甲、乙兩組展開辯論：孫中山先生是否接受了共產主義？

  囚禁國民黨將軍們的功德林被稱為一所學校，倒不因為其間有一個圖書室。這所學校的真正含義，還在於它在監獄的外殼下包容著可以儘量呼吸的空氣。

  上帝賜予功德林以特殊的幸福。

  匈牙利事件和中國反右鬥爭相繼爆發的公元1957年，當高牆外廣大的知識分子正在經受一次戰爭的洗禮的時候，高牆內罪惡的戰爭分子卻進行了一場學術性辯論。

  本章節來源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辯論會是北京戰犯管理處官方主持的。

  題目是：孫中山先生是否接受了共產主義？

  自願參加這場辯論的一百二十多名國民黨將軍先後在學習委員會報了名。學習委員會將他們分為甲、乙兩組。甲組是論題的否定者（約有八十人），乙組是論題的肯定者（約有四十人）。每組各派兩至三名代表發言。甲組發言人是杜聿明、文強、王凌雲，乙組發言人是宋希濂、梁子青。

  當雙方首席發言人杜聿明、宋希濂昂首挺胸走進會場的時候，人們很容易想起歷史的一幕：1948年10月，蔣介石決定放棄鄭州之後，劉峙即將該地前進指揮部撤至徐州。在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主任人選問題上，劉峙建議國防部遴選黃埔軍校第一期出身、曾任兵團司令以上、資深而有作戰經驗、能孚眾望者一人，以副總司令名義兼任前進指揮部主任。國防部長何應欽同意此案，並以何應欽系的兩員大將：華中「剿總」第十四兵團司令官宋希濂和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為最佳人選，簽請蔣介石核定。事隔九年，北京功德林戰犯當中的兩位幹部：學習委員會生活委員宋希濂和縫紉組組長杜聿明又同時站了出來，接受真理的挑選。

  這應該是歷史的另一幕——目擊者說，宋希濂由於講話聲音太大，額上滲出了汗珠；杜聿明由於揮臂用力過猛，不得不解開領扣——如果我們給這個鏡頭配上聲音，那麼可以在辯論會記錄稿里摘取如下段落。

  乙組：

  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宣言》中，孫中山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民族主義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即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對內反對民族壓迫。民權主義主張普遍平等的民權，使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反對土地權「為少數人所操縱」（稍後，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反對私人資本「操縱國民之生計」。

  不難看出，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最高綱領與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基本原則完全相符，因此我們認為，孫中山提出新三民主義的本身，就是接受了共產主義。

  甲組：

  我們並不否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歷史發展階段上的聯繫，但是這是兩回事，兩個概念，兩個範疇。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工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可見共產主義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範疇。孫中山雖然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但是這只能使它在新的歷史時期獲得新的內容而不能改變三民主義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關於這一點，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這篇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在這以後，三民主義是新範疇的三民主義，是新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

  所以我們的看法，孫中山作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家，他沒有而且不可能接受共產主義……

  這裡不存在「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的情況，但是用文人的方式來解決武人的問題，畢竟是困難的。四個小時過去了，雖然兩個小組各自得到了結論，然而辯論會的結論是：誰也不服誰。

  人們的眼睛朝前望去。那裡坐著管理處主管學習的一位副處長和一位科長。由於功德林的共產黨人具有不急於表態的習慣，所以人們只能通過他們的神情去判斷兩組的勝敗。但是這種判斷也是困難的，因為在甲組發言時，副處長笑了，在乙組發言時，科長笑了。

  被黃埔同學尊稱為「擴大哥」的曾擴情，事後對辯論的雙方說：「不曉得哪個出了這樣一個好題目，既溫習了三民主義，又學習了共產主義——所以你們都勝利了；共產主義當然比三民主義好——所以我們都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