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廢都》中，我們除了看到男主人公和一個個女人的曖昧關係之外，還看到一種整體的氛圍，一種文化氣氛，這才是作者真正要渲染、要標榜的東西。說到底，莊之蝶憑什麼能夠引得一個個不同層次、不同身份的女人如燈蛾撲火般地趨之若鶩？不正是憑這種妙不可言、深不可測的文化涵養嗎？與這種文化涵養相比，世俗生活的一切，包括人們夢寐以求的現代化生活享受，都顯得那麼低級庸俗、虛幻不實。尤其是對那些自我感覺頗好、尚未被自卑心理引入對生活和命運不公的憤懣嫉妒，尚未泯滅對人生理想目標的追求的女子來說，莊之蝶無異於一個實實在在的精神寶藏，在他那裡有著一個五彩斑斕的華嚴境界，顯示著生活應有的本相。

  然而，莊之蝶的文化涵養之所以顯得深厚、玄妙、醇香四溢，並不是由於他的積極進取和創造性的自我陶鑄的結果，而恰好是由於他的頹廢、傷懷、念舊和返璞歸真。這也是整個小說所著力強調的思想傾向。在西京城裡，莊之蝶代表文化的最高層次。古今中外一切激動過、誘惑過人類心靈的玩意兒他全都看過了，聽過了，領教過了，欣賞過了。但最終，他看不出這裡面有什麼真正新鮮的東西。他的目光越來越沉浸到那些遠古的、代表人類蒙昧時代的精神家園的東西中去，從中體味人的本真的存在和意境，就像他從那早已失傳了的「塤樂」中聽到的那樣：

  ……你閉上眼慢慢體會這意境，就會覺得猶如置身於洪荒之中，有一群怨鬼嗚咽，有一點磷火在閃；你步入了黑黝黝的古松林中，聽見了一顆露珠沿著枝條慢慢滑動，後來欲掉不掉，突然就墜下去碎了。你感到了一種恐懼，一種神秘，又抑不住地涌動出要探個究竟的熱情；你越走越遠，越走越深，你看到了一疙瘩一疙瘩湧起的瘴氣，又看到了陽光透過樹枝和瘴氣乍長乍短的芒刺，但是，你卻怎麼也尋不著了返回的路線……（第111頁）

  在一個遍地物慾洶洶的年代，莊之蝶這種閉眼沉吟顯得那麼獨出一格、超凡脫俗。他並不是一個迂夫子，相反，他體現了每個世俗凡人在感受到生命痛苦時（如果凡人也有痛苦的話）所自然而然地夢想回復的那種懵然無知的原始狀態。尋根就是尋求純情之痞或蠻痞之真情，它是對現代生活否定人的本性的抗議。然而，正因為人類生活的成長和進步、人的歷史和文明進程不能不以這種人類本性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為根本動力，因而這種尋根實際上又是對人類的現實本性（即要長大、要發展）的一種逃避，它註定是感傷的、悲劇性的、軟弱無力和沒有希望的。它沒有承擔自己苦難的勇氣和力量，只徒然呈現了人的心地的純淨和善良：一種極其狹隘、絕望、幼稚和不切實際的純淨和善良。它在被作為自覺的目標刻意追求時往往顯得可笑和虛偽，在付諸實行時則又變得可怕和殘忍，因為它想用已死的虛幻回憶來強行摧毀雖已患病但畢竟沒有死滅的生活本身。

