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告章士釗

  1925年下半年，是魯迅最忙碌最緊張的時候。除教育部公務外，同時在七所大中學校兼課。8月中旬至月底，單是參加女師大校務維持會，不到二十天就有十餘次。8月到次年1月，創作和譯作總計五十餘篇。此外，還要接待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來訪者，組織未名社，幫青年們改稿、編稿、校稿、印稿。偏偏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楊蔭榆、章士釗虐待青年學生的種種劣行。已經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了，在堂堂女子最高學府，居然有人做起中國式的「婆」「媳」之夢，這是魯迅無法容忍的。他不能不義憤填膺，不能不奮起抗爭。也是在這個時候，在他和許廣平交往的情感世界中，陷入了退與進、拒絕與接受的兩難困境之中。

  勞累過度，外感內焦，魯迅病了，病得很重很重，但他不聲不響。不聲不響地喝酒，抽菸。十一年後，魯迅在給母親的信中說：「男所生的病，報上雖說是神經衰弱，其實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經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灣趕出後的一回，和章士釗鬧後的一回，躺倒過的，就都是這病……男自己也不喜歡多講，令人擔心，所以很少人知道。」

  魯迅幫助女師大學生起草的驅逐校長楊蔭榆呈教育部文手稿。25.4cm×31.8cm。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和章士釗鬧」，指的就是在女師大風潮中，同章士釗鬥爭，被章士釗藉故免職，魯迅憤而狀告章士釗一事。

  章士釗是在女師大學生發起驅逐楊蔭榆運動後的1925年4月，以司法總長之職兼任教育總長的。章士釗上任一周之後，魯迅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擔心：「此人之來，以整頓教育自命，或當別有一反從前一切之新法（他是大不滿於今之學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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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的擔心是對的，而且，章士釗的整頓直接拿魯迅開刀了。以魯迅在文化界的地位，在青年學生中的聲望，在風潮中始終站在進步學生一邊，指導學生的鬥爭，所起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支持楊蔭榆鎮壓學生運動的章士釗，自然要想法除掉眼中之釘。他先來軟的，派人傳話給魯迅：「你不要鬧，將來給你做校長。」這簡直是對魯迅人格的侮辱，只能激起魯迅更大的憤怒。接著來硬的。章士釗於提請北洋政府頒布停辦女師大令後的8月12日，呈請段祺瑞將魯迅免職。13日段祺瑞明令照准，14日免職令正式發表。魯迅受到迫害，立即引起教育部內外人士的強烈反響。15日，《京報》發表《周樹人免職之裡面》一文，文中指明：「自女師大風潮發生，周頗為學生出力，章士釗甚為不滿，故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秘密呈請執政准予免職。」

  1925年8月，魯迅赴平政院遞訴，控告教育總長章士釗，平政院裁決魯迅勝訴。這是1926年3月23日魯迅收到的平政院送達裁決書的通知及裁決書

  教育部不少同人以提出辭職表示抗議，魯迅的好友，教育部常任編譯員許壽裳、教育部視學齊宗頤公開在《京報》發表《反章士釗宣言》，譴責章士釗「秘密行事，如縱橫家」，表示「今則道揆淪喪，政令倒行，雖在部中，義難合作。自此章士釗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魯迅本人立即採取更為激烈的行動，於免職令正式公布的第二天，即起草起訴書，控告章士釗。這當然需要非凡的勇氣，因為他控告的是在位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反對的是執政府的命令，無疑使自己與政府、與司法部門、與頂頭上司形成尖銳緊張的對立。對立面是如此地強大，魯迅明白，不論勝敗，他自己都不會有好的結果。但魯迅不眨眼，不皺眉，以硬碰硬，決絕而從容。這就是魯迅的性格。自然，魯迅也不是蠻幹，自知有得理之處。他查明章士釗對他的處分，在程序上違反了政府頒布的《文官懲戒條例》及《文官保障法草案》，便緊緊抓住不放，並且很自信，連律師也不請。他對前去看望他的學生說：「老虎沒有辦法，下了冷口」，「這是意料中的事，不過為著揭穿老虎的假面目，我要起訴。」他對看他去的郁達夫說，他在扮演周處或武松打老虎的角色。

  8月22日，魯迅赴平政院投遞控告章士釗的訴狀。8月26日，與北大四十餘名教員聯名發表《反對章士釗的宣言》。8月31日，赴平政院交納訴訟費三十元。從9月1日開始，病倒的魯迅一邊接連不斷地往醫院跑，一邊置重病於度外，繼續與青年學生一起，同章士釗、同執政府鬥爭。9月21日，北京各校等團體舉行示威請願大遊行，要求「明令恢復女師大」，「罷免並懲辦破壞教育的章士釗」，與此同時，女師大師生在西城宮門口南小街宗帽胡同新校址舉行了開學典禮，魯迅在講話中說：「我相信被壓迫的決不致滅亡，但看今天有許多同學教員來賓，可知壓力是壓不倒人的。」11月28日，在全國範圍內的「反奉倒段」鬥爭中，北京各界的遊行隊伍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章士釗」的口號，揭毀了章士釗的住宅，章士釗再次逃避天津。30日下午，魯迅同女師大師生百餘人高舉校旗和「勝利歸來」的標語，從宗帽胡同步行返回石駙馬大街女師大原址。12月24日，段祺瑞明令恢復女師大。12月31日，章士釗辭去教育總長之職，由易培基接任。1926年1月13日，易培基到女師大任校長之職時，全校師生及國立各校校長、學生代表五百餘人盛會歡迎。許壽裳主持大會，魯迅代表校務維持會致歡迎辭。會後攝影留念。三天以後，教育部發布關於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復職令」，宣布：「被告呈請免職之處分系屬違法，應予取消。」兩個多月後，魯迅收到平政院的裁決書。至此，這場轟動一時的控告章士釗的官司以原告魯迅獲勝而告終。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師生鬥爭獲勝，1926年1月13日，歡迎新校長到校，會後合影。第一排左起第六人為魯迅。19.5cm×106cm。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魯迅「和章士釗鬧」，勝敗並不是魯迅的唯一目的，也不是個人之間的一爭長短。魯迅是把章士釗作為某一種力量的代表或典型來看待的，來進行鬥爭的。這種力量是魯迅向來竭力攻打的守舊復古專制的力量。魯迅在此期間寫成的批章士釗鼓吹復古運動的《答KS君》，批其鼓吹「尊孔讀經」「讀經救國」的《十四年的「讀經」》《讀經與讀史》，批其鼓吹文言文、反對白話文的《古書與白話》，批教育部用「整頓風化令」束縛青年思想、壓制學生運動的《堅壁清野主義》等，即是明證。特別是寫於章士釗被迫辭職前兩天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針對有些人如吳稚暉、周作人、林語堂等以為段祺瑞、章士釗等既已在民眾的反對下紛紛逃匿，就不必「打死老虎」「打落水狗」了，應當有寬容大度、窮寇勿追的「費厄潑賴」（Fairplay）精神的言論，魯迅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辛亥革命的血的教訓，研究中國國情和中國復古的專制黑暗勢力的特徵，旗幟鮮明地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徹底革命原則。魯迅後來強調說：這篇文章「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這足見魯迅在對惡勢力的鬥爭中，所發揮的硬骨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