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 1912.5—1926.8

  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1912年2月至4月，魯迅在這裡工作

  北 上

  1912年1月成立的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真可謂名副其實的「臨時」政府。一個月後，孫中山即提出辭職。兩個月後，袁世凱就在北京就任臨時總統。隨即臨時政府移往北京，教育部隨遷。北京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部員由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推薦。據許壽裳回憶，在教育總長蔡元培北上期間，由次長代理部務。此人太不識人，只知擴充自己勢力，引用私人，暗中開了一大張名單，送請大總統府任命，竟把周樹人的名字無端除去，幸而蔡元培於3月21日返回南京，及時制止了這件事，魯迅才得以隨部北上。

  

  延續數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社會解體中的掙扎和新生社會降生時的陣痛糾纏在一起，演變為時代震盪、政局多變、社會動亂的局勢。政府總統、內閣總理和各部部長頻繁更迭。魯迅在教育部期間，就目睹了三十四位教育總長的四十二次更換。

  北京故宮的冬天

  經過古今中外文化薰陶洗禮而成熟起來的魯迅，親身經歷了時代巨變的魯迅，當他進入昔日的皇城，當時的權力爭奪中心之後，當他靜靜地觀察著、思考著發生在眼前和身邊的一切悲劇、喜劇的時候，他有可能成為最冷靜最清醒的旁觀者，也有可能在適當的時候成為最熱烈最積極的參與者。

  魯迅是5月初與許壽裳一同北上的。江南五月，早已鶯飛草長，而此時的北國，在魯迅的眼前，一派蕭條索然。魯迅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對北方最初的直感：「彌望黃土，間有草木，無可觀覽。」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北方，充塞在魯迅眼裡的多是漫漫黃土，漠漠風沙；淤積在魯迅心裡的多是悲涼的荒漠意識。多年之後，在《鴨的喜劇》里，魯迅還曾借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的口說：「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然而，就是這塊幾乎看不到希望的「沙地」，成了魯迅一生中除家鄉紹興之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從1912年5月進京，到1926年8月離京，魯迅三十二歲至四十六歲的人生黃金歲月與古老的北京相依相存。在前後長達十五年之久的時間裡，魯迅一直在中華民國教育部任職。與這個歷史時期的時代變革與舊新分野相一致，魯迅的生命歷程鮮明地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階段。他的正值盛年的生命的光熱，一部分燃燒和留存在以古都為代表的悠久的中國歷史文化中；另一部分，他的生命的爆發力、創造力，他的生命的吶喊，迴蕩在舊新轉換之際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激流與旋渦之中。

  辛亥革命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北京的情形，以至整個中國的情形，一如他所居住的北京暗夜中更加昏暗幽深的胡同，看不到盡頭，看不到光亮。早在日本時期確立的通過文藝運動「立人興國」的抱負根本無法施展，辛亥革命點燃的希望之火，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很快熄滅了：「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懷疑的積累，便是又厚又重的失望、孤獨、憂鬱和深入骨髓的荒漠意識。這一切，把魯迅逼壓到古代去，使魯迅沉入於國民中。

  置身於美好的願望與無望的現實的重重矛盾之中，也許只有沉入古代去，沉入國民中才能稍稍擺脫精神的窒息，或許還能鑑古知今。

  回到古代去的結果，是沉浸於秦漢瓦當文字，石刻畫像，魏晉人格文章，唐宋傳奇故事之中，用傳統文化的深厚功力，孜孜矻矻地在荒漠中澆灌出一小片文化的綠洲。沉入國民中的結果，是繼續留學日本時確立的國民性命題的思考：「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屬於時代哲人、思想巨人的深層思考，顯然找到了辛亥革命後種種社會敗象的癥結所在。只要存在這樣的思索，黑暗之中就有不滅的精神之火。

  一旦時機成熟，這一簇簇不滅的精神之火便會匯聚燃燒為燎原之勢，照亮古老的北京，照亮中國的土地。而作為魯迅的獨特價值，則是在轟轟烈烈真正使中國獲得新生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中，承擔起他人無力承擔的歷史使命，發出響徹雲霄的獨異聲音，和不止在一個領域創造出無可替代的歷史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