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建業開「六代豪華」之都
2024-10-03 19:24:51
作者: 陳書良
《三國演義》第二十九回回目是「小霸王怒斬于吉,碧眼兒坐領江東」,孫吳盤踞的地方古稱江東。因為從湖口到南京這一段長江是向東北方向斜流,所以這一段長江兩岸不稱江南、江北,而稱江東、江西。古時以左為東,以右為西,故江東亦稱江左。三國東吳所據江東,主要指江東六郡,亦即會稽、吳、丹陽、廬江、豫章和廬陵,大致包括今江蘇南部、浙江、福建大部、安徽長江以南、湖北東南長江以南部、江西中東部等地區。
《六朝事跡編類》卷一云:「吳孫策以會稽為根本,大帝嗣立,稍遷京口,其後又嘗住公安,又嘗都武昌,蓋往來其間,因時制宜,不得不爾。」的確,在孫權掌權的前期,江東的大本營總是沿著長江上下來回遷移。赤壁之戰前,為了鞏固長江下游的江東根據地,把大本營設在京口(今江蘇鎮江)一帶。建安十七年(212),孫權把大本營遷到了秣陵,在石頭山上修築了石頭城堡,並將秣陵改名為建業,亦即要建立一番事業之意。重占荊州後,孫權於黃武元年(222)把統治中心遷到鄂州,並改名為武昌,意思是說東吳「以武而昌」。孫權在此建都,不僅因為這裡龍蟠鳳集,風景優美,更重要的是這裡是軍事要衝之地。鄂州地理形勢險要,是長江南岸的重要渡口,西面有長江支流,可以停泊水軍船隻。鄂州的樊口是東吳最重要的水軍根據地,四周皆山,南有洋蘭湖,西南有較大的三山湖和梁子湖,富有銅、鐵等礦藏,可鑄造兵器、錢幣和高級日用品。也就在黃武元年農曆八月,孫權修築了武昌城,亦即俗稱的吳王城。
到了黃龍元年(229),孫權即帝位後,隨即做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將首都從武昌搬回建業。
建業即今南京,地處長江下游,東距入海口約三百公里,西為皖西丘陵,北有江淮大平原作屏障,南有太湖水網作後盾。境內綿亘著寧鎮山脈的西段,長江橫臥於北,秦淮蜿蜒於南,形成了古人所說的「龍盤虎踞」的優越地勢。此地原名越城,春秋時越王勾踐所建。戰國時楚威王因此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稱金陵。秦始皇也認為此王氣妨礙他的統治,下令鑿斷山脈,以泄王氣,改名秣陵以抑之。後來,孫權還都建業,先是住在孫策舊邸,後來拆除武昌宮殿的舊材,由長江順流而下,運抵建業,建成太初宮。
孫權之所以還都建業,有內因,亦有外因。
內因是東吳政權的支柱江東大族強烈要求定都建業。當時有一首民謠流行於建業一帶:「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這首民謠反映出以建業為中心的長江下遊人民,不願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資,逆流而上供應武昌的東吳朝廷。而作為東吳政權支柱的江東大族,如吳郡的顧氏、陸氏、朱氏和張氏,陽羨(今宜興)的周氏,吳興(今湖州)的沈氏等,也不願離開他們的勢力範圍過遠。這樣,舉國上下,強烈呼籲還都建業。
外因,是智者從風水學角度的力薦。這一點現在視為迷信,當時則視為雄辯的定論。如相傳著名政治家諸葛亮過此,不勝艷羨地對孫權說:「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金陵有以鐘山為首的山脈像龍一般地蟠繞在東面,又有石頭山像猛虎一樣地雄踞在西面,是一處理想的政治軍事中心。據考證,諸葛亮本人並沒有到過金陵,但是劉備在前往京口(今鎮江)途中,確曾留宿於金陵,觀察過地理形勢,他到京口後,便力勸孫權徙都金陵。(《晉書·王導傳》載王導雲「古之金陵,聖皇所居,孫仲謀、劉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可作參證。)東吳的謀士張紘也進言:「秣陵是楚國所置的金陵邑,石頭山一帶崗阜相連,秦始皇東巡會稽時過此,認為有王者之氣,宜為都邑。」
這些話,都極大地增強了孫權還都建業的決心。更何況當年石頭城緊靠大江,江水直抵城下,形勢特別險要。靠水軍起家的孫權見此讚嘆道:「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於是決定還都建業。
孫權定都建業是影響深遠的。毫不誇張地說,定都建業開啟了一個新時代,那就是六朝時代!
張敦頤說得好:「(孫權)及東南已定,遂還建業,保有荊、揚,而與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略,晉、宋而下不能易也。」(《六朝事跡編類》卷一)從孫吳開始,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都以建業為首都,歷史上合稱「六朝」,時間跨度大約是222年至589年,計三百六十餘年。
為什麼東晉和宋、齊、梁、陳均建都於建業(東晉後改稱建康)呢?
