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閻文君站起身，請我們到他家做客時，說了一句語帶雙關的話：「不管以前在外跑手藝，還是現在來這裡當移民，我一輩子都不喜歡借房子躲雨。」直到在他家的客廳里坐定，我還在琢磨，如果那句話首先是送給鄔信群的話，那麼然後就是留給自己的了。證實我的想法的，是這位移民代表家中較為超前的裝修風格，整潔、明快，質地很好的材料，並不複雜的造型，與城裡人正在流行的風格是一致的，當我對此表示出乎意料的時候，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閻文君的老伴竟像年輕人那樣聳聳肩膀，滿不在乎地對我說：「這算啥子？房子不是借的，也不是租的，是我們自己的。居家過日子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年，是我們一輩子。所以呀，錢花得再多也不為過，不要說兩三萬塊錢，只要我們拿得出，就是二三十萬也心甘情願哩！」我當然明白，說這話是需要底氣的。閻文君的老伴的底氣來自他們的家底，家底究竟有多厚，當過村里會計的閻文君肯定劈劈啪啪撥弄過算盤子。於是我準備問問他，並且由此打開我與他之間的話題，然而我欲言又止了，有道是女人不問年齡，男人不問財產呀。

  閻文君走進臥室然後很快出來了，他拿著一包香菸，沒有拆封，整包遞到我的手裡：「拿到，這是我們重慶產的香菸，這個地方買不到，是我老大去年過年回家探親的時候帶來的，都在衣兜里放了半年了，平常也捨不得抽，還不曉得發霉沒有？」我謝了他，雖然在物質的意義上微不足道，而且有些文不對題，就像重慶人到了沿海有人要請你吃麻辣火鍋一樣，但，我依然為之動容，他把他對家鄉的眷戀，點點滴滴，一絲一縷，都像捲菸絲那樣統統裝進香菸里去了。作為回敬，我也從公文包里取出一包香菸送給他，只可惜不是重慶產的。他謝了我，順手將香菸揣進衣兜里，然後退後一步，坐在了弧形沙發的轉角處。我想，我與他互贈禮品的儀式應該結束，到了書歸正傳的時候了。沒有想到的是，閻文君的開場白卻是衣兜里的那包煙。也許是他已經認定那包煙毫無精神價值的緣故，所以他是這樣進入話題的：「你抽的煙比我貴，我抽的煙比我過去抽的貴。記得十七八歲學抽菸的時候，我母親吵我，說煙錢都找不到，還抽啥子煙喲。我父親反駁母親說，會抽菸的人就會找煙錢，煙錢用不完就用來吃飯，用來穿衣，用來找婆娘，連煙錢都找不到的人就不配抽菸，只配去死。父親的話對我刺激很大，我一輩子沒有偷過懶，恐怕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可是，不偷懶有啥子用？成立人民公社以後，我只抽得起自己種的葉子煙，『文化大革命』那陣，我只抽得起八分錢一包的經濟煙。後來學會手藝，外出打工，日子好過一點了，煙也就買得好抽一點的了。我現在抽的煙，對於我來說，價錢是最高的。高就高一點吧，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嘛。嘿，我這輩子能夠從低處走到高處，實話告訴你，連我自己都不曉得是好久交上了好運的！」我稍有思忖：「應該是從土地承包到戶開始的，從那時候起，的確有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但是不同意你的說法。」閻文君快人快語地道：「我在說我，你不要說別人，更不要說全國幾個億的農民兄弟。我現在曉得了，我的好運是從移民開始的，而且，我敢打賭，我們忠縣江星村所有的人都是從移民交上好運的。道理很簡單，政策再好，老家的崇山峻岭變不成這裡的一馬平川；政策再好，過去的每人三分土地變不成現在的一畝半到兩畝。土地才是農民的命根子呀，離開土地談啥子運氣，那不是天上飄起的說爆就爆的氣球麼！」

