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顯然，「習慣死亡」實際上就是習慣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愛情生活。這一點，是在章永璘一開始想自殺，後來發現自己沒有能力、沒有興趣或沒有勇氣自己去死時，便早已真相大白了的。「自殺未遂完全敗壞了他的勇氣」，「他雖然活了下來，但從此便善於欺騙自己和善於欺騙別人」（第5頁）。於是「完了」這個詞便從此跟定了他，告訴他哪怕他處在生命力的巔峰狀態（如在做愛時），他也早已經「完了」。「所以他經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他的習慣」（第6頁），正如生對於一些人來說只是一種習慣一樣。他已經「沒有力氣和沒有心思去尋死」了。然而，章永璘自以為這次自殺演習使他上升到了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秘境界，以為當他想用語言來探討死和生命的「意義」時他便「墮落」了，陷入了「華麗誇張矯情之詞」（第5—6頁），這都實實在在地暴露了語言（漢語）本身的匱乏不是別的，正是生命力的匱乏，即不得不被動地、動物式地接受自己的生死命運。當語言作為一個先於每個人的生存而編織好了的嚴密體系從「術士」的口裡一串一串被帶出來的時候（第7頁），它必然只能是華麗誇張矯情乏味的，並且會誘騙人們在「真實的現實」上碰得頭破血流痛不欲生（第6頁）。但其實語言本應當是「存在的家」，應當是人類生命力的創意和表達。自己沒有力量創造語言，卻責怪語言的貧乏矯飾，妄想躲入「玄奧神秘」之中顯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模樣，這不僅是章永璘，而且是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在能量耗盡、萬般無奈之中仍然能擺出得意洋洋的架勢的方便法門。而章永璘高出許多文化人的地方便在於，他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失語」狀態的尷尬，並覺察到語言的山窮水盡絕不是什麼值得自吹自擂的「民族文化傳統」，也毫無耐人尋味的「深意」，而是直接把人引到了死亡面前。章永璘發現，從他自己嘴裡出來的「愛情要以悲劇結束才顯得美滿」這句玄而又玄的、貌似深刻的話，其實什麼意思也沒有，它相當於當年勞改隊審訊記錄上的一連串「不語」和最後一句「你說要槍斃就槍斃好了」（第12—13頁）。他意識到這句故作高深的話其實「並沒有許諾什麼」，「不過是調情中無話找話罷了」（第14頁）。然而，他沒有意識到的是，當「他和女人說的每一句話最終都會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時，他「超出性慾的需要」還能尋求到什麼呢？語言的喪失就是愛情的喪失，就是事情的「結束—終點」，所以「實際上他在和她、和任何一個女人在進入愛情之前就已經負心」。他還不甘心，仍然要努力一再地提出「愛情是什麼」這一到死也未能得到答案的問題，而事實告訴他的常常是：愛情在其「最高音符」上「只不過是赤裸裸的肉體接觸罷了！」（第16頁）而且每當做愛時就有槍聲在他腦子裡爆響，清除掉了一切語言垃圾，他就會意識到死：「完了！」

  面對這種失語的絕望，章永璘絲毫也沒有、也不可能想到要「重新創造語言」。說「不可能」，是因為那確實太難了，那不是發明一個詞、一句話，而是要求一個人改變整個語詞體系。全部語詞要重新編排，而且不能亂來，必須有強大的生命力作根據。這不是一個孱弱的、剛剛剝了殼的靈魂所能承擔的。相反，他才剛剛動彈了一下就恐怕人家會說他語無倫次像了喬依斯福克納（第105頁）。其實他在語言表達上是絕對規矩和規範的，他並沒有觸動這個森嚴體系的一根毫毛，而只不過在它的重壓下發出了一聲呻吟而已。他甚至為自己的語言合乎規範而自鳴得意，以為「中國不停的政治運動不斷地成批成批造就出語言大師」，「不會說話的人全死了」（第86頁），得意中又帶有傷感和自嘲。於是他真正能夠做的就是換一個環境（語言環境），到國外去透一透空氣。

