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這份倡議書，來自崇明縣三星鎮的二十八戶移民:「我們要自立自強，積極發展生產，雖然暫時對這裡的耕作方式與生產技術還不太適應和熟悉，還存在著很多生產上的困難，但是我們有一雙勤勞的雙手，也有聰明和才幹，更要建立戰勝困難的信心和精神。我們來自山區，要克服語言障礙和自我封閉意識，儘快適應新的生活環境，要不斷養成講文明、講衛生的生活習慣，要主動與當地融合，熟悉適應風土人情。落戶崇明後，我們就是這裡的村民，儘管我們為了三峽工程舍家外遷，為國家作出了貢獻，有著值得我們引以為自豪的光榮感，但我們不能因此有特殊公民的思想，要自尊自律，學法守法，用法律法規和村規民約規範我們的行為做遵紀守法的好公民……」計處長告訴我，這份倡議書的背後站著一個人，這個人不是外遷移民，不是當地幹部，而是一個年近六旬名叫陳蘭芳的農村婦女。去年這個時候，崇明縣召開三峽移民自強、自富、自律暨幫扶工作經驗交流會議，他在會上聽了陳蘭芳的發言，聽了三星鎮移民的倡議，在他的感覺上，後者顯然是在前者的精神感召下的產物。

  我決定去三星鎮看看陳蘭芳。車在環島柏油馬路上急駛，距離陳蘭芳那座低矮簡陋的平房只有一里路的馬路邊上，我看見了四幢別墅式的小洋樓，毫無疑問，那裡住著四家來自雲陽的外遷移民。在我的提議下，我們在外遷移民的房前下了車，去陳蘭芳家之前，順道也去看看他們。他們都下地干農活去了，四幢房子有三個鐵將軍把門，唯有張青林的女兒張丹丹在家，她已身懷有孕，挺著大肚子，還跑上跑下地為我們端水倒茶。「你的丈夫呢？」我問。「上班去了。」她回答說，「他是個司機，每天早出晚歸。他家正在修房子，所以我們暫時都住在我爸爸媽媽家。」聽得出來她的丈夫是當地人，於是我又問:「你們是自由戀愛呢還是包辦婚姻？」她笑道:「現在哪裡還興包辦？我丈夫是隔壁村的陳蘭芳師傅介紹的。我們初來乍到，人地生疏，多虧碰上了她這個大好人哩……」「等等。」我打斷張丹丹的話，「陳蘭芳和你們不是一個村的嗎？」「不是。」她告訴我，「我們是廟星村，陳蘭芳師傅是南橋村，南橋村沒有移民。」「那，你們為什麼稱呼她師傅而不叫大姐呢？」「也有叫大姐的。」張丹丹道，「我爸爸媽媽稱呼她師傅，主要是什麼都要靠她教。爸爸在老家時從來沒有種過莊稼，他在一條個體運輸船上當輪機長，拿工資吃飯的。媽媽倒是會種地會養豬，可是到了崇明島，氣候不同，泥巴的顏色都不同，她就什麼也不會了。」計處長對我說，和剛來這裡的移民什麼也不會相反，陳蘭芳是個種地的好手，早在十年前，她就和她當過生產隊長的老伴開始從事蔬菜種植業，掌握了一整套種植技術。移民落戶廟星村以後，糧食有現成的吃，蔬菜卻要靠自己種，但是因為不會種，結果種什麼死什麼，就在移民急得團團轉的時候，得到消息的陳蘭芳從南橋村趕來了。來了一次不行，兩次也不行，陳蘭芳索性放下家中的農活，每天起早摸黑地出現在這四家移民的田頭地角。移民不用買菜吃了，陳蘭芳也可以打道回府了，可是她不，用她的話說，不僅不用買菜，而且必須賣菜，崇明島上工業不發達，全憑賣菜賺鈔票。就這樣，三秋大忙季節，陳蘭芳開始為移民籌劃搭建蔬菜大棚，從手把手指導整地挖溝、施肥育苗，到腳跟腳陪同購買竹頭、尼龍薄膜，足足花了半個月，終於為張青林、何科祥兩戶移民搭建起四個大棚，種上了一畝半地的早洋山芋，確保在元旦節之前全部上市。這個季節，也正是陳蘭芳家中的蔬菜上市旺季，但是為著讓移民在崇明島看見希望，她壓住自己的蔬菜不賣，反而動員自己的丈夫和她一起去市場先把移民的蔬菜賣掉。「那天我也去鎮上了。」張丹丹忍不住撲哧一聲，「現在想起來真是好笑。