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以工代兵
2024-10-03 19:41:31
作者: 羅學蓬
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大清統治下的中國日益虛弱,西方列強肆無忌憚地瓜分中國,連面積只有3萬平方公里的彈丸小國比利時,都敢獅子大開口,向大清國租借面積達45萬平方公里的甘肅省。當時的天津還有比利時的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比利時人索性將租界裡的一條街道更名為「伊普爾路」,這是因為伊普爾是比利時的一座小城,也是一座蜚聲世界的名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的加來港是英法聯軍的補給生命線,伊普爾是加來港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成為英法聯軍在比利時境內唯一死守不撤的陣地。並且由於是德軍首次使用化學武器的戰場而載入了世界戰爭史冊,所以在比利時人心中有著極其特殊的意義。比利時人不僅霸占著中國的土地,還掌管著大清王朝的天津海關。
何玉中對魯芸閣說「中國政府對外是宣而不戰,對內是戰而不宣」,這話倒著實是冤枉了中國當時的執政者。
1914年6月28日,奧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帶著想吞併塞爾維亞的野心,偕同妻子到波士尼亞檢閱軍事演習,在塞拉耶佛遭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暗殺。這次事件成了戰爭的導火索,本是世代姻親的歐洲各國皇族瞬間變得來你死我活,視同水火。政治家們趁機以新的合縱連橫,重組政治格局與國際秩序。一個月後的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8月1日、3日,奧匈帝國的同盟德國分別向俄、法兩國宣戰,由此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戰。這場戰爭長達4年之久,前後被捲入戰爭的有6大洲的33個國家、15億人,大約有7000萬人被動員參軍。
在亞洲,中國趁世界大亂之際要求陷入戰爭的德國直接將山東權益交還,卻遭斷然拒絕,於是宣布保持中立。而在中國占有最大利益的英國,則希望日本能成為它在遠東地區的盟友。
對青島早有覬覦之心的日本趁德國陷入歐戰而無力東顧之機,在英國的支持下,於8月23日對德國宣戰,隨即派海軍封鎖膠州灣。日軍任命神尾光臣中將為司令官,調動了以第18師團為主力的陸軍5萬人,配備了數百門重型攻城重炮、山炮、野炮在內的火炮和多架飛機,從陸上進攻青島。日本海軍出動了第2艦隊的60餘艘軍艦,由艦隊司令官加藤正吉中將指揮封鎖膠州灣和從海上攻擊駐青德軍,另以第1、第3艦隊在南中國海域警戒和攻占德國在太平洋諸島的殖民地。面對日本的進攻,德國總督瓦爾得克一面驅使數萬中國人為其修築臨時炮台、挖掘壕溝工事、運送物資,積極備戰。一面緊急召集在華的德國預備役人員到青島參戰,並將在北京、天津、武漢、上海、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駐守的德國軍隊調往青島。到戰爭爆發時,青島德軍總兵力已達4﹒5萬人。
9月2日,日軍主力在山東龍口強行登陸,侵占黃縣、掖縣、平度、即墨,以及膠濟鐵路沿線城鎮,分路向青島逼進。9月18日,日軍一部又在嶗山仰口灣登陸,擊退德軍警戒部隊後侵抵李村,與南下日軍會合。數日後,英軍2000人亦在仰口登陸,加入進攻青島的行列。9月26日,日英聯軍向青島外圍發起進攻,占領德軍在孤山、樓山、羅圈澗、浮山等德軍外圍陣地,隨後向德軍堡壘線發起全面攻擊。日本陸軍以火炮猛轟德軍各炮台,日海軍亦從海上轟擊各海防炮台。德軍不甘示弱,各炮台一齊開炮,戰鬥十分激烈。雙方飛機亦加入戰鬥,除偵察和轟炸對方炮兵陣地外,並進行了空中格鬥,成為亞洲戰史上的首次空戰。由於德軍防守嚴密,加上連日大雨,日軍攻擊未能奏效,戰鬥呈膠著狀態。
10月31日是日本大正天皇的生日,日本稱為「天長節」。是日,日軍於此日向青島德軍發起總攻擊。日本陸軍炮兵在新登陸參戰的海軍重炮聯隊配合下,向德軍各炮台、堡壘猛烈炮擊。日本步兵向各堡壘群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集團攻擊。德軍依託堅固的堡壘拼死抵抗,各炮台亦向日軍猛烈回擊,戰鬥至為激烈。僅11月1日一天,日軍就向德軍陣地傾灑了1600噸炮彈,德軍發射的炮彈數量亦與之相當。經多日激戰,德軍彈藥日漸匱乏,炮台、堡壘損毀日增,火力逐漸減弱。
