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循實求名開始

  關於「XX化」

  「現代化」這個詞已用得耳熟能詳。但何謂之「化」？依中文的用法，推廣、普遍、完全、徹頭徹尾謂之「化」。那麼徹頭徹尾的現代化是什麼模樣？筷子很古老，不要了嗎？走路很古老，不要了嗎？窗花與陶器很古老，不要了嗎？農家肥料與綠色食品肯定古已有之，還要不要？特別是在人文領域裡，孔子、老子、慧能、蘇東坡等等很不「現代」，怎麼不要以後又要了？天人合一、實事求是、惠而不費、守正出奇等等，在不同時代雖有不同表現形式，一如男女求愛可以拋繡球也可以傳視頻，戰爭屠殺可以用弓矛也可以用核彈，但它們的核心價值能不能變？或該不該變？把它們都「現代化」一下是什麼意思？

  現代很好，特別是很多現代的器物很好。我眼下寫作時就愜意地享用著現代電腦，還離不開現代的供電、供水、供熱系統，離不開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各種成果。即便如此，「現代」仍是一個容易誤解的詞，而英文中的一sation或-zation已經可疑，譯成中文的「化」便更可能添亂。

  這個詞牴觸常識，折損了我們的基本智商。誰都知道，無論怎樣「革命化」的社會，很多事大概為革命力所難變，比如食色之欲、基本倫常、很多自然學科等等。無論怎樣「電氣化」的社會，很多事肯定用不著電器代勞，比如教徒祈神、旅者野遊、孩兒戲水等等。無論怎樣「市場化」的社會，很多事肯定不遵市場法則，比如法院辦案、義士濟貧、母子相愛等等。無論怎樣「民主化」的社會，很多事肯定不走民主程序，比如將軍用兵、老闆下單、藝人獨創等等^這就是說，世上很多東西，即便是好東西，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徹頭徹尾的「化」。

  倒是千篇一律的「化」必定單調乏味。整齊劃一的「化」必定缺乏生機與活力——這是從熱力學到生態學一再昭告的警示。世上的生態系統、文化系統、政治或經濟系統等一旦進入同質狀態，就離潰散與死寂不遠。那麼革命、電氣、市場、民主一類哪怕是好上了天，也只是在一定範圍內相對有效，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有效，不必頂一個「化」字的光環，被奉為萬能神器和普世天憲。

  關於「XX主義」

  「主義（-ism)」也是意識形態的權杖。這個詞在漢譯過程中還不時加冕一個「唯」，如物質主義（materialism)成了「唯物主義」，審美主義（aestheticism)成了「唯美主義」，理性主義（rationalism)成了「唯理主義」。於是既「主」且「唯」，如同天無二日和國無二君，大大強化了一元獨斷的霸氣——其根據和好處到底是什麼，至今沒有個像樣的交代，卻實在該有個像樣的交代。

  有沒有簡約、尖銳、偏執乃至極端的思想適合「主義」一詞？當然是有的。但這種情況並非全部，也不是多數。特別是在多元而開放的環境裡，在人類文化豐厚積累之後，凡成熟、穩定、耐打擊、可持續的思想體系，幾乎都有內在豐富性，不過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下各有側重，如此而已。當今的大多社會主義者不會因「社會」而仇視個人和市場經濟。當今的大多自由主義者也不會因「自由」而仇視平等與國家監管。他們均離各自的原教旨甚遠，也都不會排拒孔子、柏拉圖、佛陀、耶穌、達爾文、愛因斯坦這樣一些共同的思想資源。這就是思想大於「主義」的常態。那麼，描述這樣一些思想組合體與多面體，是不是可以有「主義」之外更合適的說法？如果創新一些更合適的說法，撤掉一些玩命PK的主義擂台，那麼多年來捉對廝殺不共戴天的「公正」與「自由」之爭，「民主」與「自由」之爭，「民主」與「社會」之爭，「社會」與「共和」之爭，作為很多有識之士眼中的小題大做甚至無聊虛打，是否可以少一*點？

