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與精神分裂症

  眼下，一個學者不寫理論專著，倒去寫一些接近文學的感性文字，是不可能被學術體制接受的。他既不可能拿到職稱也肯定爭不到研究經費，只能被視作不務正業或窮途末路的自棄。同樣，一個作家不寫正宗的「純」文學，倒去寫一些接近理論的智性文字，也不大可能被文藝體制接受。他會被同行疑惑，被文藝愛好者拒絕，在很多時候被視為越姐代庖的狂妄，或是江郎才盡的敷衍。

  現代體制所要求的文化生產，是一種專業化分工的生產，而且在一種流行的誤解之下，專業化一開始就定製了相應的生活方式與意識方式。事情似乎是這樣:學者不需要關注感覺，不需要積累和啟用個人經驗，其鬱悶、欣喜、憤怒、感動一類日常情緒反應，雖然真實地發生在每一天，卻不宜在學術過程被問題化和課題化，只能被視為治學生涯的危險干擾，必須全力排除。他只需要從書本到書本地忙碌下去就夠了，哪怕一本本不知所云的學舌，也是他從業的心血成果。同時，作家不需要投入思想，不需要拓展社會人文知識視野，雞零狗碎，家長里短，男盜女娼，道聽途說，似已構成自足的文學樂園，才藝的高下充其量只體現於通曉或奇詭的手法選擇。這種情況下的作家，成了一批最有權利厭學、無知、淺見、弱智以及胡言亂語的人，專業經營小感覺和小趣味。至於追問筆下故事是否承擔著價值意義，是否回應了世道人心中緊迫而重大的難題，只能讓很多作家打出疲憊的哈欠。

  這是一種文體分隔主義，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義。一個人，本來是心腦合一的，是感性與智性兼備的有機生命體，其日常的意識與言說，無不夾敘夾議和情理交錯，具有跨文體和多文體的特徵。如果不是神經病，沒有任何人會成天操一嘴理論腔或者操一嘴文藝腔，把他人嚇得目瞪口呆落荒而逃。在工業化時代以前，在人類心智發育的一個漫長歷史階段，這種日常的意識與言說直接產生文獻，因此文、史、哲等等多位一體，幾乎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文本。不僅從先秦到盛唐的一流中國先賢大多具有這樣的全能風格，從古希臘哲學到《聖經》與《古蘭經》，西方諸多奠基性的文化經典也不例外。沒有人會對這種表達感到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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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到後來才發生變化。隨著儒學在中國頹敗和宗教在歐洲與塌，文化生產大規模重組，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科層分明的需要，漸次納人了專業化體制:理論與文學開始分家，甚至小說與散文也開始分家，甚至議論性的雜文與敘事性的散文也開始分家。儘管有托爾斯泰、尼采、雨果、魯迅、羅蘭·巴特等人，仍然表現出對文體分隔的不適與謀反，仍有一種常人式的亦即上帝式的表達欲望，但就大多數而言，文化人只能各就其位和各安其職，專業定位日益與自己的生存常態告別。偶有越位的文體客串，頂多只能算業餘興趣，不足為訓，無關宏旨。寫出最像理論的理論，寫出最像文學的文學，才是大家更為惦記的目標。

  這有什麼不好嗎？在一定的條件下，專業化分工可以使人們的術業有專攻，各求其長，各用其長，資源優化配置，寫作更加職業化與技術化，知識的生產、流通、消費以及相關人力培訓也更有效率。同時，專業化寫作並不強求專業化閱讀，讀者們完全可以上午讀理論，下午讀文學，一天之內頻繁跑場與換道，採用雜食性精神菜單，在各種特色產品中博採眾家然後自融一爐。歐洲十六世紀以後的人文興盛，就呈現這樣一種百體倶興、百體俱精以及相得益彰的局面，使我們毫無理由對文體分隔過於擔心，而且足以對這一趨勢的前景仍然充滿期待。

