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者夢語

  一

  人類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壞，比如把愛情做成貞節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談起社會均富就出現專吃大鍋飯的懶漢，一談起市場競爭就有財迷心竅唯利是圖的銅臭。思想的龍種總是在黑壓壓的人群中一次次收穫現實的跳蚤。或者說，我們的現實本來太多跳蚤，卻被思想家們一次次說成龍種，讓大家覺得悅耳和體面。

  如果讓耶錄遙望中世紀的宗教法庭，如果讓愛因斯坦遙望廣島的廢墟，如果讓弗洛伊德遙望紅燈區和三級片，如果讓歐文、傅立葉、馬克思遙望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和中國的「文革」，他們大概都會覺得尷尬以及無話可說的。

  人類的某些弱點與生俱來，深深根植於我們的肉體，包括臉皮、腸胃、生殖器。即使作最樂觀的估計，這種狀況也不會因為有所謂後現代潮出現就會得到迅速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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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有一個著名的寓言:兩個人喝水，都喝了半杯水，一位說我已經喝了半杯。」另一位說我還有半杯水沒有喝。」他們好像說的是一回事，然而聰明人都可以聽出，他們說的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

  一個概念，常常含注和載負著各種不同的心緒、慾念、人生經驗，如果不細加體味，悲觀主義者的半杯水和樂觀主義者的半杯水，就常常混為一談。蹩腳的理論家最常見的錯誤，就是不懂得哲學差不多不是研究出來的，而是從生命深處湧現出來的。他們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不能將概念讀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狀態，躍然紙頁，神會心胸。即使有滿房子辭書的佐助，他們也不可能把任何一個概念真正讀懂。

  說說虛無。虛無是某些現代人時髦的話題之一，宏論虛無的人常被劃為一黨，被世人攻訐或擁戴。其實，黨內有黨，至少可以二分。一種是建設性執著後的虛無，是嘔心瀝血艱難求索後的困惑和茫然；一種是消費性執著後的虛無，是聲色犬馬花天酒地之後的無聊和厭倦。聖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錢財，但前者首先看破了自己的錢財，我的就是大家的。而後者首先看破了別人的錢財，大家的就是我的。聖者和流氓都可以懷疑愛情，但前者可能從此節慾自重，慎於風月；而後者可能從此縱慾無忌，見女人就上。

  尼采說:上帝死了。對於有些人來說，上帝死了，人有了更多的責任。對另外一些人來說，上帝死了，人就不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周圍擁擠著的這些無神論者，其實千差萬別。

  觀念總是大大簡化了的，表達時有大量信息滲漏，理解時有大量信息潛入，一出一入，觀念在運用過程中總是悄悄質變。對於認識豐富複雜的現實來說，觀念總是顯得有點不堪重用。它無論何其堂皇，從來不可成為價值判斷標準，不是人性的質檢證書。正因為如此，觀念之爭除了作為某種智力保健運動，沒有太多的意義。道理講不通也罷，講通道理不管用也罷，都很正常，我們不妨微笑以待。

  三

  虛無之外，還有迷惘，絕望，焦慮，沒意思，荒誕性，反道德，無深度，摘增加，喪失自我崩樂壞，垮掉的一代，中心解構，過把癮就死，現在世界上誰怕誰……人們用很多新創的話語來描述上帝死後的世界。上帝不是一個人，連梵蒂岡最近也不得不訓示了這一點。上帝其實是代表一種價值體系，代表摩西十誡及各種宗教中都少不了的道德律令，是人類行為美學的一種民間通俗化版本。上帝的存在，是因為人類這種生物很脆弱，也很懶惰，不願承擔對自己的責任，只好把心靈一股腦交給上帝託管。這樣，人在黑夜裡的時候，上帝說，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人就前行得較為安全。

  上帝據說最終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這個時候，一個身陷戰俘營的法國教書匠，像他的一些前輩一樣，苦苦思索，想給人類再造出一個上帝，這個人就是薩特。薩特想讓人對自己的一切負責，把價值立法權從上帝那裡奪回來，交給每個人的心靈。指出他與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的差別是很容易的，指出他們之間的相同點更是容易的。他們大膽構築的不管叫理性，叫物自體，還是叫存在，其實還是上帝的同位語和替代品，是一種沒商量的精神定向，一種絕對信仰。B·J·蒂利希評價他的存在主義同黨時說存在的勇氣最終源於高於上帝的上帝」，「他是這樣的上帝，一旦你在懷疑的焦慮中消失，他就顯現。」

  尼采也並沒有擺脫上帝的幽靈。他的名言之一是：「人為自己的不道德行為羞愧，這是第一階段，待到終點，他也要為自己的道德行為羞愧。」問題在於，那時候為什麼還要羞愧？根據什麼羞愧？是什麼在冥冥上天決定了這種羞而且愧？

  人類似乎不能沒有依恃，沒有寄託。上帝之光熄滅了以後，薩特們這支口哨吹出來的小曲子，也能湊合著來給夜行者壯壯膽子。

  四

  一個古老的傳說是，人是半神半獸的生靈，每個人的心中都活著一個上帝。

  人在謀殺上帝的同時，也就悄悄開始了對自己的謀殺。非神化的勝利，直接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車道。這是「人本論」嚴肅學者們大概始料未及的諷刺性結果。

