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當我們撇開有關「語言」、「言語」的種種迷魂陣，用看待普通小說的眼光來看《馬橋詞典》，我們應當承認，作者有很多寫得精彩的地方。在這裡，我主要關注的是作者在小說中所表現的某種「世紀末」情緒。這種情緒特別體現在作者對馬橋人內心世界中根深蒂固的道家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欣賞、讚嘆之上。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根底在道家，一個對中國文化尋根的作者必然會達到道家情懷和道家境界；另一方面是因為，道家本身就是一種最典型的「世紀末」情緒，因為道家在人類文明的起點上就已經把這個文明的歸宿和終點都看透了、想透了。兩千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向人類一切文明的標誌——仁義道德、禮法規範、國家體制、科學藝術等等——發出警告，在抵制一切由名言規範形成的任何形式的「本文」（text）。老、莊及其追隨者們以貓頭鷹的智慧所體悟到的、以身體力行的固執所昭示出來的生命真理，在20世紀下半葉已由西方的哲人們重新發現了。但可惜的是西方人除了在幻想中之外，已再難在他們那個世界裡找到這種真理能夠生存的土壤。可以想見，如果他們來捧讀《馬橋詞典》，很可能立即把這個地方設想為一個理想的烏托邦，儘管他們不一定敢到這裡來落戶。

  我不知道，像馬橋的馬鳴和「四大金剛」之類的活神仙在中國廣大農村中究竟有多大的普遍性。類似的人物在我下放農村十年、轉移過三個很不相同的知青點的生涯中也只遇到過一例，還是一個經醫生鑑定過的真正的精神病人。他居無定所，不出工，不討飯，冬夏披一件救濟棉襖，數月才從生產隊出一籮救濟谷，居然紅光滿面，中氣十足地成天罵大街，從蔣介石直罵到毛澤東。但至少，韓少功是將馬鳴一類的道家孑遺人物當作透視馬橋世俗生活的背景來描述的。儘管馬鳴本人是「馬橋的一個無，一塊空白，一片飄飄忽忽的影子」（第38頁），已被開除出了馬橋的整個語言系統（包括成分複查、口糧分配、生育計劃和人口統計等），但正因此他是馬橋人的一個標準，一個極限。馬橋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只有他是絕對的。

  奇怪的是，馬橋人並不以馬鳴的生活態度為然，儘管他們處處以緩和了的方式實踐著馬鳴的原則。當知青試圖勸說羅伯實行他們發明的乾燥法來減輕擔柴的重量時，羅伯不屑地說：「柴都不想擔了，這人橫看直看都沒有什麼活頭了」，還說「科學」就是「學懶」（第40頁），令人想起《莊子?天地》中「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的老者的話：「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但馬橋人把「科學」歸之於馬鳴，實在是冤枉。馬鳴是有些科學知識，但他絕無半點科學精神。他的「科學」的確只是為自己的「懶」尋得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而不是奮發有為的探索和發明。他的身體上的懶和羅伯精神上的懶完全是相通的。這種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未嘗不是一種最高的聰明智慧。所以馬鳴對「科學」一詞不像其他馬橋人那麼反感，這恰好表明他比其他人更為透徹，正如韓少功所評價的：

  人們可以嘆息他的潦倒和低賤，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後活得簡直像一條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呢？從馬鳴的角度來看呢？他也許活得並不缺乏快活，並不缺乏自由和瀟灑，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間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鬧劇終結之後：大躍進，反右傾，文化革命……人們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奮成了過錯，太多太多的熱情成了罪孽，馬鳴這個遠遠的旁觀者，至少還有一身的清白，至少兩手上沒有血跡。他風餐露宿，甚至比絕大多數的人都活得更加身體健康。（第46頁）

  韓少功本人正是站在這種「鬧劇終結」的世紀末立場上，來看待馬橋的事事物物和歷史的。這種立場很容易將一切當事人當時看作性命攸關的事都視為無所謂，無可無不可。「我懷疑世上的萬物其實在意義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時候一部分事物顯得『沒有意義』，只不過是被作者的意義觀所篩棄……」（第68頁）所以他不僅關注馬橋的人和人事，也以莊子「齊物論」的精神為馬橋的兩棵楓樹作傳，乃至於崇拜原始的萬物有靈論。當然他也有猶疑，「因為我既希望自己強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樹根的夢和森林的陰謀。」（第75頁）希望強大是生命的本能衝動，「復歸於嬰兒」達到「絕聖棄智」則是一切生命衝動的最終家園。每個人在上帝面前或在自然母親面前都是無知無識的嬰兒。凡自定目標、自以為是地奮發追求者都是狂妄和未看透的表現。