  他到了舊金山，在過去的朋友喬的妻子靜慧家裡歇息，眼前出現了也在美國的那位電影演員、他的舊情人的幻覺。他想像他們從容地做愛（第24—27頁）。儘管他自己早已對她不忠，他卻仍然對她不能忘懷，並為自己的「不斷叛變」找到了正當的理由，即「每一次戀愛」他都是「全心地投入進去」（第29頁，又見第170頁），而沒有半點輕薄的想法。這種理由我們在後面將看到，也是賈平凹筆下的莊之蝶（《廢都》）、顧城筆下的他自己（《英兒》）的理直氣壯的理由。但正如那兩位一樣，章永璘也對電影演員另有所屬心懷妒忌，這仔細想來是不合邏輯的：如果你有「不斷叛變」的理由，你就沒有妒忌的理由，反之亦然，除非你是皇帝、可汗或凌駕於各個性對象之上的「唯一者」。電影演員要嫁給美國佬，而他自己對電影演員的戀情也早已是對他的初戀的背叛了，相互彼此彼此。這時他回憶起他和Y市的那個「她」的初戀（第35—48頁）。當然，是命運把他們強行分開的。他並不欠她什麼。可是，為什麼他覺得現在寫小說就相當於「寫檢討」（第77頁）呢？因為他是把自己的初戀當作自己的「良心」：「爾後你每當良心發現你便看到了她的臉……你以為你忘卻了她而其實她已成為了你心中的古詩，她雖然失去了青春卻也不會再衰老」（第78頁）。所以他後來在台灣導遊那裡發現「只有做愛是真實的」時，就發出了「成熟其實是人生最可怕的境界」的驚呼（第65頁），並且順便給自己今天的玩世不恭提供了嚴肅的理由：「你想我經過了這些事情我哪裡還有感情支付給你。」（第79頁）這種玩世不恭似乎與真誠的愛情絲毫也不衝突，相反，這才是一個人大徹大悟了的真誠的表白，它是當代一切「渴望墮落」的文化人的真心話：「我們都是一群老娃娃，我們寫累了想累了在生活中受夠了然後想宣洩一下卑鄙，因為一味地高尚叫人受不了。我們要把卑劣和神聖的界限打破，使我們既體會到神聖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現出高尚又得意於下流。」（第85頁）這幾乎就是王朔口吻。他就帶著這種口吻在國際性的文學討論會上誇誇其談，說「中國作家經歷了一系列苦難，我們的肚子裡營養不良而腦袋裡卻相當充實」，但充實的腦袋裡流出的卻「全是幻想」（第85頁）。隨即他莊嚴地宣布：「文學，表現的是人類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對現實的反抗！」（第86頁）他說這句大話時居然毫不害臊，似乎忘記了他的「反抗」連同他的「文學」在20年前只不過是手淫的伴奏這一事實。當然，現在這「幻想」又反過來成了一種性挑逗。果然，那位嚮往著「原始野蠻狀態」的「太文明化了」的台灣女導遊上鉤了，她崇拜的是他身上那股子「原始的粗獷氣味」和「強盜的子孫」的血統（第89頁），而不明白這一切都是裝出來的。他倒是向她坦白了自己的狡猾，內心裡覺得大陸人其實比台灣人、比全世界的文化人文明程度都高得多，只有他才能說出這樣至深的道理：「真正的學問是說不出口的，最寶貴的東西是人內心的體驗只讓它深深地埋藏於內心，千萬別說出口。世界上的真理都無法證明，凡是能說得一清二楚的道理都摻著假。與其一本正經地說半真半假的話不如把一點內心體驗嵌在玩笑里。」（第90頁）這種坦白其實仍然是一種真正的城府和狡猾，他鄙薄了全世界的作家也鄙薄了自己，說了「倘若我會打燒餅的話我一定去賣燒餅」的假話，無非是想把自己裝扮成一隻「狼」，誘導台灣導遊和他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