11月7日凌晨1時30分,日軍敢死隊趁德軍極度疲憊之機,偷襲中央堡壘,經過激烈肉搏之後,中央堡壘陷落。德軍遂集中全部炮火轟擊中央堡壘,並組織軍隊反攻,企圖奪回堡壘,但未能成功。日軍乘勢從前後兩面夾擊各堡壘,先後攻陷湛山、台東鎮等堡壘。伊爾奇斯諸炮台隨後相繼失守。早6時,俾斯麥南炮台失陷。6時30分,俾斯麥北炮台亦告失守。至此,德軍最後一道防線全線崩潰。
7時正,德軍在信號山懸掛白旗投降。投降前夕,德軍自行將炮台火炮炸毀,將所有軍艦和浮船塢自沉於海中。
是役,德軍戰死500餘人,被俘4000餘人;日軍死亡1000餘人。
日德戰爭以日本的勝利而告終,在這場戰爭中,日本奪取了其夢寐以求的青島與威海衛的控制權,也在協約國中樹立了新的地位,使其在一戰結束後召開的巴黎和會上,有了強有力的發言權。並進一步實施了其侵略中國的目的。而德國則失去了在青島的殖民地,在遠東的陸海軍兵力也全部損失。這樣的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歐洲西線戰場上的態勢。
和10年前爆發於中國東北大地上的日俄戰爭一模一樣,儘管中國宣布保持中立,卻仍然難保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命運。
近70年來,這個古老國家的命運,已被歐洲列強的在華勢力分割殆盡。而中國自身,也是政局動盪,國無寧日,一戰爆發3年前的1911年,剛剛經歷了辛亥革命,創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正處於新舊交替之際。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迫切需要國際社會的認同,因為兩大交戰群體在中國有著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包括青島在德國人的控制之下,威海衛在英國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儘管歐洲西線戰場遠在萬里之外,它也必然會涉及中國的利益。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作為新興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國看到一戰的爆發,舊的世界秩序雖已崩潰,新的國際體系尚未建立,促使列強長期以來在中國營建的均勢機制瀕臨瓦解,從而為中國尋求國際化平等待遇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中國渴望積極進入國際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竭力爭取改變對自己相當不利的舊的國際格局,所以一戰爆發後,一批思想先進的中國精英看到了這場戰爭正好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改變自身處境的新的契機,登高疾呼中國政府積極參與國際社會與新的世界文明的重建。
這時,新近興起的日本視歐戰的爆發為其進一步侵略中國提供的千載難逢之機,日本正可利用列強在歐洲互相廝殺、無暇東顧之際,將中國淪為自己的後院。當時之中國固然積貧積弱,但矢志變革、立意維新是自甲午戰爭以來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巨大潛流。這種一發不可阻擋的洪流,衝垮了中國長達兩千餘年的王朝體系,並在中國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銳意進取、奮發圖強、充滿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識的一代新人,取代汲汲於「聖賢之書」的舉人、進士,成為新社會的主導力量。以陳獨秀、顧維鈞、王寵惠、陳錦濤等為代表的社會精英,立志要一掃中國落後、貧弱之形勢,推動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戰爆發,導致近代中國首次有計劃、有策略、有準備的主動參與國際事務之舉,並在1914年夏秋及1915年兩度主動尋求加入世界大戰,意欲乘機收回山東,進而收復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喪失的國家主權。
可恨的是,力圖乘機成為東亞霸主的日本,竭力阻撓中國的參戰計劃和復興圖謀。博弈的結果是,日本的反對導致中國的參戰謀略胎死腹中,未能得已付諸實施。