  幸好，莊之蝶只是一介文人，他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力將他的理想和情感在現實中推行，他唯一能做的只是用一種象徵性的舉動驚世駭俗地表達他回歸自然的理念，即像一隻牛犢一樣趴在奶牛肚子下直接用嘴吮奶。在《廢都》中，那頭供給莊之蝶以奶汁、其實毋寧說供給他以精神上的奶汁的奶牛正是莊之蝶良心的象徵（同樣，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大青馬是章永璘的良心的象徵。這些作家總喜歡用馴良的牲口來表現人的靈魂）。這奶牛大智若愚，雖然不會說話，卻有比人類更加深刻透徹的思想。「牛的反芻是一種思索，這思索又與人的思索不同，它是能時空逆溯的，可以若明若暗地重現很早以前的圖像。這種牛與人的差異，使牛知道的事體比人多得多……所以當人常常忘卻了過去的事情，等一切都發生了，去翻看那些線裝的志書，不免浩嘆一句『歷史怎麼有驚人的相似』，牛就在心裡嘲笑人的可憐了。」（第140頁）這牛真是個天生的「後現代主義者」，它堅信「人與所有的動物是平等的」，「人也是野獸的一種」，「可悲的正是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卻將他們的種族退化了」（第142頁）。於是它操著法蘭克福學派和羅馬俱樂部的口吻把人類在20世紀所乾的一切荒唐事如環境污染、人口爆炸、水源危機、生物鏈破壞……一一罵了個遍。人類的養尊處優已使人種退化得不如一隻兔子，甚至一個七星瓢蟲。「牛在這個時候，真恨不得在某一個夜裡，闖入這個城市的每一個人家裡，強姦了所有的女人，讓人種強起來野起來！」（第254頁）奇怪的是，這恰好是當今那些到處尋找「真正的男子漢」的女人們所暗中渴望的。當然，這種男子漢如果不是採取粗暴的獸性，而是像莊之蝶那樣採取文化的、純情的方式，將更得女人們的歡心。中國人需要的並不是真正獸性的陽剛之氣，而是一種具有陽剛之氣的文化。但很可惜，這文化恰好是陰柔的、扼殺陽剛之氣的。於是眾多的小說家便發揮自己天才的想像力，捏造出了像莊之蝶、章永璘這一類既有高雅的文化情致、又具有令人羨慕的性能力和「野性」的男人形象，其實不過是一種畫餅充飢的空想罷了。

  因此，莊之蝶的虛假，並不是在現實生活中缺少這樣的實例，也不是賈平凹刻意構想出來的那些情節（如頭一次見面一個文化人就可以和一個陌生女人兩廂情願地上床）如同天方夜譚，而是根本上的不可能。中國文化是這樣一種文化，即越是真誠的文化人越是表現出性無能（其結果是怕老婆、「妻管嚴」），只有那種「兩面人」，才能在「文化」的面具底下為人的本能和野性（獸性）留下一席之地；再就是那些缺少文化教養的村夫村婦，他們的野性較少受到殘害和壓抑，反而有一種輕鬆自如但痞里痞氣的表露和發揮。中國文化人在性心理上的這種心理障礙，不是通過文化上、思想觀念上的「回歸原始」可以消除的，正相反，當他把這種回歸當作一種高超、純淨的文化來追求、來標榜時，他只是突現了自己已被這個文化本身禁錮的毫無出路的絕望狀態，從而更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負擔，導致虛火上升而底氣不足。這正是當今文人們以各種方式冒充陽剛之氣的內心根由，也是許多文人不僅在作品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渴望墮落」、玩味粗野、流於鄙俗的最終根由。我們看對莊之蝶和阿燦做愛的描寫，就深感文化人對轟轟烈烈的愛的想像是何等可笑（第303頁）。