建業當然是當時我國最繁華的都市,在西晉左思令洛陽紙貴的《三都賦·吳都賦》中,作者追憶道:「開市朝而並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並都鄙而為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坒。衣服,雜沓傱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帆而過肆。」建業繁華,活色生香!我以為除了建業是當時我國最繁華最巨大的城市以外,除了世家大族(中原士族與本土士族)多聚居於此以外,地理環境的險要應是一大原因。
建業緊鄰長江,在靠舟楫劃渡的古代,長江是大部隊難以逾越的天險。前敘《三國志·吳主傳》載建安十八年曹操軍迫濡須卻見春水而撤軍,以致南宋詞人姜白石在《滿江紅》中冷峭地指出:「卻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又按《三國志·吳書·魏文帝傳》載,曹丕有渡江之志,吳將徐盛從建業築土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曹丕軍馬到廣陵,遠遠望見圍子感到驚愕。當時只見江水盛長,瀰漫數百里。曹丕嘆道:「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於是命令撤軍。又按《江南野史》雲,周世宗向孫忌打探江南虛實,孫忌回答:「長江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之師。」世宗聽了很忌憚。(見《六朝事跡編類》卷五)正因為此,《六朝事跡編類》卷一云:
故孫皓舍建業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舍建業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嗣主舍建業而遷洪府,南唐遂不能以立。王導斷然折會稽、豫章之論,而以建業為根本,自晉而下三百年之基業,導之力也。
從正反兩方面縱論建都於建業之得失,也是從軍事防務上著眼的。
唐代偉大詩人李白《金陵歌送別范宣》開頭六句云:「石頭巉岩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鐘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橫分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跡隨東流。」我以為,可以作為對孫權定都建業的禮讚。書末所附《六朝年表》,也正是以孫吳始,以陳朝終,我正是懷著對歷史的深深的敬畏而編撰的。
談到這裡,附帶說說正朔問題。因為《六朝年表》遭到幾位專家的質疑,而他們正是拘泥於對正朔的理解。
所謂正朔,就是一年的第一天為正,一月的第一天為朔。中國上古時期改朝換代時,新王朝常重定正朔,表示舊朝的結束,新朝的開始,所謂「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初始,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史記·曆書》)。至此正朔超越了制定曆法的本義,演變為合法政權的代指,有正統、正宗的意思。而且,正朔觀念是漢族政權特有的,是指漢族政權的合法性和對漢族文明的繼承。如東晉朝廷與前涼、成漢、前趙、後趙並存,而唯一自認為和被後人認為是正朔的只有東晉。這當然反映了漢族封建士大夫偏執、狹隘的歷史觀,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然而,就算是執傳統正朔觀看歷史,到了三國也會眼花繚亂的。
三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裂時期,魏、蜀、吳三個國家都是漢族政權。曹魏政權從名義上說是漢獻帝自動禪讓的,有理由被認為是正朔,而且晉代在魏後成為當時的唯一政權,從這種傳承關係上,也可以把曹魏視為正朔。而蜀漢政權的建立者劉備是中山靖王嫡派子孫,自認為是漢室的當然繼承人。於是三國正朔之爭圍繞著魏、蜀而纏鬥。如西晉陳壽《三國志》以魏為正朔,而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則以蜀漢為正朔。後來,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以曹魏為正朔,南宋朱熹《通鑑綱目》則以蜀漢為正朔。對中國社會各階層影響巨大的《三國演義》也以蜀漢為正朔。
孫權既非漢室血統,其帝位又不是漢室禪讓,所以,歷來談三國正朔,都沒有東吳孫權的份。
我以為,在三國中強定正朔是荒誕不經的。從漢族文明的傳承上來看,魏、蜀、吳都是地位相當的,它們共同繼承發揚了這一時期的漢族文明。只要考察此一時期的學術、文學、藝術,就可以證明這一點。此其一。另一方面,就江東這一區域而言,開啟六代豪華的孫吳與其後的東晉、宋、齊、梁、陳文明上是一脈相承的。宋朝張敦頤考察了六朝舊址後,發現「六代宮室門牆雖時有改築,然皆因吳舊址」,就是一個雖小而信實的例證。(見《六朝事跡編類》卷一)
基於以上考證,我的《六朝年表》就是以孫吳領起的,這不是表示正朔,而是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考慮的。
清代詞人黃仲則《滿江紅·吳大帝廟》下闋說得好:「垂珠冕,翹華履。睛點碧,髯掀紫。問生兒誰道,不應如是?半壁江山成夜火,一生事業憑春水。小朝廷血食尚千秋,誰能此?」以學者之雋思,借詩人之才華,肯定了孫權繼業之艱、守業之苦,是足以引人發千秋之浩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