  對於命運的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度，這應該說是自然的。沒有想到的是，農民對於土地的依戀，我過去認為就是對於故鄉的依戀，而今聽閻文君說話的意思，那土地就是土地，故鄉就是故鄉，土地在哪裡故鄉就在哪裡。倘若這種說法不無道理的話，那麼，我開始真正懂得何謂第一故鄉，何謂第二故鄉，以及兩個故鄉在一個人心中的同樣重要的緣由了。閻文君新的家園的建造，應該說是從他在荊州領到了自己的承包土地以後開始的。他全家五口人，有將近八畝土地，八畝土地他嫌上不了規模，於是以每畝每年兩百塊錢的價格，又在當地農場職工手裡承包了幾畝土地。不曉得的人以為閻文君家裡勞動力過剩，其實十幾畝土地全靠他一個人種。大兒子的戶口過來了，人沒有過來，依然在老家忠縣的大陽運輸公司上班。這家公司有一艘兩千噸級的貨櫃貨船，專門跑重慶至上海，然後再從上海至重慶。閻文君的大兒子就在這艘船上負責。大兒子告訴過父親，等兩年三峽大壩修好後，萬噸級的貨船也可以直接由上海到達重慶了，到那時，船大了，公司大了，他的事業大了，有可能更不容易見到父母了。「哪有媽老漢把娃兒一輩子拴在褲腰帶上的。」閻文君當時這樣回答過大兒子。自從舉家遷入荊州，留在忠縣的大兒子打來長途電話說，他在一夜之間成了異鄉客，恍若那艘貨櫃貨船，整日整夜地在外邊漂泊。每過荊州沙市港，他都要命令輪機手拉響汽笛，在那時而高昂時而低迷的汽笛聲中，他會站上甲板，面朝太湖港農場方向幾聲大吼：「爸、媽，你們聽見了嗎？兒子在喊你們呵……」放下電話，閻文君腳也不洗，早早上床睡了。他沒有睡著，輾轉反側，通宵達旦，第二天眼袋突然漲大了許多。能夠分散對大兒子的惦念的，倒是他依然不在身邊的二兒子和小女兒。早在移民前的好幾個年頭，他們就去了深圳打工。深圳似乎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二兒子在深圳結了婚，媳婦在深圳生了孩子，小兩口兒只有在老兩口兒想抱孫子都要想瘋了的時候，才把剛滿周歲的孩子送往忠縣，做了不到半年的親善大使。移民荊州當年，小孫子再次回到老兩口兒身邊，說來奇怪，任憑小兩口兒唇乾舌燥，又哄又抱，小孫子哭著鬧著就是不走。只有等到小兩口兒傷傷心心地走了，小孫子才笑眯眯地讓爺爺奶奶輪番抱著去江邊：「去看大海，還有大輪船。」最讓閻文君牽掛的還是小女兒，可是，去年春節，當小女兒第一次回到她新的老家荊州時，居然擊掌拍額，失聲叫道：「這裡好，這裡好，忠縣比這裡差多了！」閻文君雖然理解小女兒的心情，但是不能容忍這種有奶便是娘的說法，於是橫著眉頭道：「差多了，差多了，究竟差了多少？你今天要是說不出個子曰來，老子就要教訓教訓你這個數典忘祖的小東西！」小女兒歪起腦袋，轉了轉眼珠說：「差了好幾十塊錢哩。本來就是嘛，從忠縣到深圳不管坐汽車還是坐火車，少說要花兩百塊錢。可是從荊州到深圳，一百多塊錢就夠了。」明知小女兒在狡辯，閻文君也只好鳴鑼收兵，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否則還存在啥子文化人說的代溝呢？不過，余怒未息，他還是在喉嚨里嘀咕了一句：「好幾十塊錢，好幾十塊錢，格老子好幾十塊錢買不走你祖墳上的一塊黃泥巴！」

  閻文君顯然是矛盾的，他把故土看得這樣彌足珍貴，又把往後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荊州的十幾畝土地上。「這裡的莊稼好種，尤其是稻穀好種，去年大獲豐收，得向家鄉來的黃同志報報喜呀。」閻文君搖頭晃腦地道：「穀子收了三千七百五十斤，麥子收了一千八百二十斤，包穀收了一千六百六十斤，還有七百多斤黃豆和三百多斤花生，棉花嘛，我種得比人少些，去年只賣了兩千五百塊錢，但是我餵的豬還可以，去年賣了五頭，今年養了八頭，這邊餵豬的條件比老家好，青飼料來源廣泛，野生的豬草田邊地角房前屋後到處都是，娃兒他媽有時候割得太多，豬兒吃不完，就曬乾當柴燒，你看我屋檐下面那堆乾草草，壘了又壘，踩了又踩，好幾年也燒不完哩……」仿佛正有一團烈焰在閻文君的心裡燃燒，望著他那對未來充滿信心的炙熱的目光，我情不自禁地對他說：「豐衣足食，這是你的物質狀態；無憂無慮，這是你的精神狀態。我說對了嗎？」「前半句對了，後半句錯了。」殊不料閻文君這樣回答我：「報喜也報憂嘛。我的憂愁就是想家。你會奇怪，我的家已經搬到荊州來了，忠縣那個家已經不存在，人走了，房子拆了，啥子都沒有了，有什麼好想的？對頭，啥子都沒有了，但是有影子，歲數越大的人，影子在身後拖得越長。人家說夜長夢多，我要說夢多夜才長，老是生活在一種擺脫不了的情緒里，日子也不是那樣好過啊。」我無言以對，既沒有資格同情他，又沒有權力勸慰他，雖然明知他告訴我的目的不在於我的同情與勸慰。「話說回來，我憑啥子要擺脫？」閻文君突然提高嗓門道，「思鄉也是一種享受，沒有平時的想念，就沒有回家的歡樂。對了，來荊州兩年了，今年春節我肯定要回趟忠縣，去老人的墳頭燒炷香，再去看看小時候，一起穿衩衩褲長大的朋友們。你曉得的，這裡隔老家不遠，早上在沙市坐上水慢船，晚上天黑以前就可以到了。在重慶庫區外遷移民當中，數我們走得最近哩……」