參戰受阻,雖然使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的大戰略一時受挫,但中國的雄心並未因此消沉。特別是在日本於1915年初向中國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2),中國參與國際社會、參與一戰的決心更為堅定、迫切。因為中國知道,倘不如此,中國遲早只能淪為日本的附屬國。
主導中國外交的新一代政治家思考以新的謀略來阻止日本陰謀得逞,並幫助中國同協約國加強聯繫,以實現中國參與國際社會及成為平等一員的外交大戰略。向協約國派出華工,就是在這種悲情氛圍中催生出來的錦囊妙計。
中國北洋政府的決策層中,力主參戰者大有人在。
首先提出這一謀略的,是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梁系廣東人,袁世凱的高級幕僚,權力極大,凡是外交重要事件,他都可以參與一切。又由於長期手握財政大權,使他同時獲得了「二總統」和「梁財神」兩個綽號。此君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前瞻性,竭力主張以戰爭手段來謀求國家地位的上升。
梁士詒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頗為關注,並認真研究一戰對世界格局及中國命運的影響。早在1914年8月,戰爭烽火在歐洲剛剛燃起之際,梁以其獨到分析,預測一戰對國際格局、中國前途影響深遠,呼籲中國應該當機立斷,主動參戰,並預言德國寡不敵眾,決不能久勝,中國因此可加入協約國一方,對德宣戰。此舉一可收復青島山東,二可幫助中國加入戰後和會,分享國際論壇,參與國際新格局的建設。
概言之,參戰有利中國長遠發展及大戰略。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到1915年時,梁氏更是認為協約國必勝,主張中國一定要把握時機,爭取適時參戰。
正是基於以上判斷,梁士詒的「以工代兵」計劃孕育成熟,並在1915年開始推行。這年夏天,梁和他的得力助手葉恭綽首先向英國兜售華工計劃。根據英國駐華公使館武官魯伯遜向英國國防部呈遞的報告,梁在1915年6月同英國接觸,提議中國向英國派遣30萬華工並裝備10萬支步槍。這些華工由英國軍官指揮,馳援歐洲戰場。
令梁士詒失望的是,已經和日本結盟的英國對其計劃並不熱心。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稱中國的「以工代兵」策略純屬天方夜譚。英國國防部也認為「利用中國人作戰或做工的提議不可行」,因為無論選擇作戰或做工都會導致中國成為協約國一員,從而改變大英帝國在華勢力範圍,從政治上考慮是「不可取的」,英國因此斷然拒絕了梁氏的提議。
然而,英國的冷遇並未使梁士詒放棄他的計劃,他將華工計劃略做修改,轉而同法國接洽,修改後的計劃中不再有「武裝華工」的字樣出現。此時法國因戰爭傷亡過重,兵源無以為繼,也在考慮利用華工的問題。於是,雙方一拍即合,法國立即接受梁氏提議,馬上成立陶履德招工團,專司華工招募事務。
1915年底,陶履德打著農業開發的旗號來到北京,其真實身份是法國陸軍中校,真正目的是與北洋政府密談華工招募事宜。
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既想擺脫大清不斷與西方列強簽署屈辱條約的歷史,又擔心國力不濟而引火燒身,最終採取「以工代兵」的方略,首先是默許法國在中國招募華工赴歐間接參戰。達成協議後,梁士治控制的惠民公司專門負責招募和運送華工。
按照華工與法方簽署的契約,他們的任務主要是挖戰壕、掘地洞、修鐵路、抬擔架、分拆炮彈、清洗火車頭、清理戰場(掩埋屍體、排雷)、後勤支援(生產、搬運軍火)和戰後重建,並不直接參加戰鬥。華工中的石匠、鐵匠、瓦匠、鞋匠、銅匠、銀匠等,則從事特殊工種。
華工赴歐有兩條線路:一路向東,乘船走日本,渡北太平洋,抵達美國或者加拿大西岸,轉乘火車,再在美國和加拿大東岸乘船抵達歐洲,其間一律關在輪船的底層貨艙或火車的悶罐子車廂內,吃喝拉撒全在裡面,以防止逃亡;另一路向西,乘船走南海、印度洋、地中海,抵達法國馬賽港。兩個多月的行程中,華工既要忍耐風暴的顛簸,更要憑運氣逃脫德國潛艇的襲擊。
1917年2月24日,德國潛艇在地中海用魚雷擊沉了法國「亞瑟」號輪船,死亡平民旅客900多人,其中華工543人。在「亞瑟」號慘案發生前,華工招募沒有實行登記造冊,他們只有「CLC」(華工團)標牌和編號,官方沒有他們的姓名和籍貫的記錄,因此遇難的華工無法留下任何痕跡。(3)「惡瑟」號慘案發生後,中華民國政府下令,華工招募必須實名登記造冊。
