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從耶穌基督誕生在馬槽中以來，第二個一千年即將過去。當20世紀天空最後一道晚霞就要消失之際，整個世界似乎都蔓延著一種「世紀末」的恐慌，好像那支撐了人類世世代代生活意志的堅強信念，類似於「太陽每天照樣升起」的信念，在這個垂危的時代突然間垮掉了。理想坍塌了，禁忌廢除了，信仰被嘲弄，教條被擱置，上帝已死，神變成了凡人。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但正因此，每個人都再難有所作為。人類在幾十個世紀中造就的那些巨人、偉人，像冰川期之前的恐龍化石一般在那裡孤獨地屹立著，而現在就來到了一個普遍平庸的時代，以前某個歷史人物所發出的照徹多少代人的巨大光輝，當今需要耗盡一個龐大集團數十年心血，以某個政治聯盟、學術思潮、藝術流派等等的名義，才能勉強與之相陪襯。人類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精明、更聰慧、更懂得生活、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人類日益墮落了，或者說，人類現代如日中天的發達是以每個人的沉淪和迷惘為代價的。

  這是一種愉快的沉淪。人們忽然發現，先輩們多少個世紀前赴後繼為之奮鬥的，不就是今天的「幸福生活」嗎？有福不享，不是辜負了他們的奉獻和犧牲嗎？一個人的生活在今天只是沿著「吃飽穿暖—頓頓白米飯—餐餐有肉—天天像過年」，直到追求現代文明給予的一切舒適享受這一「幸福」階梯不斷攀升。當然，他也隨時有可能在中途停下來，不論是回想這個階梯的出發點還是前瞻這個階梯的頂點，都將陷入一種自討苦吃的沉思，不知道人類活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這種動物般的現世享樂之外還有什麼別的目標，並懷疑前輩們為了這種生活而灑盡熱血是否值得。我們會覺得，20世紀初那些相信人類終將進化、歷史必然向前發展的人們是多麼的簡單幼稚。因為我們今天看到的恰好是一幅道德滑坡或人文精神失落的無可奈何的倒退景象。我們會情不自禁地發出「人心不古」的悲嘆和「拯救人性」的呼籲，在當代扮演一種無人理睬的預言家的可悲角色。更多的人則遵循著現實生活的慣性，扛著一個淺薄的頭腦及時行樂，遊戲人生。尤其是在我們這個素來沒有宗教信仰傳統的國度里，人們通常憂心忡忡的並不是自己無形的靈魂的拯救，而是此生此世有什麼該享受的沒有享受到。時代給了每一個中國人最大的機會。一個平民，只要他有毅力、有機心和耐心，他就有可能一朝暴發，享盡帝王的榮華富貴，攬盡天下美色佳麗，吃盡世上山珍海味，這時他的自我感覺絕對地好。

  然而，人和人是不同的。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人類中總是會有些不滿足於現狀的怪人，起來對他們所面對的現實生活發出強烈的抗議，對他們自己的生存狀態加以深刻的審視。這是人類的幸運，而這些個人卻是不幸的。他們既然代表了一個世紀的人類靈魂，也就必然肩負著這個世紀的精神苦悶、內心矛盾、生存困惑和絕望掙扎。同樣是柔弱的人心，他們的心卻註定經受命運的折磨，為了打擊出一星半點火花去照亮黑暗的世界，而受到重創。在這些人中，最為不幸的要算那些單以自己的靈魂為自己生存的營養的藝術家了（如卡夫卡筆下的「飢餓藝術家」），因為他們不僅放棄了外部世界的一切生存手段，如功名、利益、權力、地位，甚至也放棄了內心世界的鎧甲，即用來應付內心衝突的理性、邏輯和常識，而不顧一切地、艱苦卓絕地朝自己的心靈深處努力探尋。這種非人的、絕不可能有最終結果的努力，幾乎只有用「上帝的召喚」才能解釋。「人心真是一個無底深淵！」（奧古斯丁）凡是有勇氣躍入這個深淵的，都將經受無窮墜落的恐懼和永無著落的痛苦。

