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史鐵生，一個身患殘疾的作家，在本書中也淋漓盡致地寫出了殘疾人的心理。人們說，倘若史鐵生不是遭到命運如此殘酷的捉弄的話，他也許就不會這麼深刻了。很可能是這樣。人的本性是如此愚頑和怯懦，非這樣無法使他真正面對自身。至少在本書中，「殘疾與愛情」這個主題在所有各對戀人中都具有某種普遍的象徵意義。L的性亂及其導致的陽痿，Z從小受到的心靈創傷，WR的經歷造成的偏執，F對自己的長期壓抑，以及Z的叔叔的戀人之成為革命的叛徒，在與愛情的關係上都相當於某種心理殘疾。殘疾人C「可以與我印象中的每一個人重疊、混淆」（第339頁），因為他可以具有他們每一個人的歷史、心緒、欲望和追尋。殘疾人也是一個正常的人，殘疾是一個正常人身上的命運。「命運並不是合情合理的，否則不是命運。」（第422頁）殘疾的形上學是：「人的本性傾向福音」，「但人的根本處境是苦難，或者是殘疾。」（第408頁）

  這個殘疾人是個中國人，並且住在中國。於是問題來了：他有沒有戀愛的權利？這就好比問L：一個好色之徒有沒有戀愛的權利？問Z：一個失敗者有沒有戀愛的權利？問WR：一個「世界隔壁的人」有沒有戀愛的權利？問F一個家庭有問題的人以及問Z的叔叔一個叛徒有沒有戀愛的權利？

  回答全是現實的。「她愛你，難道你反而要損害她？」「你可以愛她，但是你真的要拖累她一生嗎？」「你已經殘廢，你還要再把她的青春也毀掉嗎？」「你要是真的愛她，你就不應該再追求她，就不要再糾纏她……否則你豈不是害了她？」（第417頁）這裡，「她」也都可以置換為「他」。這些躲過了命運的人都這樣要求殘疾人。但要命的是，殘疾人C自己也會自覺地這樣要求自己，並將這種要求突出為一個悖論：「你愛她，你就不應該愛她」，「她愛你，你就更不應該愛她」（第416頁）。因為，C是一個好人，他害怕，「害怕自己不是一個好人」（第415頁）。好人就表現為害怕，害怕輿論，害怕自己不被「看好」。

  有兩種可能性。如果C克服不了自己的害怕，而向戀人X提出分手，這時X也許會成為N，問他「你的男人的骨頭呢？」C則充當了F的角色，「讓愛，在『好人』的心裡早早死乾淨吧。」（第418頁）要麼他克服了害怕，不想放棄愛情，這時C便成了N，要求證實「這個世界上除了現實之外還有沒有另外的什麼是真的」（第420頁）；而X則可能成為F，她害怕那些說話的人，尤其害怕自己說話不算數，將來不愛了又不敢離開C。「人們曾經說我是一個好人，這樣的稱讚讓我害怕，我害怕因此我得永遠當這樣的好人，我害怕我並不是人們所認為的那樣的好人，我並不是為了做一個好人才走近你的，我害怕有一天我想離開你我就不再是一個好人」（第421—422頁）。這是多麼真實的心情！它適用於每一種類型的「殘疾」。

  但這些都是現實的回答，這些語言其實不用說出來，用眼神，用目光，用表情就可以了。這些語言不是真實的語言，真實的語言沉默著。「人們閉口不言C的愛情，不管是他追求還是他放棄，都沒有反響。不管他被追求還是他被放棄，都沒有反響，都像在夢裡，無聲，有時甚至沒有色彩，黑白的沉寂。沒有讚美，也沒有惋惜。當他追求或被追求的時候甚至沒有人開他的玩笑，當他放棄或被放棄的時候也沒有責難，曾經沒有現在也還是沒有。喧囂中的沉寂從過去到現在……」（第429—430頁）