  這的確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所以馬橋人安慰失去了兒子的水水所用的道理具有強大的說服力：人生早死是大好事，是「貴生」，他吃的苦最少，享的福最多，所以不死倒是「害了他」（第80頁）。中國人不像有些厭世的西方人那樣主張乾脆就不要生出來（如卡爾德隆說的：「人生最大的罪過就是——他生出來了！」），而是要維持住剛剛生出來的幸福狀態，不要長大。為此他寧可犧牲一切知識、理智甚至清醒的意識。他相信只有這樣他才「最接近真理」（第86頁），「在最不科學的地方，常常潛藏著更為深邃的科學」（第87頁）。莊周夢見自己是蝴蝶，馬橋人也把「夢婆」視為真理的持有者，她的精神病是「白日裡清醒的夢」（第87頁）。當然，人若不死，總是要長大的，但馬橋人是用反向的眼光看待人的成長、成熟的，也就是把人的成熟看作是向他的「根」的回覆、回歸。「在馬橋的語言中，人們不大說命，更多地說『根』，有一種自比植物的味道。」（第234頁）「與『根』相關的詞是『歸根』」，它相當於「宿命」（第235頁）。其實老子早就說過：「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道德經?16章》）什麼是「根」？根就是「自然」，「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這個自然並不靠什麼「得心應手的語言把握」來擺脫「無根之感」（第237頁），而是「希言自然」（23章），也就是話要說得少，順其自然，因為「道常無名」（32章），天道不是可以名言的。在「植物」一般的沉默無言中，馬橋人從自然之根一代代萌生，又永遠回復到這個沉默之根。

  所以馬橋人對「生」和「命」的看法是極其自然的，他們用一種非常淡然處之的態度來表達生命的結束，這就是「散發」這個詞透露出來的信息。「生命結束了，也就是聚合成這個生命的各種元素分解和潰散了。」（第105頁）他們當然也還是留戀生命的，但他們並不以為生命與周圍的自然事物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真正說來，「散發」（死了）才是歸了根，可以安心休息了。所以我們也常聽到「葉落歸根」一說，這常常也是「死」的一種溫婉和詩意的表示。

  可以看出，作為現代城市文化人的韓少功，對於馬橋的這種根深蒂固的道家文化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仍然停留於80年代文化批判的眼光，指出馬橋的荒誕、可笑、閉塞、不可理喻；另一方面，他似乎力圖穿透這些表面的外在批判而深入到「同情的理解」，從無道理中找出更內在的道理來。這當然是一種深化，一種成熟，一種升華。然而他的高明之處正在於，他並未陷於一味的崇拜和讚嘆，如時下某些文化回歸熱和文化保守主義的淺薄的追隨者那樣，而是使自己保持在這種矛盾和猶疑之中。對淳樸而愚昧的馬橋人，他不時地施以不動聲色的嘲諷，但更多的是一種深切的同情，為他們的種種不可理喻的言行作辯護；而辯護過後，他又復陷入懷疑，留下巨大的困惑。由於他對語言的特別關注，這種困惑也特別在對馬橋人的說話方式上表現出來。例如關於羅伯「一張嘴巴兩張皮，見人說話，見鬼打卦，總是把人家愛聽的話說得頭頭是道」，「他講來又講去，倒也不見得是講假話，倒是處處見真心，講得實在，雄辯有力……玄道本就是不可執於一端的圓通，永遠說得清也永遠說不清」（第269頁）。其實，不光羅伯是如此，這是馬橋人（也是中國人）通常的說話方式，即「梔子花茉莉花」的說話方式。「進入馬橋的人，都得習慣聽這一類模稜兩可的話：曖昧、模糊、飄滑、游移，是這又是那」，「一般說來，馬橋人對此不大著急，甚至一點也不怪異，他們似乎很樂意把話說得不大像話，不大合乎邏輯」，「我不得不懷疑，從根本上說，他們常常更覺得含糊其辭就是他們的準確」（第362頁）。中國人的處世之道大體如此，他們總是能對各種不同甚至對立的語言模式愉快地適應，並且出自真心地堅決擁護、舉手贊成、歡慶勝利，一點也不感到悖謬。