  所以在《廢都》中，莊之蝶對現存文化的一切否定和憤激之詞都帶給人一種「理念先行」、無的放矢的印象。人們不明白，對這樣一個他在其中如魚得水、左右逢源的世道，他為什麼那麼深惡痛絕。我們倒是能夠合理想像：這只不過是當今文人的一種姿態，一種憤世嫉俗的時髦，仿佛不如此便顯不出文化的高超和思想的先鋒似的。莊之蝶把哀樂捧為最上乘的音樂向人家推薦，說「只有這音樂能安妥人心」，就顯得有幾分做派；唐宛兒說別人不講究是邋遢，「他不講究就是瀟灑哩！」（第32頁）倒是點出了莊之蝶故意邋裡邋遢的本意。當今世界真如牛月清的老太太說的：「讓戴面具不戴，連妝也不化，人的真面目怎麼能讓外人看了？」（第40頁）其實老太太的擔憂是多餘的。真誠如莊之蝶，也是有自己的面具的，只是他並不自覺罷了。不戴面具就是面具，而且是更隱秘的面具；否定文化也是一種文化：這就是我們民族數千年來真正的睿智之所在。莊之蝶並沒有表露出真正的內心矛盾和衝突，儘管他滿臉一副「苦莫大焉」的模樣，作者和許多讀者都會不由自主地對他的生活羨慕得要死，覺得他哪怕做了「花下鬼」，也不枉風流瀟灑了一世。從作者對莊之蝶的這種欣賞和美化中，我們不難猜到事情背後的真相：這一切手到擒來的風流韻事和要死要活的感情糾葛都是作者胡編出來的，現實中的莊之蝶實際上被周圍社會和自己頭腦里的傳統觀念束縛得一動也不敢動，即所謂「有賊心無賊膽」。這才能解釋他對這個社會所通行的倫常規範的深仇大恨。人與人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麼容易溝通的，尤其不容易以「文化」為媒介溝通。讀過莊之蝶的書就想和他上床的女人也許不是沒有，但那隻屬於「意淫」的範疇，從那裡進到「皮膚濫淫」還有著漫長的路程，而且往往是半途而廢。因為這兩者潛伏著內在的矛盾，即「意淫」是以對方的貞潔為基礎的，一旦實現為性愛，便是對這基礎的破壞；理想一旦破滅，便將「文化」降格為「痞」了。當賈平凹自以為他可以用勞倫斯的審美眼光來看待這種痞，來把性愛上升為一種人類生命最美麗的花朵時，他似乎忘了，查泰萊夫人既不是看中梅樂士的名氣，也絲毫沒想到對方的文才，而僅僅是坦然面對自己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女人對一個健康有力的男人的自然需要而已。而這正是我們的文化、也就是莊之蝶身上吸引女人的那種文化所極力鄙薄和斬殺的。在我們的文化中，一個像莊之蝶這樣誠實的文化人，身處當今這樣一個四處埋伏著物慾、情慾和陰謀的社會，怎麼可能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反而像真正的兒童那樣動輒敞開自己隱秘的心扉，不但未遭暗算反而屢屢中的、逍遙法外呢？怎麼可能輕易就獲得眾多女人死心塌地的真情、獲得那麼多「以心換心」的摯愛（這種摯愛甚至超越於正常的嫉妒心之上，使莊之蝶被當作人人為之獻身的神來崇拜）？作者最後讓他悲悲戚戚地死於心臟的不堪負擔，正如那頭奶牛死於現代文明一樣；但其實，使他毀滅的並不是外在的環境，而是靈魂的絕症。

  顯然，是賈平凹「尋根」的理念製造出了這一切幻覺。他陶醉於中國幾千年來文人士大夫夢寐以求的回歸理想，而未發覺這一理想一開始就是既不合邏輯也不合生命自身的規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將來更不存在退回到原始人類如同赤子般互不防範的社會狀態中去的可能。人們歷來用遠古大同理想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貼金，不過是利用了大眾文化的不成熟、不獨立以便理所當然地充當家長罷了。在這方面，文人士大夫千篇一律地成為這個大眾文化的幼稚性和依賴性的代表或代言人。這不僅使他們在權力面前本能地作赤誠狀、純潔狀和嬰兒狀，而且使他們即使在拒斥和遠離權力、甚至成為世俗社會的憤激的批判者時，也顯得那樣幼稚天真，充其量是一個兒童的自暴自棄。如果說，當年屈原的自沉還表明了一種真正兒童式的真純的話，那麼當今文人所標榜的「陸沉」則更多的是一種市儈的狡獪。人們現在已經知道，「不活白不活」，對世俗的反抗居然也可以用來作為自己在世俗生活中謀取平日被自己和社會所壓抑著的世俗欲求的誘餌，使這種世俗欲求成了冠冕堂皇的「個性解放」、「思想啟蒙」，成了最先鋒的濟世和救世宣言。似乎當人們在一天早晨醒來，發現一切文化都只不過是鬼話，人們只要赤條條一絲不掛地走上大街展示赤誠，就既可以使自己獲得為所欲為的快樂人生，又使社會民風淳樸、不生機心，真是不費吹灰之力！莊之蝶只不過是率先身體力行了這一理想而已，屬於「先赤起來的」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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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對「廢都」的懷念絕不是一種進取的思想，更不是什麼啟蒙思想（儘管它以西方最激進的文化批判為參照），而是放棄主動思想，聽憑自己未經反思的情感欲望和本能來引領自己的思想（跟著感覺走）。從這種意義上說，所謂「安妥破碎的靈魂」云云只不過是對一切思想的解構，使自己的靈魂融化於那充塞於天地間、如怨如訴的世紀末氛圍之中，以自造的幻影充當自欺欺人的逃路而已。中國人其實並沒有靈魂的本真痛苦，一切「我好痛苦好痛苦、好孤獨好孤獨」的自訴都只是在撒嬌做派，意在求得他人的呵護和愛撫。當代作家的靈魂何時才能真正振作起來、奮發起來，不是陷入陳舊的語言圈套而走向失語，而是努力為自己創造新的語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