  任何一種社會形態誠然有主要特徵，但這種特徵是表還是里，是果還是因，是相對甲還是相對乙而言，也常被人們粗心對待，於是「主義」的單色標籤常常過分放大某些信號而刪除其他信號，聚光某些因素而遮蔽其他因素，很容易把事物簡單化，甚至混亂化。十九世紀的俄國和美國都冒出資本家，又都有數以百萬計的奴隸，那麼對這種資本加奴隸的共生體攔腰下刀，將其命名為「資本主義」而非「奴隸主義」，用「主義」削足適履，似乎並無充足理由。另一個例子是:古代中國確有近似歐洲的采邑、藩鎮、領主、封臣等「封建」現象，但也有中央官僚集權漫長歷史，有文明國家體制的早熟跡象，與歐洲的情況大有區別。漠視這種區別，把大分裂的歐洲等同於大一統的中國，進而等同於集體村社制多見的印度和俄國，用一個大得沒邊的「封建主文子打發紛繁各異的千年人類史，打發宗族、幫會、教門、官僚等各種權力形態，也顯得過於粗糙。顯然，「封建」一詞在多數情況下大而不當；談「封建」更不一定意味著到處頒發「封建主義」。一旦豎起主義大旗，有些問題倒可能讓人越辯越暈，越辯越累，越辯越怒目相向，直到離真理更遠。

  主義之爭，至少一大半是利少弊多。據恩格斯說，馬克思先後五次否定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見諸中文版《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85頁，第二十一卷541頁附錄，第三十七卷432頁，第三十七卷446頁，第二十二卷81頁一看來馬克思早已嗔出了主義的危險，不滿思想的標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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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多年前提出「不爭論」，也一定是有感於「姓社」與「姓資」的主義之辯不過是麻煩製造者，是妨礙大局的亂源。這種閉嘴令，算是沒辦法的辦法，是紙上主義都不夠用和不合用的時候，舍名求實的一時方便。

  兩個主義已經夠折騰人了。如果把西方成千上萬的主義都引入東土，從費邊主義到薩特主義，從修正主義到保守主義，從貨幣主義到福利主義，從達達主義到天體主義……這些高分貝理論尖聲一齊登場，誠然熱鬧，誠然讓人開艱誠然讓學者們業務興隆並且接軌西方，但對於解決實際問題來說，倒可能有多歧亡羊之虞。更重要的是，面對複雜多變的現實，「主義」式的一刀切、一根筋、一條路走到黑，其本身有多少智慧可言？一種療救社會的綜合方案，隨機應變和因勢利導的全部實踐智慧，如何能裝人一兩個單色標籤里去？身邊的事實是，如果中國人要市場但少一點「市場主義」的狂熱，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也許可以少走點彎路？如果美國人要資本但少一點「資本主義」的偏執，他們也不至於對金融資本失去節制，一頭栽進二。。八年的金融風暴吧？

  「主義」一次次成為制動閘失靈的思想，越出了正常的邊界。

  思想與文字的一體兩面

  近百年來，一批熱衷於西學的中國新派精英確有革新之功，但譚嗣同、劉半農、錢玄同、胡適、陳獨秀、魯迅等都曾力主廢除漢字，甚至有人主張全民改說法語，差一點鬧到了「凡中必反」與「凡舊必棄」的激進程度。不過這一革新幸好夭折，使我們還有機會討論下面的問題。

  中國人以前不說「主義」和「化」，大概與所用的語言文字有關。在論及人文話題時，中文少單詞，多複詞；少單義型單詞，多兼義型複詞，比如大國小家合之為「國家」，公道私德合之為「道德」，內因外緣合之為「因緣」，活情死理合之為「情理」……這一類複詞如雙核晶片，應付兩面，布下活局，對關聯事物實行綜合平衡和動態管理。作為先賢們「格物致知」的語言特產，這類詞長於兼容和整合，長於知其一還知其二，連很多含義對立的事項也常常在中文裡組合成詞（東西、利害，痛快，褒貶等），幾乎都難準確西譯。這與中國古人喜歡「利弊互生」、「福禍相倚」、「因是因非」、「法無定法」一類說法，在文化原理上一脈相承。在他們看來，以道馭理，謂之「道理」；然而道可道，非常道，總是充滿著辯證的多義指涉，很難孤立地、絕對地、靜止地定義求解，因此上述詞語無非是實現一種八卦圖式的陰陽統籌，以中庸、中道、中觀之法協調相關經驗——這幾乎是中國人不假思索就可接受的修辭方法。包括一些借道日譯而產生的譯詞，也仍然順從這種修辭慣性。