1916年9月,歐戰西線戰場英法聯軍對德發起的「索姆河戰役」整整打了3個月。這是一戰時期改變戰爭走向的關鍵一仗,在世界戰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戰爭由勢均力敵轉向德軍喪失主動權。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雙方都在拼老底。仗打到如此程度,關鍵在於後續部隊能不能跟上。法國軍隊有首批中國華北勞工的輸入,戰場形勢明顯好於英國軍隊。
民族危機壓倒一切,此時,一向對中國勞工參與歐戰存有戒心的英國政界和軍界不得不迅速調轉方向,仿效法軍的做法,加緊到中國招募勞工,以解燃眉之急。
英國在一開始對中國政府提出的「以工代兵」深具戒心並不奇怪,英國人的心態在朱爾典發回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評價梁士詒的華工計劃是這樣寫道:「在我看來,中國新一代政治家致力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戰後擁有發言權。如果這一目標不能保證,他們是不會同意其同胞馳援歐洲戰場的。」
英國作為在中國擁有巨大不平等權利的國家,是不願看到因中國國際地位上升而喪失這些特權的。由此可窺英國為什麼起初對梁氏的「以工代兵」計劃進行排斥。
然而,當戰爭打到1916年夏季時,以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和以德、奧為代表的同盟國兩大軍事集團,經過兩年的較量,主力戰場再次轉入西線。德軍對法軍實施了「凡爾登戰役」,英法聯軍則對德實施了「索姆河戰役」。戰事吃緊,雙方兵源不足,特別是英法聯軍在兵源和保障上出現嚴重危機:一方面,戰爭殘酷造成傷亡巨大和兵源銳減;另一方面,人民厭戰情緒嚴重,消極避戰甚至棄國攜家出走的現象越演越烈,也極大地惡化了勞動力資源奇缺的局面。
前方告急,後方束手無策,英、法兩國的軍政長官們急得團團轉。他們迅速把目光轉向牆上巨大世界地圖的東方。尤其時任英國軍需大臣當年出任英國首相的勞合﹒喬治那鷹一樣的眼睛像雷達一樣,不停地掃描著東方中國的位置,並迅速聚焦於北方沿海的英租地――威海衛。
索姆河一戰使英國元氣大傷,英國的處境已經相當危險。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力量保證生存、緩解人力資源的匱乏,成為英國政府的當務之急。至於如何處理中國的國際地位,大英帝國求助中國人的尊嚴受損等考慮,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嚴峻的形勢迫使他們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一改初衷,從拒絕中國的參與到主動向中國求援。得到中國政府同意後,勞合﹒喬治因此同意「在法國及其他戰區使用華工」。1916年8月14日,英國正式通知法國關於英國遠征軍在法國使用華工的法案。
作為盟國,英國除調遣軍隊赴法國戰場參戰外,還要抽調人員到法國從事戰勤事務,給英國帶來了巨大傷亡。面對國內日趨高漲的反戰情緒,英國政府最大苦惱是拿不出人來打仗。因而到中國招募勞工,是擺在英國政府面前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中國工作的各駐華機構,把招募華工,視為了當下最為重要的任務。
時間緊迫,歐戰告急。連日來,英國駐華公使館裡電話、電報不斷。英殖民部、外交部、陸軍部,等等,天天來催招募華工之事。急得朱爾典公使團團轉。
為了儘快招募到大量華工,英法兩國公使甚至向中國政府承諾,「如果中國參戰,戰爭結束後將以大國相待」。
(1) 筆者註:引自山東省東營市廣饒縣一戰華工蔣鏡海所撰《十二月歌》。
(2) 筆者註: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機,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袁世凱,遞交了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這些條款稱中日「二十一條」。
(3) 筆者註:2010年4月至8月,在比利時的伊普爾市博物館舉辦了主題為「以鏟代槍」的展覽,再現了當年15萬華工遠涉重洋、參加歐戰的經過。展出的其中一張郵封自廣東柏塘寄出,上面蓋有中國、外國共計21個郵戳,最終也沒有落到收信人王國璋的手中,真實地反映了背井離鄉的華工生死兩茫茫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