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貧賤易，處富貴難

  安樂死的問題正爭議熱烈，其實，未知生焉知死？我們該討論一下安樂生的問題。

  這個問題曾經不成問題。中國早有古訓：安貧樂道。安貧者，得安；樂道者，得樂。安貧樂道便是獲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晨興理荒廢，戴月荷鋤歸。（陶淵明）無事以當貴，早寢以當富，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蘇東坡）這不是一幅幅怡然自適遺世獨立的君子古道圖嗎？不過，也許是先輩們太安貧，安得人慾幾滅、功利幾無，中國就一直貧下來，貧到阿Q就只能宿破廟捉虱子了。被人打，就說是兒子打老子，有精神勝利法以解嘲，充當了「安貧樂道」論的另一版本，一種退化了的遺傳，最後被豪強抓去砍了腦袋。看來，富者不讓貧者安樂，貧過了頭就要被老太爺或八國聯軍欺壓。要想活下去，得另外找辦法。

  西來的工業文明亮了中國人的眼。安貧樂道作為腐儒之論被譏嘲被拋棄被pass。貧怕了的中國人開始急切致富，而很多社會學者幾乎有「發展癖」，無論左翼右翼都一齊奉「發展」為聖諭，力圖讓人們相信，似乎只要經濟發展了即物質條件改善了，人們就會幸福的。確實，革命和建設帶來了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還帶來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三轉一響」，「新八件」，還有國民生產總值翻番的炫目前景。但是，隨著物質財產神奇的增聚，隨著物慾得到充分滿足，厭倦作為滿足的影子緊緊隨後也在悄悄滋長，並繁殖出更多的心理黑暗。很多人反倒不怎麼會安，不怎麼會樂了。稱作「文明病」的莫名焦灼感孤獨感正在富起來的人群中蔓延。這些人最愛問的是廣有意思嗎？」（在美國的同義語:是不是interesting？能不能夠make fun？)他們最常回答的，也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句之一廣沒意思。」——我們在很多場合都可以聽到。儉樸，讀書，奉獻社會，當然早成了頭等沒意思的事。看電視沒意思，電視停了更沒意思。假日閒逛沒意思，辛苦上班更沒意思。找個情人沒意思，廝守著老婆或丈夫更沒意思。他們漸漸失去了獨處半日乃至兩小時的能力，在閒暇里自由得發慌，只得去大街或酒吧，繃著臉皮，目光黯淡，對三流通俗歌手假惺惺的愛呵戀呵，表示漠然的嚮往；對這些歌手假惺惺的愁呵苦呵，表示漠然的共鳴。他們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從鄰居到聯合國，好像都欠了他們十萬大洋。

  

  奇怪的現象是:有時幸福愈多，幸福感卻愈少。如果七十年代的一位中國青年，可以因為一輛鳳凰牌自行車而有兩年的幸福感，現在則可能只有兩個月甚至兩天。大工業使幸福的有效性遞減，幸福的有效期大為縮短。電視GG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現代享受，催促著消費品更新換代的速率。剛剛帶來一點4喜的自行車，在GG面前轉眼間相形見絀。自行車算什麼？自行車前面是摩托，摩托前面是小轎車……電子傳媒使人們知道得太多，讓無限的攀比對象強人民宅，輪番侵擾。人們對幸福的程程追趕，永遠也趕不上市場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幸福感就在這場疲倦不堪的追逐賽中日漸稀釋。

  現代新人族都讀過書識過字，當然也希望在精神領地收入快感。現在簡單啦，精神也可以買，藝術、情感、宗教等等都可以成為有價商品。凡高的畫在拍賣，和尚道場可以花錢定做，思鄉懷舊在旅遊公司里推銷，日本還出現了高價租用「外婆」或「兒子」以滿足親情之需的新興行業。金錢就這樣從物質領域滲向精神領域，力圖把精神變成一種可以用貨櫃或易拉罐包裝並可由會計員來計算的東西，一種也可以「用過了就扔」的東西，給消費者充分的心靈滿足。

  是不是真能夠滿足？

  推銷商能提供人們很多幸福的物質硬體，社會發展規劃也制訂出鋼產量、人均生產值、學校數目和病床數目等等指標。但一個人所得親情的質與量，一個人所得友誼的質與量，一個人創造性勞動所得快感的質與量，一個人洽處和感悟大自然的質和量，一個人個性人格求得豐富美好的質與量……這些幸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軟體，推銷商不能提供，也沒法找到有關的計量辦法、質檢辦法，以把它們納入發展規劃然後批量生產。正如推銷商可以供給你一輛小轎車，但並不能配套服務——同時供給你朋友的笑臉或考試的成功，讓你驅車奔赴。推銷商可以供給你一台電話，但沒法保證話筒里都流淌出友善、有趣、令人欣喜的語言，而不是氣惱咻咻的吵架或哀哀怨怨的嘮叨。

  精神是不能由別人給予的。政客和推銷商們從來在這方面無所作為，他們只能含糊其辭，或者聳聳肩，最好讓大家都把這件事忘記。

  蘇東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說過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癢難。」貧賤者易生焦渴，富貴者易生厭倦，二者都不是好事。但貧賤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歸因於外部困難的阻迫，維持對自己的信任。而富貴的厭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沒法向別人賴帳，必須自己承擔全部責任，不能不內心恐慌。貧賤者的焦渴是處在幸福的人口之外，還有追求的目標，種種希望尚存。富貴者的厭倦則是面臨著幸福的出口，繁華幻影已在身後破滅，前面只有目標喪失的茫然和清寂。這樣比起來，東坡先生所言不差。難怪他常常警告自己出輿入輦，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寒熱之媒；皓齒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濃，腐腸之藥。」亦如德國人尼采說的人生的幸運就是保持輕度貧閒。」他們都對富貴瞪大了警惕的眼睛。人類雖然不必太富貴，但總是要富貴的。東坡、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義終不是積極的辦法，不能最後解決靈與肉、心與物這個永恆難題。只是現代不少人富後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古人言中，實是一樁遺憾。應該說，事情還剛剛開始，東西方都在較著勁干，沒有人能阻止經濟這一列失去了制動閘的狂奔列車。幸福的物質硬體不斷豐足和升級，將更加反襯出精神軟體的稀缺，對局中人構成日益增強的壓力。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化不過是上帝同人類開的一個嚴酷玩笑，是對人類的強化考驗。

  蘇東坡一生坎坷，但總是能安能樂。如果說陶淵明還多了一些悲屈，尼采還太容易狂躁，那麼蘇東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他是一個對任何事都有興趣的大孩子，是一位隨時能向周圍的人輻射出快樂的好朋友，是一位醉心於藝術探索、政治改革以及興修水利的實幹家——可見他的安貧不意味著反對「富」民。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親切並發出微笑。

  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