  與這種語言相區別，很多西方語言文字呈現出某種詞義原子化和單鏈化趨向——雖然也有複詞和詞組，也可表達兼義，但單詞大多單義，單詞貴在單義，單義詞庫日益坐大，為人們的線性形式邏輯提供了最好舞台。古希臘哲學求公理之真，是一元論的，習慣於非此即彼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基督教倡救贖之愛，是一神論的，習慣於非我必邪的爭辯、指控、裁判以及戰爭。它們都免不了追求詞義的精純和邏輯的嚴密，甚至都有一種幾何學的味道，長於理法推演，志在絕對普世，因此不管是來自雅典的「格理致知」還是來自耶路撒冷的「格理致愛」，兩相呼應，一路窮究，都是要打造永恆的、不變的、孤立的神聖天理吒在這一過程中，真實（true)高於事實（fact)，因邏輯推演而身份高貴，以至fact一詞遲至十六世紀才伴隨各種外來的物產和知識進入歐洲詞彙同是在這一過程中，對抽象的再抽象，對演繹的再演繹，使他們產出了不少「格理」而不是「格物」的語言，理法優先而不是經驗優先的符號工具，諸如being，nonbeing，other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foritself-ness……讓漢譯者們一看就頭大，真是要譯出高血壓和精神病來。顯而易見，這種語言確保了精密，營構了形而上的天國，卻忽略了活態實踐中太多的半精密、准精密、非精密以及無法精密。

  兩種主流文化傳統都經歷過自我反思。很多西方人曾不滿意理法霸權，很多中國人也曾不滿意經驗霸權。歐洲就有過質疑邏輯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強大聲浪。中國學人也對本土文化傳統中的含混、虛玄、圓滑、散亂、空洞、實用投機等等有過激烈批判。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也萌生追求文理精密的衝動，包括對很多兼義詞實行悄悄改造，以適應形式邏輯的需要。比如當今的「國家」實際上是指國，與家沒有太多關係，兼義變成了偏義——科學家、法學家、神學家不正是需要這種精密的語言嗎？現代社會不正是需要這種言說的明確無誤嗎？不過，這種語言的改造運動力有所限。改造後的「國家」一詞仍然兼有國土(country)、國族（nation)、國政組織（state)等義，很遺憾，還是涉嫌混沌甚至混亂，在很多西方人士看來仍未達標。更重要的是，兼義複詞在漢語中仍是浩如煙海，構成了深人改造的難點。比如「情理」就很難由兼轉偏，因為在中國老百姓看來，任何事情必須辦得人情入理，二者不可偏廢，所以「情理」必須是一個詞，是一回事，不可切分為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鬧出一個「情理主義」，肯定被很多西方人視為雙頭的怪胎；如果分解出「情感主義」和「理智主義」，大多中國人又肯定覺得弄巧成拙，活生生地把一個人分屍兩段。

  雙方碰到這一類詞語還是難辦，無奈之下只能求助於大致心會，留下各種文化之間不可通約的餘數。

  不僅「情理主義」說不通，「標本主義」、「剛柔主義」、「知行主義」等也肯定不像人話。這證明大多中國人處理標與本、剛與柔、知與行之類問題，還是頑強堅持和持久懷念一種整合、互補、兼濟、並舉的態度，不大承認詞素之間的各不相干，更不樂意在價值取向上挑邊押注。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語言影響思想，還是思想影響語言，中國語言文字重要特色之一仍是儘可能全面地、相對地、變化地描述事物，因此多多少少壓縮了一元獨斷論的空間，使「主義」和「化」一類詞用得不大方便。中國古人的儒學、墨學、經學、玄學、理學、心學等都很難簡化為一個主義。經過二十世紀的西化狂潮，隨著實踐經驗的逐步積累和文化自覺的逐步甦醒，一些進口的單色標籤也在逐漸凋零。「革命化」、「市場化」、「集體化」、「私有化」、「道德化」、「世俗化」一類口號，經人們現實感受一再淘洗，在當今不是巳退出歷史，就是被用得十分節制。很多外來詞甚至一直找不到移植的水土條件，比如中國老百姓較能接受大眾與精英的結合，因此「大眾主義」和「精英主義」聽上去總有點剌耳，不易說得理直氣壯，始終難以響亮起來。誰要是拍著胸脯自封「精英主義」或「大眾主義」，在多數情況下必是自找沒趣和自砸場子。