我爸爸還有隔壁鄰居何叔叔傻傻地站在農貿市場的蔬菜攤位上，一句上海話也不會說，只聽見陳蘭芳師傅大喊大叫，我當時也聽不懂她在喊叫什麼，反正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意思。她這一招還真靈驗，不一會兒買菜的人就圍過來了。稱秤的是她的丈夫，手忙腳亂的時候，稱的是我家的洋山芋，收的錢就往我爸爸的衣袋塞，稱的是何叔叔的洋山芋，收的錢就往何叔叔的衣袋塞。我站在爸爸旁邊，看見他中山服四個衣袋都有錢，像棵搖錢樹了！」我也忍俊不禁道:「搖錢樹我見過兩棵，那是從地裡面挖出來的出土文物，活著的並且會說話的搖錢樹我沒見過，而且是第一次聽說。哦，對了，你們這裡四戶移民，就你家和何叔叔兩家種大棚蔬菜麼？」「開先是這樣。以後看見蔬菜能賺錢，張伯伯和李叔叔才搭了大棚的。」張丹丹告訴我，「張伯伯開先種西瓜，十畝地的西瓜苗都是陳蘭芳師傅在大棚里育好，然後親手種到大田裡的。去年年初，陳蘭芳師傅發高燒，打針吃藥吊鹽水，在鎮上住了四天醫院。就在這四天之內，李叔叔的兩百棵番茄秧因為沒有適時揭棚而燒苗枯死了，陳蘭芳師傅出院才知道這件事情，她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責任，為了不讓李叔叔經濟上受損失，她自己出錢，從合作鎮一個徒弟那裡購進番茄苗，給李叔叔的大棚補種上了。」一直坐在側旁洗耳恭聽的施局長這時轉過身來，用一種不吐不快的口吻對我說:「關於陳蘭芳，最讓我感動的還是今年春節剛過的那個深夜——」忙碌了一天的陳蘭芳早早地進入了夢鄉。忽然間，玻璃落地發出的咣當聲把她從夢中驚醒，定睛看時，漏空的窗戶外面樹幹搖曳，狂風大作。不好，起龍捲風啦！她趕緊叫醒老伴，繼而翻身下床，手拿電瓶燈，邊穿衣服邊朝門外跑。老伴以為她要去自家的蔬菜大棚壓土加固，結果發現她朝廟星村跑，放心不下之餘，也趕緊追過去了。四家移民也許是房屋牢實的緣故，全然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陳蘭芳老兩口兒也不驚動他們，只顧在他們搖搖欲墜的八個大棚上面加固棚架，覆蓋薄膜。好幾次這邊的薄膜壓住了，那邊的薄膜又飛起來，老兩口兒便各守一邊，同時跪在地上，然後趕緊壓土。整整兩個小時以後，老兩口兒回到自己的房前，自家的大棚已被損壞三個，加上棚內秧苗遭受霜凍的損失，不在三千塊錢之下。「我問過陳蘭芳，為什麼要這樣做？」施局長面朝計處長道，「她說自己從小失去父母，家境貧寒，是共產黨養育了她們姐弟三人，免費上完初中，掌握了一定的生產技能。她不會忘記黨的恩情，而移民正是響應黨的號召來到這裡的，所以她就把自己的報答之心放到移民身上去了！」我在心裡點了點頭，上海人的傲慢大概存在於都市的弄堂之中，崇明島上的普通農民原來和山里人有著相同的樸實與真誠。我想見到陳蘭芳的願望更迫切了。握別張丹丹，我們又上車前行，就在汽車剛剛拐上柏油馬路的時候，計處長指著馬路另一邊偌大一塊麥田說:「喏，陳蘭芳在那裡！」打開車窗，順著計處長的手勢望去，麥田中間果然蹲著一位身材矮小的農村婦女。「她在那裡幹什麼？」我問。「前幾天下雨颳風把麥子颳倒了，現在要幾窩幾窩地捆起來豎在地里，收割機來了才好操作。」施局長對我說，「這塊麥田不是陳蘭芳自己的。喏，那是界碑，界碑右邊才屬於南橋村呢。」「那麼，陳蘭芳又在幫移民幹活了？」我說。「肯定。」計處長又指著麥田的另一頭，「這兩位都是移民。男的是張丹丹的爸爸張春林，女的是她媽媽彭祖英，他們正在捆麥子呢。」我不願意打擾他們，連車都沒有下。專程來看望陳蘭芳，沒有看清她的面容，也沒有聽見她的聲音，但是，當我們驅車前往廟鎮的時候，她給我留下了一個佝僂著身腰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