  問題在於，文體是心智的外化形式，形式是可以反過來制約內容的。當文體不僅僅是一種表達方便，而是形成一種模式化強制，構成了對意識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規定，不是作者寫文章而是文章寫作者，到了這一步，作者的精神殘疾就可能出現了，文化生產就可能不受益反受害了——這正像分類競技的現代體育造出了很多畸形肉塊，離人體健康其實越來越遠。在這種情況下，智性與感性的有機互動關係被割裂。人們或是認為理性比感性更「高級」，從笛卡爾、萊布尼茲、康德以及列寧那裡繼承對感覺的懷疑；或是認為感性比理性更「本質」，從尼采的「酒神」說和弗洛伊德的「潛意識」說那裡繼承對理智的蔑視。還是在這種情況下，理論不光是一種文命，它構成了學者們獲得感覺能力的障礙，其實也是創造優質理論的障礙，哪怕他們筆下可以偶得一些漂亮的文學化修辭——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太難。文學也不光是一種文體了，它同樣構成了作家們獲得理智能力的障礙，其實也是創造優質文學的障礙，哪怕他們筆下可以搬弄幾個深奧的理論化辭藻——做到這一點同樣不是太難。

  人類的理智與感覺終於被不同文體分頭管理，被學者與作家分頭管理。而管理者們在日益職業化與技術化的競爭壓力之下，畫地為牢，自我囚禁，單性繁殖，自我複製，直至陷入精神枯竭和絕育的境地。他們心智空空卻自居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言詞滔滔卻總是對當下重大的精神逼問視而不見或者避實就虛。他們使出版物汗牛充棟，但人們仍是閱讀的饑民，常常在書店裡翻了半天，不知道有哪一本可讀。

  閱讀的饑民們更有充分的理由，對文本中的理性與感覺一併失望。

  一個中產階級日益龐大的社會裡，文化過剩的真相其實是文化缺位。以前是「文學高於生活」，現在差不多是生活源於文學並且高於文學了。以前是「理論高於生活」，現在差不多是生活源於理論並且高於理論了。從表面上看，文化營銷轟轟烈烈五彩繽紛，但世界歷史和現實生活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舊的解釋系統力不從心，越來越不能與人們內心最深處的焦慮接軌。倒是很多在現實生活中摸爬滾打過的普通人，總是有書本之外太多驚人的故事和太多奇妙的想法，為文人墨客們聞所未聞。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對文士們的忙碌表示疑惑。理科學子也有足夠的理由瞧不起文科弟兄的幾句酸腔——這種高等院校內外的普遍現象，似乎尚未引起人們的重視。

  這樣一個文明高峰的現代社會裡倒是邪教迭出。特別是美國九一一事件以後，原教旨極端宗教主義、原教旨極端民族主義、原教旨帝國主義以及原教旨等級主義……以各種准邪教的方式捲土重來，在很多地方一呼百應大獲人心。這些思潮基本上用不著理論和文學，卻使理論與文學無法招架一觸即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思潮都具有精神分裂的特點:或是理智到教條主義的程度，強詞奪理，冷血無情；或是感覺到享樂主義的程度，聲色犬馬，縱慾無羈。很多人就是這樣缺乏完整人格，其偏執、自閉、僵固以及欲罷不能是常有症狀。問題是:知識界對此是否毫無責任？那些泡沫化的理論和泡沫化的文學，是不是促成了這一場精神危機？那種人類理智與感覺被分隔管理以後的雙雙失血，雙雙無根，雙雙惡變，是不是終於面臨著精神分裂以後的如期反應？

  葡萄牙作家費爾南多·佩索阿說在今天，正確的生活和成功，是爭得一個人進人瘋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資格:不道德、輕度狂躁以及思考的無能。」（見《惶然錄》）

  「瘋人院」的最大心理特徵就是感覺與理智失衡，是感覺脫離理智的控制，或者理智缺乏感覺的支撐。因此，現代社會的修復，不能不從人的心智修復開始。在這裡，對文體的關注，也許是我們必要的基礎性作業之一。我們當然不必要也不應該統統投入跨文體和多文體的寫作，不必要也不應該接受對任何形式的迷信。但我們至少應該心腦並用，通情同時達理。「通情」的理論就是富有經驗感覺積蘊的理論，哪怕最為枯燥的思辨推理中也伏有情感的脈跳。「達理」的文學就是富有思想智慧積蘊的文學，哪怕最為衝動的詩情畫意中里隱有思想的重力。很自然，我們還應該對文體分隔壁壘抱有必要的反思與警覺，對某些「非典型寫作」援以寬容。這不是什麼很高的要求。這只是無法禁錮的心靈自由，讓我們自己在寫作之前，首先成為一個精神健全的常人，像常人一樣來感知與言說這個眼前的世界。

  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