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的乏走狗」

  在「革命文學」論爭、組建「左聯」、推進革命文學發展進程中，魯迅還同新月社，主要是同新月社的梁實秋，圍繞文學的階級性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

  新月社於1923年成立於北京，其主要成員與「現代評論派」有淵源關係。1927年移到上海後，增加了新的成員，辦起新月書店，出版《新月》月刊，形成一個由自稱「自由主義的信徒」組成的獨立的文化派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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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現代評論派」也好，「新月派」也罷，魯迅同他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對待被壓迫者，對待大多數勞動群眾的立場、感情、態度上面。當年在北京女師大風潮中，校方和當局聯手迫害學生，魯迅等人公開支持學生的正義鬥爭，「現代評論派」的代表人物陳西瀅卻以「公允」狀偏袒校方，為當局辯護，甚至散布流言，說學潮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暗中挑剔風潮」，並煽動當局「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這自然引起魯迅極大的反感和憤怒，他毫不客氣地在《並非閒話》一文中以他辛辣的筆觸，揭開以陳西瀅為代表的穿著「紳士衣裝」的所謂自由知識分子在這個問題上的虛偽性：「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

  1929年9月，梁實秋在《新月》月刊發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文學的「獨立」「健康」「尊嚴」為由，以文學表現最基本的人性為由，從根本上反對「無產階級文學」「革命文學」的提出，反對「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認為「文學就沒有階級的區別，資產階級文學、無產階級文學都是實際革命家造出來的口號標語，文學並沒有這種的區別」。同時又說一切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文學是少數人的專利品，「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和文學無緣」。還把魯迅辛辛苦苦翻譯的科學藝術理論指斥為「硬譯」「死譯」，「讀起來比天書還難」。實際上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是大不以為然的。

  1930年3月，魯迅發表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關於文學的階級性，魯迅明確表示：「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其實，在階級社會裡，自以為超階級的作家，也斷不能離開階級意識的支配，梁實秋自己的文章——「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階級的鬥爭的『武器』，——不，『文章』了」。

  魯迅佚文手稿之一。其中談到他因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而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

  針對梁實秋在發表的文章中表現出來的資產階級的立場，馮乃超在《階級社會的藝術》一文中，稱梁實秋為「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寫文章反諷道：「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魯迅立刻抓住這句話給以痛快地回擊：「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得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他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魯迅接著寫道：「梁先生既然自敘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於後一類的了，為確當計，還得添幾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話是夠深刻有力的，如魯迅所說，也是夠「刻薄」的。魯迅實在見不得梁實秋這類知識分子看待「大多數人」，特別是看待「窮人」的那種不屑一顧、趾高氣揚的紳士氣和貴族氣，他由不得不用這種激烈的言辭表達他的憤慨。的確，比起熟知和理解民間疾苦，早已堅定地站在大多數被壓迫人民一邊，對勞苦大眾懷有熾熱的情感的魯迅來，梁實秋自由主義者的人道主義就顯得蒼白多了，軟弱多了。儘管如此，魯迅並沒有否定梁實秋的所有見解，但在階級壓迫、階級剝削、階級鬥爭嚴重的嚴酷現實社會裡，魯迅必須揭露梁實秋們的重大的立場問題、情感問題、態度問題。如果我們再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方向著眼，從文學從少數人手裡解放出來，逐步走向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著眼，就更能體會到魯迅在論戰中堅持的正確方向的重大意義了。

  魯迅五十歲生日照。攝於1930年9月25日。15cm×10cm。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1930年9月17日，上海左翼文化團體在上海呂班路（今重慶南路）荷蘭西菜室秘密集會，紀念魯迅五十壽辰。祝壽會上史沫特萊為魯迅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