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性問題

  跑書店，找書、買書、讀書，永遠是魯迅的一大樂趣。

  弘文學院從收取的學雜費中，每月發還學生三元做零用。魯迅除買些廉價的櫻花牌一類的香菸外，大部分買書了。常和魯迅一起跑書店的許壽裳說，魯迅「讀書的趣味很濃厚，決不像多數人的專看教科書；購書的方面也很廣，每從書店歸來，錢袋空空，相對苦笑，說一聲『又窮落了！』」他們經常跑的書店是東京神田一帶的舊書鋪，以及位於本鄉的南江堂、日本橋的丸善書店等處。

  魯迅關注的仍是哲學、科學、文學類書籍。他繼續搜集嚴復的譯作，開始看翻譯比較確切完整的日譯本。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譯介西方科技文化書籍的範圍數量遠大於中國，這使他能夠據此與嚴復、林紓等的意譯、節譯、編譯本做比較，從而深化閱讀。魯迅雖然在南京已經閱讀了一些新書刊，但正如周作人所說，更廣泛地與新書報接觸，乃是到了日本以後。魯迅在弘文學院購讀的新書刊，有案可查的就有：英國穆勒關於形式邏輯的名著《名學》（通譯《邏輯體系》），法國孟德斯鳩的《法意》（通譯《論法的精神》），英國耶林的《權利競爭論》（通譯《為權利而鬥爭》），英國斯賓塞的《群學肄言》（通譯《社會學研究法》），另外還有《摩西傳》《西方東侵史》《世界十女傑》，梁啓超創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日文書籍中有拜倫的詩、尼采的傳記、希臘神話、羅馬神話等，還有一部魯迅十分珍愛的日本版線裝本《離騷》。

  東京弘文學院畢業文憑

  魯迅到日本之後，中國各省的留日學生及在日本的革命志士，宣傳反清，鼓吹革命，紛紛創辦各種革命刊物，如《浙江潮》《新湖南》《江蘇》《湖北學生界》《漢聲》《譯書彙編》等。《浙江潮》是浙江同鄉會的會刊，自創刊號起，魯迅即訂購保存，並鼎力為會刊撰寫文章。對兄弟刊物，魯迅也是格外留心的。

  「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的四面尋求，與勤讀書多讀書的多方汲取相結合，融會為年輕魯迅的深沉思考。康有為七次上書變法維新，對魯迅的影響很大；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轉而保皇，對魯迅的震動同樣很大。魯迅分外留心革命派與保皇派的論爭。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大批康有為，文章傳誦一時，魯迅誦讀後贊曰：「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魯迅在東京弘文學院就讀時的照片

  放眼世界大勢，回首黯然故園，目睹國情人氣，憂思竊憤，魯迅心靈深處的回應不同凡響，中國國民性問題成為魯迅一再思考和探討的問題。朝夕相處的至交許壽裳回憶說：

  

  有一天，說到歷史上中國人的生命太不值錢，尤其是做異族奴隸的時候，我們相對悽然。從此以後，我們就更加接近，見面時每談中國民族性的缺點。因為身在異國，刺激多端，我們又常常談著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對於（一），因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說浩瀚，我們盡善而從，並不多說。對於（二）的探索，當時我們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就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口號只管很好聽，標語和宣言只管很好看，書本上只管說得冠冕堂皇，天花亂墜，但按之實際，卻完全不是這回事。至於（三）的癥結，當然要在歷史上去探究，因緣很多，而兩次奴於異族，認為是最深的病根。做奴隸的人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說誠說愛呢？……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我們兩人聚談每每忘了時刻。

  魯迅就這樣把他年輕的熱情和睿智全部獻給了祖國和人民。同時他也為他的祖國和人民把沉重的十字架背負在自己身上。胸懷憂國憂民的強烈憂患意識，又具有了開放的文化眼光，開闊的文化視野，思考問題的時候，魯迅便立於較高的起點，思想的觸角便伸向了深層，觸及中國問題的根本。這種深層的嚴肅思考，不僅僅在同代人中領先一步，更重要的是，對他本人來說，這時候的思考，已經具有了可以作為他畢生的思想命題的價值——思想家魯迅的特質，在他剛二十歲出頭的時候就凸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