  當然，「現代化」一詞還未被更好的說法取代，姑且約定俗成地用著，以照顧人們的習慣和情緒。但多年來沿用的「社會主義」一詞已經被「中國特色」、「初級階段」、「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以人為本」等多種附加成分所拓展，詞組越來越長，內涵越來越繁，已讓很多西方人難以適應，不知這到底是什麼玩意。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不過是中國人對舊標籤的小心彌補和修整，或可視為一種名理上的破蛹待飛。

  自主實踐須自主立言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迎頭相撞，恩怨交集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其中大概含有三個層面:第一是利益的共享與摩擦，比如抗曰戰爭期間的國人比較容易看到共享；而巴黎和會與藏獨鬧事期間的國人則比較容易看到摩擦。第二是制度的融合與競比，比如引人市場和民主的時候，國人比較容易看到融合；遇到拉美、東南亞、美歐日經濟危機的時候，國人則比較容易看到競比。

  其實第三個層面的關係更重要、更複雜、更困難，卻更隱形，即中國對西方思想文化的吸納與超越。百年來時風多變暗潮迭起，但不論是仿俄還是仿美的激進革新，中國人都從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學術，包括車載斗量的外來詞，遍及哲學、宗教、科學、法學、文藝、經濟學等各個領域，極大擴展和豐富了國人的視野，擴大了不同文化之間的近似值。檢點一下諸多新型學科，如果說國人因此對西方欠下一筆大人情，恐怕並不為過。在這裡，即便是「XX主義」和「XX化」也是重要的舶來品。它們至少能讓我們全面了解全球思想生態，知道偏重、偏好、偏見本是生態的一部分，在特定情況下甚至不可或缺——這當然是另一個可以展開的話題，在此從略。

  不過，中國與西方雖然同居一個地球，共享一份大致相同的人類生理基因遺產，卻來自不同的地理環境、資源條件、歷史過程以及文化傳承，又無法完全活得一樣和想得一樣。有些洋詞是對西方事物的描述，拿來描述中國事物並不一定合適；有些洋詞在描述西方事物時已有誤差，搬到中國來更屬以訛傳說——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誇大文化近似性的教條主義，倒算得上一個真實的「主義」，近百年來在中國不幸地反覆發作。有些知識人似乎被洋槍洋炮打懵了，只能一直靠西方批發想法，總是忙於打聽西方的說法，爭著在遠方學界的註冊名錄里認領自己的身份，以至文化軟骨症重到了殘障程度：比如明明是說及吾國吾民之事，卻念念不忘在關鍵詞後加註譯名，一定要比附歐美的某些事例，套上他國他民的思維操典，否則就如無照駕車和無證經商，足以令人惶惶不安，足以招來同行們的竊笑和聲討。

  其實，任何命名系統都有局限性，都不是全能。不同的文化之間既可譯又不可全譯，比如中文裡的「道」就很難譯，英文裡的being也很難譯，這完全正常。恰恰相反，難譯之處多是某種文化最寶貴的優長所在，是特殊的知識基因和實踐活血之蘊藏所在，最值得人們用心和用力，如果能輕易地外譯，倒是奇怪了，倒是不正常了。換句話說，一個毫無難度全面對接的翻譯過程，通常是一個文化殖民和文化閹割的過程，一個文化生態多樣性消失的過程，對於一個有志於自主創新的民族來說，無異於聲頻漸高的警號。

  從這一角度看，創新文化的基礎工作之一就是創新詞語，弘揚文化的高端業務之一就是輸出詞語，包括不避翻譯難度、增加翻譯障礙、使翻譯界無法一勞永逸的詞語，哪怕造成理論對外「接軌」大業的局部混亂和一時中斷也無妨——這有什麼可怕嗎？這有什麼不好呢？說岔了就暫時岔一岔，說懵了就暫時懵一懵，可持續的差異、隔膜、衝突難道不正是可持續的交流之必要前提？

  一個不岔也不懵的美滿結局未必可靠，也未必是結局。

  作為文化活力與生機的應有之義，作為古今中外所有文化高峰的常規表現，歷史一再證明，富日子裡不一定綻放好文化，但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詞彙，促成命名系統的不斷糾錯與校正。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面對一個全球化或多種全球化交織的時代，在深度吸納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采眾家之長，避各方之短，從洋八股中大膽解放出來，在一種大規模的自主實踐中真芷做到循實求名，對於當今中國來說必不可少，也非常緊急。

  如果這一片土地上確有文化復興的可能。

  如果這裡的知識群體還有出息。

  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