  馬仲琪的死是全書寫得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他正是在這種「梔子花茉莉花」式的糊塗狀態中自殺身亡的，因為他一輩子安分守己，從未做過越軌之事，但卻洞悉他人一切見不得人的秘密勾當。正當他第一次終於按捺不住也想偷一塊肉來改善一下自己那難熬的貧困生活時，卻被當眾抓獲，他是因無臉見人而服毒的。馬橋人對他的評價是：「仲琪是有點貪心，又沒怎麼貪心；一直思想很進步，就是鬼名堂多一點；從來沒有吃過什麼虧，只是運氣不好……說他偷東西實在冤枉，他不過是沒給錢就拖走了屠房裡的一塊肉；黃藤是他自己吃的，說他自殺根本不符合事實。」（第362—363頁）這正是中國傳統聖人道德與低下的物質生活無法相容的表現，也是馬橋人無論如何也要將矛盾雙方兼收並蓄的善良心地的體現。實情是，中國人的道德一直是靠一種少年老成的睿智維持著，人們儘量把自己想像為一個純潔無瑕的兒童，以抗拒自己生命的誘惑，壓抑自己成長的衝動，在抱怨他人的奸猾無恥時，儘量克制自己忍不住要像他人一樣墮落的渴望。他的一生就在這種美好幻想與嚴酷現實的矛盾衝突中忍受著煎熬。當他沉溺於幻想中的道德境界時，他也許會感到某種寧靜、淡泊和高超，而一旦被現實的生命衝動所戰勝，他就完了，他從此無法容身於這個雖崇尚兒童的生命、卻處處在壓制兒童要長大成人的生命本能的社會。所以，看上去十分本分的中國人，內心其實一直是不本分的、騷動的，只要一有機會，一個最老實的人也會突然干出令人吃驚的壞事來。每個人時刻處於善與惡的交界處，以不善的意念做著善舉，並為一切惡事尋求善的理由，只是人們一般不意識到這一點而已。那內心沸騰的惡總是能在自欺欺人的藉口之下遮蔽自己和他人的耳目，直到有一天不得不身敗名裂地昭示於天下為止。韓少功對此提出的問題是：「他該繼續他的本分，還是繼續他的不本分？」（第3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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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還在我的面前，如果他向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很可能會有一時的躊躇。我很難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在這個時候，我可能會暗暗感到，一種梔子花茉莉花式的恍惚不可阻擋地向我襲來。（第364頁）

  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向每一個人提出的一個根本性的生存問題，一個不可迴避、但又無法解答的「活，還是不活」的問題。我們只能在罪惡發生時承受一種巨大的歷史悲哀。如果我們還想活下去，而不想像仲琪那樣草草了此一生，我們就得承認並直面人性、人心中惡的本源，就得自覺地從孩童式的天真或故作天真中擺脫出來，就得重新發明一種語言。這種語言不是模糊矛盾，而是突出矛盾，不是安慰人心，而是警策人心、拷問人心，不是把荒誕化為笑話，而是用悖論來折磨人，使人在與自己的撞擊中發出痛苦的火花，照亮黑暗的處境，激發人們向更高處超越和攀登。

  沾染過西方文明的韓少功，能夠看出馬橋文化的模糊、混沌、退縮和壓抑生命的本質，但由於他本人實際上已浸透了道家精神，他沒有力量否定這個文化去創造新的語言，而只有無可奈何地向這一強大的傳統勢力妥協。這種妥協具有一種情感上、藝術上的極為真切的感染力，但卻缺乏從現實世界中發明可能世界的創造性天才，因而他只能以一種陳舊、古老、模糊不定、發育不良的語言冒充那使人的生存得以明確表達的自由語言，為「言不言」、「才說一物便不是」的馬橋智慧編寫一部落筆即已作廢的《馬橋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