  唯有F醫生給出了一個不是退縮於現實、而是沖向夢想的回答。他（作為一個醫生）告訴C，如果「你仍然懷有性愛的欲望」，「那麼，你就沒有理由懷疑你愛的權利」、「你就會發現你並沒有喪失性愛的能力」。F醫生堅信，「如果觸動不能使他勃然迸發」，「毫無疑問，夢想可以讓他重新昂揚激盪」（第287頁）。這是一種多麼鼓舞人心的斷言啊！甚至可以說，C因此而得救。但顯然，這絕不僅僅是一個醫學斷言。愛的「權利」本身是一個哲學問題，至於性愛的「能力」問題，也不完全是個醫學問題。從醫學上說，並不是凡有性愛的欲望都能成功地做愛的。海明威的名著《太陽照樣升起》中那位戰爭中受傷失去性能力的傑夫，雖然仍有性愛的欲望，但無法與戀人勃瑞特結合，兩人都陷入極度的痛苦中。但似乎也有些相反的成功的例子。我相信，在很多情況下，下身殘疾的男人是否能恢復性愛的能力是個未知數，它除了取決於身體條件（傷殘的程度）外，還取決於心理上、精神上的因素。於是，這個「性愛能力」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個哲學問題。換言之，殘疾人C如果在精神上失去了夢想，失去了生命的創造欲望，則他差不多肯定不能恢復性愛能力。「直接走向性，C不行」（第287頁）；但如果他執意夢想、「凝望」和等待，就像等待靈感去創造一種新的語言，那麼，他也有可能得救。

  C得救了。他終於成功地使愛走向了性，這無論從哪方面說都堪稱一個奇蹟。史鐵生將這一奇蹟描寫得多麼動人啊！我想，這是因為性愛和藝術極其相近的緣故。愛就是藝術，藝術說到底，也就是愛。正如語言是藝術的儀式一樣，「性，原是上帝為愛情準備的儀式」，「這儀式使遠去的夢想回來，使一個殘疾的男人，像一個技窮的工匠忽然有了創造的靈感，使那近乎枯萎的現實猛地醒來，使傷殘的花朵剎那間找回他昂然激盪的語言。」（第291頁）然而，性愛能力的恢復既然靠創造和爭取，那結局是成功還是失敗就是不可預測的，正如一個藝術家無法預測他的靈感是否枯竭一樣。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搏鬥。毛姆筆下的思特里克蘭德（原型即高更）並不是對自己的繪畫天才有把握才到塔希提島去的，相反，他是到塔希提去才找到了自己的天才和靈感的（見《月亮和六便士》）。另一個人到塔希提去也許會一無所獲，誰知道呢？

  本章節來源於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

  因此，當F醫生告訴C，說夢想可以使他得救時，這絕不是許諾，但也不是謊言，而是激勵。「現實不能拯救現實。」（第288頁）如果你愛她，你就要由你的愛去夢想，去創造從未有過的東西，去突破我們這個文化深深烙印在我們心中的一切禁忌和規矩，顛覆它們的寶座，把它們看作「罪行」和「醜陋」的，把愛的語言變成「最終的語言」、「極端的語言」（第292頁），使自己在性愛中「放浪不羈」、「不知羞恥」、「淫蕩」，把高貴的愛的對象拉回到「平凡」（第291頁），將各自的秘密互相向對方敞開……可以看出，C是通過調動自己本性中的痞性來恢復自己的創造力的。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延續實際上也是仰賴於此，它主要體現為道家向人的原始生命力的回歸。直到今天，道家文化仍然是我們民族文化向前跨進必須置於腳下的基點。然而，單是有這個基點是遠遠不夠的；更進一步說，懷著尋根的意向僅僅滿足於回歸到道家天人合一，這絕對是一種自欺；相反，只有從這個基點向前（而不是向後）邁步，從道家生命的無為邁向有為，從無欲邁向欲望的衝動，從夢境邁向夢想，從失語（得意忘言）邁向語言的創造，才能恢復我們這個身患殘疾的文化的活力。（參看拙文：《關於道家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載《哲學動態》1995年第4期）

  但這就需要一種與道家自然精神完全不同甚至對立的自由精神，並相應的，要建立自由的人格面具，和一種真正具有普遍性的語言。C和他的戀人還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他們僅僅「憑藉做傳統文化的『壞孩子』」或「浪子」（第291頁）來暫時恢復自己精神上的原始衝動，一旦回到現實生活，便無以抵禦已成系統的、壁壘森嚴的、老謀深算的道德文化淫威。這樣，儘管C在性愛上已經證明了他的能力，他卻仍然沒有在現實中取得愛的資格。輿論和觀念的壓力迫使他的戀人再次離開了他。「無邊的夢想變成了一個具體的噩夢」（第292頁），他又必須等待和眺望。直到他40歲上，他才重新等來了他的愛情，X回到了他的身邊。C反思自己這40年，忽然悟出了「生命本身的密碼」。這密碼是什麼？是殘疾？還是愛情？C的回答是：「是殘疾也是愛情。」（第13頁）他終於意識到，並不是他的殘疾在妨礙他的愛情，而是他的愛情本身患有殘疾啊！

