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發而不可收

  以《狂人日記》為發端，魯迅的「吶喊」「一發而不可收」。中國人從此可以接連不斷地聽到一種獨特而強有力的聲音了。在魯迅方面，從日本時期的慷慨激昂到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大聲吶喊，中間經過了十年的沉寂、十年的聚積，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在客觀方面，發生了被魯迅稱為「大風暴」的俄國十月革命，發生了標誌著中國歷史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五四運動。從具體條件看，一是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循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聘請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人物進北大任教；二是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蔡元培邀請陳獨秀到北大，任文科學長，並讓其把《新青年》帶到學校里來辦。這樣一來，北大就成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主陣地了。這兩件合二而一的事都與魯迅有密切關係。蔡元培是看重並提攜魯迅的「伯樂」，魯迅到教育部即為蔡元培所請。1917年魯迅推薦周作人進北大，蔡一口答應，周作人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新青年》於1917年1月一到北京，魯迅就與之接上了關係，後來參與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魯迅說：「《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在這樣的集會上，也認識了李大釗，魯迅說李大釗給他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同人中與魯迅兄弟來往最為密切的是錢玄同和劉半農。1917年至1919年間，他們倆與魯迅兄弟倆的往來平均每周一次，有時多到兩三次以上。陳獨秀、陳望道等也頻頻致信約稿。《新青年》同人們相互交流、相互激勵的熱烈氣氛，一掃魯迅的寂寞、悲觀與苦悶。他在致朋友們的信中說：「歷觀國內無一佳象，而仆則思想頗變遷，毫不悲觀」，守舊派「無論如何復古，如何國粹，都已不怕」，相信「中國一切舊物，無論如何，定必崩潰」。投入新文化運動之後的樂觀與激情，正是魯迅「一發而不可收」的思想動力。到1921年8月，三年多時間，魯迅僅在《新青年》上就發表各類作品五十四篇，平均每期達到兩篇。高峰時如1919年一月號和二月號，各有五篇，十一月號有六篇。魯迅自我評價道：「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事實是，豈止步調和大家一致，作為中國新文學的開創者，魯迅一出場就掀起了一個不小的高潮，並由此確立了他作為中國那時的「革命文學」的主帥地位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地位。

  現代小說就不必說了，它的開創和成功靠的都是魯迅。新詩，魯迅本不喜歡作，但有感於那時寫新詩的人很少，寫得好的更少，反對咒罵的倒很多，為打破「詩壇寂寞」，「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共寫了六首新詩，前三首與《狂人日記》一同發表在同期《新青年》上。如《愛之神》中發出了「你要是愛誰，便沒命的去愛他」的真聲音、大聲音，與「救救孩子」的呼聲響應。在初期白話詩中，魯迅的新詩在精神上、詩體上解放得最為徹底，被朱自清評為「全然擺脫了舊鐐銬」，對中國新詩的發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至於針對社會現實變革的重大問題，新舊鬥爭的焦點，公眾關心的熱點，及時地、針對性極強地發表短小精悍的雜感或征伐討檄的長論，更為魯迅所擅長。《新青年》的短評欄「隨感錄」從1918年9月5卷3號起，幾乎被魯迅包攬，到1919年11月6卷6號，一口氣寫了二十七篇。著名的長論，猛烈攻擊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覆孔孟，鏟倫常」的《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也發表在《新青年》上。凡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思想舊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專制迷信，提倡民主科學等內容，無不涉及，且觀點鮮明，言辭犀利，見解深刻，所向披靡，讀來令人神旺。

  在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中，魯迅的「吶喊」是洪鐘大呂。在魯迅所有的聲音中，始終迴蕩著一個共同的音調，那就是由第一聲吶喊《狂人日記》所確定的基調，也是早在棄醫從文時就確立的基調，即轉變人的精神，改造國民性，亦即思想革命。

  

  當白話與文言鬥爭激烈之時，當人們的注意力為語言形式牽引之時，魯迅在為白話文的新生拼死鬥爭的同時尖銳指出，腐朽思想文言白話都可以表達，提醒人們不要只停留在形式革命的層面。1919年1月16日致許壽裳信中談到教育問題時強調：「以養成適應時代之思想為第一誼，文體似不必十分抉擇」，「只須思想能自由，則將來無論大潮如何，必能與為沆瀣矣」。與《新青年》同人相比，魯迅在這一時期的全部言論中，注重和強調思想革命是一大特點。思想革命，成為魯迅「吶喊」的主旋律。魯迅的文字既針對現實而發，又具有超越意義，其原因也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