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李仙洲成為蜚聲功德林的電影「觀後」專欄作家，自稱「不要三從，要四德（得）」

  一張紙可以把兩個人連在一起，兩張紙可以把四個人連在一起，要把八條胡同的人們都連在一起，其實只消一塊青磚牆壁。但是，自從《新生園地》創刊以來，至今還沒有出現過李仙洲的名字。

  這當然事出有因。

  李仙洲是個孤獨者。他走到哪裡，哪裡只能出現他的影子。就是走到他的黃埔一期同學面前，比方說看宋希濂下棋，看杜聿明裁衣，他也絕不笑它幾聲，說它幾句。久而久之，他在人們的印象中，成了一個可憐的啞巴老頭子。和所有的啞巴一樣，李仙洲的話埋在心裡頭。就在《新生園地》創刊不久，某次看完電影回來，他在筆記本上寫下一段話。大意是：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打仗，是人和人打仗。既然如此，為什麼銀幕上的國民黨軍官一個個不是像豬就是像猴？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打仗，就是日本投降後也打了三年之久。既然如此，為什麼銀幕上的共產黨軍隊，一次衝鋒就可以結束戰鬥？李仙洲的筆記本本來放在枕頭下面，結果被他的組長送到孫副處長的案頭。當孫副處長親手交回筆記本，然後走出丙字胡同的時候，李仙洲第一次想說話，卻又偏偏說不出口。他簡直沒有想到，管理處負責人竟建議他把「電影觀後」送到《新生園地》發表，而且，「今後還可以繼續寫寫看完電影的感想」。

  以上兩點意見，李仙洲都照辦了。他在辦第一件事的時候，想到了他的組長。辦第二件事的時候，想到了孫副處長。

  功德林平均每周放一次電影，李仙洲則平均每周寫一篇「觀後」。文章褒貶是否恰當，我們不去管它，反正他在文藝專欄里不僅獨占一隅，而且獨樹一幟，成為功德林蜚聲文壇的專欄作家。文強在李仙洲自詡的三德（得）——吃得、睡得、拉得——之後，又加上一德，稱之為「寫得」。這位令人嫉妒的啞巴老頭子則大笑不已，連連點頭說：「我不要三從，我要四德（得）！」

  《新生園地》把國民黨將軍們集合在八角樓下，有沒有一個時刻，戊字胡同里會出現他們攜手並肩的隊列？

  有的，由進取心產生的快樂與痛苦，常常突出地顯露在某一個具體的天日當中。就拿過年來說吧。每到這一天到來的時候，功德林的生活都要發生若干微妙的變化。明顯的特徵是，戰犯們都穿著異常乾淨的衣服，活動在先前的領域裡。只不過這時坐著的人不多，他們喜歡在走廊里走來走去，不厭其煩地擦肩而過，點頭致意。儘管他們明明知道，哪怕是最講究、最時髦的穿戴，在朝夕相處的人的眼裡，並不能產生多大的魅力，絕不可能像鄉下人在大年初一那樣，通過穿紅掛綠的衣著，到擁擠的集市上去掙得自己的體面。然而他們畢竟願意這樣做。究竟為了什麼？他們誰都知道，但是誰也不告訴誰。倘若有人提議，與其沉浸在思念的苦海，倒不如登上寄託的陸地，那麼，立刻有一支來自八條胡同的人馬，神速地集結在戊字胡同走廊西側，為著整個功德林，為著全體國民黨將軍，精心製作一套最昂貴的新衣。

  這年春節的《新生園地》是這樣誕生的。

  第一個手握畫筆的是郭一予。他號稱「六一居士」：先後畢業於黃埔一期、航校一期、高教班一期、廬山訓練團一期、中央訓練團一期、陸大特別班一期。但是，這並不是他手握畫筆的資歷。毛澤東當年任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主事時，他任這所學校的圖畫教師。所以，在今日之功德林，他出任了《新生園地》美術編輯。

  

  現在要奪過畫筆的是邱行湘和文強。他們事前已有商量，所以理由完全一致：「你畫插圖的機會多著呢，讓我們這次練練筆吧。」郭一予沒有同意：「過年不比平日，要是畫得不好，大家會罵我的。」

  此時走來了龐鏡塘：「面得好不好是一回事，應該讓他們表表自己的心意。」郭一子同意了。龐鏡塘沒有離去：「我來畫刊頭，我已經構思幾天了。」郭一子堅決反對：「你畫？你畫的要得個屁！」邱行湘和文強一起道：「要不要得，可以先讓他試一試。」

  爭執之中，宋希濂來了。他的話不多，就像信號彈較之手榴彈用場為少一樣、他總是在發起行動的時刻發揮學習委員會委員的威力。他指定郭一予搞花邊，杜聿明搞剪貼，曹天戈寫標題。

  成功了的刊頭是這樣一幅圖畫：一匹棗紅色的奔馬，馬上坐著一個穿草綠色軍裝的人民解放軍戰士，戰士高舉著紅旗，紅旗上寫著「毛主席萬歲」五個黃字。刊頭的左邊是一幅國畫，這是文強畫的紅梅，刊頭的右邊也是一幅國畫，那是邱行湘畫的牡丹……

  印度婆羅門教認為，一個人體內有一個靈魂，在軀體死去時，它就像鳥出籠那樣，飛進一個新的生命，或在天堂，或在地獄，或在這個地球上。功德林的生活的圖畫，顯然違背了這個古老的教義，取而代之的是，在一個軀體並未死去時，將這個軀體的靈魂與這個軀體的本身不知不覺地分開，置放到這個地球的另一個地方，比方說，心在壁頭上——就像我們在《新生園地》兩側看見的由紅紙剪成的象徵著心臟的桃尖圖形一樣，而人在土地上——就像昔日的戰場已經種上莊稼，今日的荒地正需要耕耘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