  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密碼。在這個文化中，我們每個人在一定意義上都是C，都是一個殘疾人。「C無論是誰那都一樣。殘疾和愛情——命運和夢想的密碼隨時隨地顯露端倪：無論對誰，那都一樣。」（第431頁）愛情總是伴隨著殘疾，而在殘疾中又時時涌動著愛的欲望——這就是我們身處其中的無法擺脫的命運。當C，或者「我」，作者史鐵生，說出這一點，文化的密碼就破譯了。魔咒被炸毀了，一種新的語言被創造出來了，它聞所未聞地說著這一切：愛情，性，命運和上帝，「好色之徒」，「叛徒」，「好人」和「壞人」，「淫蕩」……它高高在上地評論著它們，無視一切既存已有的戒律和信條，唯一憑藉的是鋒利無比的邏輯，它輕巧，敏銳，身手矯健，恣肆汪洋，所向無敵。它看來好像只在可能世界中縱橫馳騁，但是多麼奇怪：整個現實的世界都在它所帶來的風聲中瑟瑟發抖！

  《務虛筆記》已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小說」，它是哲學。但同時它也是詩，甚至是音樂。在這部音樂中，每個人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個聲部，合起來就是一曲悲壯的交響樂，它的基本主題就是當代中國人的青春史，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的變奏。正如胡塞爾現象學通過「自由想像的變更」而達到對事態的「本質還原」一樣，史鐵生通過他的人物各自的內心獨白和極富創造性的對話，而建立了一種新型的語言和語境。他證明了胡塞爾所要證明的同一件事：「現實存在對於自然科學是獨斷地被設定的抽象存在，它被賦予了實存之物的意義卻並無嚴格的根據，而只是一種超驗的信念（信仰）；現象學的存在則是一切可想像之物的存在，是一切可能世界的存在，它本身並不實存於時空（雖然它有可能實存於時空，即實現為現實存在），但它比獨斷的超驗存在更『具體』，是每個人可以直接體驗到、直觀到的，實際（reell）在手的。正因此才會有『理想』的真實、道德『應當』的真實、藝術的真實，有科學的幻想和成年人的童話，才會在有限的個人、甚至有限的動物物種身上體現出無限的價值，才會在瞬間中展示永恆的意義。」（見拙文《胡塞爾現象學導引》，載《中州學刊》1996年第6期第69—70頁。）

  史鐵生是中國唯一的一個進入了現象學語境的作家，因而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意識到「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說人」這一解釋學的語言學原則的作家。實際上，這條原則離開現象學還原的前提，是根本不能理解的，它首先要求承認可能世界高於現實世界，現實世界只不過是可能世界的實例，可能世界自身有它永恆的價值。是夢想，而不是自然天性，造成了現實的人的歷史。如史鐵生說的：

  在某些時間，某些地點，某些事件和我的某些思緒里，那女孩兒變成N，變成F醫生從童年開始就迷戀著的那個女人。那飄忽不定的悠久的幻影，走過若干年，走過若干人，在經過N的時候停一下，在N的形象和身世中找到了某種和諧，得以延續。於是，又一種虛無顯化成真，編進了N的網結——準確地說應該是，編織進一張網的N結上，從而有了歷史。（第59頁）

  當然，在史鐵生這裡，現象學還原的最終結果不是抽象的觀念、理念，而是無所不在的情緒，是每個人心靈中隱伏著的永恆的旋律和詩。哲學與詩的這種直接契合甚至等同，正是現代西方現象學運動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史鐵生所創造的文本與薩特的諸多作品（如《噁心》《髒手》等）相比毫不遜色，而且更加具有詩的氣質。而就思想性的豐富度和深度來說，我以為當代一切尋根文學的總和也抵不上一部《務虛筆記》。但《務虛筆記》的思想性還只體現為一種認真的尋求過程，它雖然通過作品中一個個人物體現出來，但沒有一個人真正達到了作品本身的思想高度。作者有時仿佛是上帝，在悲憫地俯視人間芸芸眾生，有時也加入其中，並和這些人物一同陷入迷惘和彷徨。他在這些人物的命運中、乃至於在自己的命運中看出了問題，他知道有個更高的世界在「另一維」存在，他努力去尋求，同時否定了每次尋求的收穫；他創造了一種語言，而這種語言一開始還不是展示出什麼，而更多的是否定什麼。他不能同意他的任何一個人物，但他自己還未真正成為一個鮮明、生動的人物。他尚未自我現身。

  真正致力於一種自我現身的新型人格建設的當代作家是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