  走得最遠的移民依然來自忠縣。忠縣的移民雖然同樣離開了故土，但是一部分人沒有離開長江，就像我在荊江大堤坡下看見的數以千計的移民一樣，而另外的數以千計的移民卻衣冠北渡，遷徙到了黃河之濱的山東。明天，我就要從武漢飛往濟南，繼續以一個重慶人的名義，去那裡拜望遠離故土的父老鄉親。行前，張和平局長在太湖港農場招待所為我餞行，入座時分，有一位不曾謀面的老先生進來了。張曉峰認識他，並介紹給我說，他也是落戶荊州的重慶庫區移民，人稱王大爺，聽說家鄉來了人，特意從幾十公里之外的江陵縣灘橋鎮寶蓮村趕過來與我會面的。我請他入座，他沒有推辭，坐下來的第一句話卻顯得不太客氣：「我找你核實一個事情。」「請說吧。」「你是不是去過易美貴家？」「去過。」「他說了我啥子閒話沒有？」「易美貴自己的話都沒有對黃同志說完，哪裡顧得上你。」張曉峰代我回答說。王大爺的臉色好看一點了：「黃同志，我那個事情張局長是曉得的，而且，事情都過去好久了，可是，不曉得哪個龜孫子喜歡嚼舌根，重慶方面只要來人，那個龜孫子就要打我的黑報告，結果屁大一點事情都傳到移民局去了……」我由詫異變為好奇：「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關於你的任何事情，如果王大爺願意講，我當然願意聽。」「不好意思講，不好意思講。」王大爺獨自飲了一口酒，然後用手背擦了擦嘴巴，「髒了重慶移民的班子，丟了重慶移民的臉面呵……」「王大爺此言差矣！」張曉峰扭頭朝我笑道，「如果我不把話說清楚，讓你帶個悶葫蘆離開湖北，那就是我的不好意思了……」

  事情原本是極簡單的。王大爺一家七口要在寶蓮村分得十畝土地，對於這片土地，王大爺向村委會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就是既要集中、就近、連片，又要級別最好的肥田沃土，其理由是別的移民大都有人在外打工，生活有別的來源，而他家祖孫三代全部務農，土地是他家的命根子，所以對土地的要求必須至尊至嚴。王大爺的理由是不容易站住腳的，移民們的閒話也就傳出來了個別脾氣火爆的移民甚至指著王大爺的鼻子說：「你不要在這裡裝蒜了，在老家，莫說十畝田地，就是半畝地也隔著三個山尖尖哩！」寶蓮村村委會的人倒是個個都有耐煩心，他們分別找了王大爺，首先對他的心情表示理解，然後告訴他其他條件完全答應，只是在連片方面，因為中間那兩畝地早已承包給了當地農民，當地農民又承包給了外村的一個養魚專業戶，所以在操作上確實存在不切合實際的問題。王大爺性情倔犟，閒言雜語聽得多了，也不覺怒火中燒，他對村委會主任道：「不是我自己要來這裡當移民是黨中央，是國務院，是三峽建設委員會主任朱鎔基要我來的。所以我的事情你們看著辦，辦不好我就從哪裡來回哪裡去！」村委會主任犯難了，那兩畝地讓他往王大爺家中跑了十趟，而且還需要繼續跑下去。正在這時，外村的那位養魚專業戶來了，他是個退伍軍人，1998年在部隊的時候，參加過家鄉的抗洪鬥爭。他來到王大爺跟前，像晚輩在長輩跟前那樣彬彬有禮：「我到廣東採購魚苗去了，昨天回家才曉得這件事情。現在我專門過來告訴你老人家，那兩畝地我準備用來挖魚塘的，而今不挖了，我把它交出來，交到你老人家手上。至於承包費，我會給原來的土地承包人完清手續，你老人家就不用操心了。」當著村委會主任的面，王大爺在這份整整齊齊的面積為十畝的土地承包協議書上簽了字、畫了押。不過，他沒有如願以償的得意，倒有了羞愧難當的表情。他埋下頭，握住退伍軍人的手說：「你叫我說啥子好呢？」「什麼都不說。要說就說點別的——」退伍軍人告訴王大爺，他老是在想當年的抗洪產生了一種精神，如今的移民也會產生一種精神。而這種精神的產生需要合作，按照協議文書上的措詞，甲方如果是外遷移民，乙方就是本地群眾。王大爺沒有聽懂這句話，可是當他把這句話告訴了同在寶蓮村的侄兒王洪憲的時候，高中畢業的王洪憲當即寫下一副對聯：為國家舍小家鳳凰棲處安新家，從渝州到荊州移民風格揚九州。這副對聯後來獲得了荊州市2002馬年春聯大賽的最佳情感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