  中國20世紀90年代文學，可以說最深刻、最生動地展示出了這一永遠墜落的痛苦。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沒有任何時代像最近20年的文學這樣風雲變幻、高潮迭起，也沒有任何時代像這一時期這樣以一種不斷深入的歷程逐步揭示了中國人靈魂的深層結構。如果說，這一歷程的前一階段，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基本上還是一個擺脫「文革」意識形態話語、重新認同傳統人文精神的階段，那麼，到了90年代這一階段，則明顯地體現了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失落。在前一階段中，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作家們還致力於用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去批判另一種違背人文精神的政治意識形態，而朦朧詩、尋根派和現代派則開始脫離意識形態話語，進入某種具有人文精神根基的審美氛圍，被評論界認為是中國新時期文學最為輝煌的一個時期（或稱之為「古典時期」）。然而，自從80年代末開始，文學愈是向自己的本性即純文學復歸和深入，便愈是發現自己與傳統人文精神的疏離。失落了人文精神的90年代文學成了無家可歸、飄零無主的文學。

  與此相應，90年代文學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文學現象，即以王朔為代表的「痞子文學」和以張承志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義」。前者以對傳統人文精神的辛辣調侃而揭示了中國當代世俗生活真實的眾生相。但由於這種文學自身缺乏精神的原創性，它只不過是對既成事實的無可奈何的首肯，對現實中不負責任的遊戲態度的鼓吹，從而迎合了俗眾的阿Q式的自滿自得心理。後者則出於對這種媚俗傾向的厭惡和反撥而放棄了文學的獨立地位，轉而依附於人們好不容易才從中擺脫出來的道德政治狂熱（「紅衛兵精神」），利用文學去「捍衛」一個舊式的理想，以保持自己精神上的高尚純潔。然而，上述兩種傾向卻包含一個共同的基點，即文學只能是其他精神生產的附庸，它本身沒有創造一種新人文精神的能力，一旦脫離既定的精神格局，它就只能墮落為一種文化快餐，一種僅僅用來解氣、搞笑和消遣的玩意。此外，游離於這兩種極端傾向之外的還有各種各樣的「小女人」、「小男人」文學，它們在中國歷史上一切昇平年代都曾像蘑菇一樣地冒出地面，在現代卻失去了古人的耐心和生命含量，既不願在形式上作詩詞歌賦的開拓，也不能在內容上作鴻篇巨製的挖掘，頂多只是對古代感時傷世的詩情和言情小說（如《紅樓夢》）的散文化的模仿。90年代散文的大流行折射出一個事實，即中國詩性精神的喪失，而最可悲的是，這一沉重的代價卻並沒有換來思想的深化和理性精神的確立，而是導致了文學的泡沫化和偽劣化。至於近年來的歷史小說，則除了老一套的政治影射之外，就是模仿《三國演義》中那種「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無是無非的感嘆。這一切都不是什麼新創造。

  不過，90年代文學也並非一無建樹。應當說，擺脫傳統道德對文學的束縛，這本身就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困境的一個必要前提。在中國文學史上，每隔一段時期（如魏晉、宋元、明清之際等），都有一個文學相對獨立的階段到來。遺憾的是，文學獨立以後向何處去，始終是中國文學未能解決的大問題。因此，獨立了的文學要麼成為一種形式技巧，要麼墮落為媚俗與宣淫。換言之，中國文學不是為政治倫理道德服務，就是為自然（人的天性或本能）服務。當然，文學返回到自然就是返回到了自己的根，即人的生命力；然而，僅僅停留於生命力的本能狀態，不是從中升華出純文學來，而是使文學降為動物本能的宣洩，這本身恰好表明了生命力的不足和貧弱。中國歷史上個體人格的萎縮正是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中國人只有依附於群體才有氣魄、有力量，一旦脫離群體就會垮下來，不知道自己與動物或塵土究竟有什麼區別。文學的真正獨立要以個體人格的獨立為前提。這種個體人格既不以群體道德的代表自居而盛氣凌人，也不是放浪形骸、遊戲人生、自輕自賤，而是在孤獨中默默地向人性的高峰奮力攀登，與自己的懶散、自欺和粘連於他人的習慣作鬥爭。在中國當代文學家中，真正做到這一點的人不多。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時期文學所走過的每一步，都可以看作是向這種人生境界的邁進，只是作家本人未見得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而已。

  本書展示的這一世紀末靈魂的歷程，只不過粗略地描畫了90年代中國文學某些重要現象之間的層次結構，而並非嚴格時間上的進程。但如果我們仍然相信文學是時代精神的反映的話，我們便可以預料，這一結構在時間的長河中將會真正成為下一個世紀中國人的心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