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五講

  1932年11月9日晚，三弟周建人匆匆送來「母病速歸」的電報。魯迅心中很著急。自1929年赴京看望母親之後，三年來，或因政府迫害，或因外敵入侵，魯迅難得安寧，年年離家避難，報章上又謠言時起，致使在京的老母為他擔驚受怕。「夢裡依稀慈母淚」，母親這回生病，說不定是為自己擔心而起的。想到這些，魯迅更急了。第二天一早，即買火車票，第三天上午，乘車赴北平，13日到京後，母親病已好轉，魯迅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但他還是立即請來日本醫生鹽澤博士為母親詳細診治，一連數日，不離母親左右，端茶送藥，守夜聊天，精心服侍。

  雖說是為探母病悄悄回京，但魯迅到北平的消息很快就在文化界傳開了。老朋友們紛紛登門看望，高等學校紛紛邀請講演，學生們紛紛敦促校方聘請魯迅任教，一向平靜的北平文化教育界，忽然熱鬧起來了。

  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講演。1932年11月27日攝

  這場面，魯迅已經經歷過多次了。自從他成為名人以來，每到一處新的地方，總會引起不小的轟動。到廈門、廣州是這樣，到上海時更是這樣。1929年赴京探親，被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請去講演。這次回京，儘管婉言謝絕了包括朱自清登門請他到清華大學去做講演的不少邀請，但在離京之前的短短一周內，還是在當年的老朋友，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馬裕藻、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兼士的陪同下，到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做了講演。又應北平左翼文化界范文瀾等人邀請，到女子文理學院、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做了講演，這就是有名的「北平五講」。最後一講是在離京數小時前進行的。在南方講演時，熱情的青年像歡迎大英雄似的，把魯迅抬起來，拋上去，有時使魯迅頭昏目眩才罷手。北方的青年雖然比較沉靜，但歡迎魯迅的氣氛也是極為熱烈的。在北師大、中國大學講演時，層層擁來的數千名學生竟然擠壞了門窗，講演不得不中途改到露天大操場舉行。在青年學生的扶持下，魯迅躍上人潮中的八仙桌，在北方冬日的冷風中，放大嗓門，向南，向東，向北，向西，轉著圈兒地儘可能地把他的聲音傳向四面八方。

  魯迅兩回返京，九次講演，講的都是青年學生關心的思想文化界、文學界的現實問題和熱點問題。如這回在北師大講題為《再論「第三種人」》的演講，其內容就是當時左翼文藝界同「第三種人」展開的影響很大的文藝論爭問題。

  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操場上講演。攝於1932年11月27日。10.2cm×6.5cm。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1932年，自稱「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胡秋原、蘇汶（即杜衡）連續發表文章，強調超階級非功利的「文藝自由論」，指責左翼文藝運動「左而不作」。10月10日，魯迅作《論「第三種人」》，11月同時發表在《文化月刊》和《現代》雜誌上。魯迅指出社會現實存在著尖銳的階級壓迫的事實，指出左翼文壇就正在受著「壓迫，禁錮，殺戮」；即便自己想做或自以為是「自由人」「第三種人」，事實上是做不成的，是超不出階級的。魯迅說：「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11月27日，在北師大的講演中，魯迅再論了「第三種人」。

  魯迅講道：三四年前，泥腿的工農踏進了文壇，於是發生了鬥爭。皮鞋先生反對新興的普羅文學，想用皮鞋腳把泥腳踢出去。「第三種人」說，文學是「鏡子」，沒有階級性，其實不對。就說「鏡子」吧，它所照的也由於實物的不同而各異，何況階級社會裡的人，決不是一面鏡子。因為階級的背景不同，每個人的這面鏡子早就塗上了不同的色彩，他怎能超階級呢？

  

  在論爭中，魯迅堅持和注重的是說理，以理服人，堅決反對塗成嚇人鬼臉的惡劣傾向。也是在這個月內，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發表署名芸生的長詩《漢奸的供狀》，諷刺「自由人」，但詩中充滿「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要變成剖開的西瓜」之類的辱罵和恐嚇。魯迅當即給左聯領導成員之一的《文學月報》主編周揚寫信，嚴肅批評這種惡劣文風，強調「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面的敵人，倘不死於戰場，就有大眾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魯迅認為，真正的本領是「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這封信，周揚以「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為題，發表在12月份的《文學月報》上。編者按語認為，「這是尊貴的指示，我們應該很深刻地來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