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 1927.10—1936.10 夢醒後的選擇

  辭去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之後，魯迅去意已定。但何去何從，今後的路怎麼走，飯碗問題如何解決，都是必須慎重考慮的。況且，此時已經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事了，身邊還有許廣平，得一同認真商量，仔細籌劃。

  浙江省政府方面聘請他的好友許壽裳擔任「視察」，浙江又是魯迅的家鄉，有人建議魯迅到杭州去；也有人請他到南京去；北京的燕京大學表示要聘他做教授。從北京到廈門到廣州，一年多來，魯迅說他「漂流了兩省，夢幻醒了不少」，「政、教兩界」，決不涉足了，「因為實在外行，莫名其妙」。政界，先有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對舊官僚的領教，後有在廣州對新政客的認識，魯迅在給朋友的信中談了他的看法：「我常嘆新官僚不比舊官僚好，舊者如破落戶，新者如暴發戶，倘若我們去當聽差，一定是破落戶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發戶子弟，則賤相未脫而遽大擺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嚮邇哉。」杭州是國民黨浙江省政府所在地，南京是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在地，都是新舊官僚麇集的地方。何況魯迅已經目睹了國民黨政客是怎樣舉著孫中山的旗幟，念著孫中山的遺囑，去大肆捕殺前一天還是同盟者的共產黨人及青年學生的。他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了，並從心底厭惡蔑視他們了。杭州、南京他是不去的。他原以為教育界乾淨清靜些，但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的人事糾葛、繁雜瑣事弄得他心煩意亂，他不想再陷進去了。他很想靜下心來，專做譯著的事，看來最適合他的還是一個人讀書作文。他想折回居住時間最長也最熟悉的北京去，雖然北京已為新軍閥張作霖控制，雖然北京的「國故」太多，但還算得上適於他專心譯著的理想地方。可是，北京有母親、朱安，還有周作人夫婦，他和許廣平一起回去，確有諸多不便，在這種境況下，實在是近處不如遠離為妙。

  1927年的上海南京路

  比起杭州、南京、北京的舊的和新的「官僚氣」來，廣州的「蠻氣」、上海的「洋氣」倒要好一些。但廣州「生活費太貴」，「可看的刊物也沒有」，「什麼都不知道」，根本不是寫文章的地方；寫了文章也賣不出去，換不回生活費來。而此時的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且有了國際都市的地位，文化中心也由北京南移到上海，光書店就有四十多家，到上海賣文章自然是較為便當的。

  

  魯迅對許廣平說：「一同走吧，先到上海再說。」1927年9月27日下午，魯迅與許廣平攜帶十六隻書箱和提包、衣箱、提籃，登上太古公司的「山東」輪。一年前兩人從上海分乘兩船分別赴廈門和廣州，一年後兩人同乘一船從廣州赴上海。在此後漫長的航程中，不管風平浪靜還是波濤洶湧，魯迅不再孤獨，不再寂寞。

  28日船泊香港後，卻遭受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劫難」。兩名手持鐵簽的「英屬同胞」，在洋主子的監督下，借「查關」之機變著法兒勒索錢財。他們把魯迅的書箱翻倒，紙包撕破，書籍攪亂，衣服抖開，茶葉瓶和食品壇捅破，弄了個亂七八糟後，拿了十元錢揚長而去。這使魯迅愕然而憤然：「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殖民當局的侮辱性「檢查」，或許是一個徵兆。魯迅和許廣平前去的上海，是除香港、澳門外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最為鮮明的地方。魯迅這位在北京古都名震華夏的徹底反封建鬥士，將要在十里洋場迎戰殖民主義敵人。他的社會批評、文明批評的鋒刃，不僅要繼續攻打封建文化的殘破堡壘，還要剝露殖民文化的侵略本質，更須掃蕩封建文化與殖民文化合流帶來的污泥濁水。

  10月3日，秋高氣爽，陽光燦爛。經過一周的漫長旅行，「山東」輪停靠在太古碼頭。黃浦江上船來船往，上海外灘高樓林立，中國的文化中心迎接魯迅的到來。一年多來，隨著中國革命的潮起潮落，敏感的文化精英們大都經歷了從北京、上海進軍到廣東、武漢，再撤退到上海的大轉移。在大革命失敗的打擊下，他們又紛紛回歸到文化戰線上來，郭沫若、茅盾、郁達夫等已經相繼到達上海。即將掀起的聲勢浩大的中國革命文學運動，期待著文化革命主將魯迅的參與與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