  二十世紀的科學，從生物學到宇宙論，進一步顯示出人是宇宙中心這一觀念，和神是宇宙中心的觀念一樣，同樣荒唐可笑。人類充其量只是自然界一時衝動的結果，沒有至尊的特權。一切道德和審美的等級制度都被證明出假定性和暫時性，是幾個書生強加於人的世界模式，隨便來幾句刻薄或窮究，就可以將其拆解得一塌糊塗——邏輯對信仰無往不勝。到解構主義的時候，人本的概念乾脆已換成了文本，人無處可尋，人之本原巳成虛妄，世界不過是一大堆一大堆文本，充滿著偽裝，是可以無限破譯的代碼和能指，破譯到最後，洋蔥皮一層層剝完了，也沒有終極和底層的東西，萬事皆空，不余欺也。解構主義的刀斧手們，最終消滅了人的神聖感，一切都被允許，好就是壞丨壞就是好。達達畫派的口號一次次被重提:「怎樣都行。」

  聖徒和流氓，怎樣都行。

  唯一不行的，就是反對怎樣都行之行。在這一方面，後現代逆子倒常常表現出怒氣沖沖的爭辯癖，還有對整齊劃一和千部一腔的愛好。

  真理的末日和節日就這樣終於來到了。這一天，陽光明媚，人潮擁擠，大街上到處流淌著可口可樂氣味和電子音樂，人們不再為上帝而活著，不再為國家而活著，不再為山川和鄰居而活著，不再為祖先和子孫而活著，不再為任何意義任何法則而活著。薩特們的世界已經夠破碎了，然而像一面破鏡，還能依稀將焦灼成像。而當今的世界則像超級商場裡影像各異色彩紛呈的一大片電視牆，讓人目不暇接，腦無遐思，什麼也看不太清，一切都被愉悅地洗成空白。這當然也沒什麼，大腦既然是個欺騙我們已久的贅物和禍根，消滅思想便成為時尚，讓我們萬眾一心跟著感覺走。這樣，腸胃是更重要的器官，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羅蘭·巴特乾脆用「身體」一詞來取代「自我」。人就是身體，人不過就是身體。「身體」一詞意味著人與上帝的徹底決裂，物人與心人的徹底決裂，意味著人對動物性生存的嚮往與認同——你別把我當人。

  這一天，叫做「後現代」。

  「後現代」正在生物技術領域中同步推進著。魚與植物的基因混合，細菌吃起了石油，豬腎植人了人體，混有動物基因或植物基因的半人，如男豬人或女橡人，可望不久面世，正在威脅著天主教義和聯合國的人權宣言。到那時候，你還能把我當人？

  五

  歐洲是一片人文昌榮、物產豐饒的大陸。它的盛世不僅歸因於科學與工業革命，還得助於民主傳統，也離不開幾個世紀之內廣闊殖民地的輸血——源源不斷的黃金、鑽石、石油、黑奴。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與中國不同的是，歐洲的現代精神危機不是產生於貧窮，而是產生於富庶。叔本華、尼采、薩特，差不多都是一些衣食不愁的上流或中流富家公子。他們少年成長的背景不是北大荒和老井，而是巴洛克式的浮華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錦衣玉食，是優雅而造作的禮儀，嚴密而冷酷的法律，強大而粗暴的機器，精深而繁瑣的知識。這些心性敏感的學人，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了追求精神自由的造反，宣示種種盛世危言。

  他們的宣示在中國激起了回聲，但是這宣示已經大多被人們用政治/農業文明的生存經驗——而不是用金錢/工業文明的生存經驗——來悄悄地給予譯解。同樣是批判，他們不言自明的對象是資本社會之偽善，而他們的中國同志們不言自明的對象很可能是「忠字舞」。他們對金錢的失望，到了中國，通常用來表示對沒有金錢的失望。一些中國學子夾著一兩本哲學積極爭當「現代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差不多就是窮人想有點富人的憂愁，要發點富人脾氣，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減肥藥，當成了窮人的救命糧。

  個人從政治壓迫下解放出來，最容易投人金錢的懷抱。中國的薩特發燒友們玩過哲學和詩歌以後，最容易成為狠宰客戶的生意人，成為卡拉KTV的常客和豪華別墅的新住戶。他們嚮往資產階級的急迫勁頭，讓他們的西方同道略略有些詫異。而個人從金錢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於是海德格爾讚賞納粹，薩特參加共產黨，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王權，讓他們的一些中國同道們覺得特傻帽。這樣看來，西方人也可能把窮人的救命糧，當成富人的減肥藥。

  當然，窮人的批判並不比富人的批判低檔次，不一定要學會了發富人的脾氣，才算正統，才可高價，才不叫偽什麼派。在生存這個永恆的命題面前，窮人當然可以與富人對話談心，可以與富人交上朋友，甚至可以當上富人的老師。只是要注意，談話的時候，首先要聽懂對方說的是什麼，也必須知道，自己是很難完全變成對方的。

  六

  請設想一下這種情況，設想一個人只面對自己，獨處幽室，或獨處荒原，或獨處無比寂冷的月球。他需要意義和法則嗎？他可以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崇高和下流都沒有對象，連語言也是多餘，思索歷史更是荒唐。他隨心所欲無限自由，一切皆被允許，怎樣做——包括自殺——也沒有什麼嚴重後果。這種絕對個人的狀態，無疑是反語言反歷史反文化反知識反權威反嚴肅反道德反理性的狀態，一句話，不累人的狀態。描述這種狀態的成套詞語，我們在後現代哲學那裡似曾相識耳熟能詳。

  但只要有第二個人出現，比如魯賓遜身邊出現了星期五，事情就不一樣了。累人的文明幾乎就隨著第二個人的出現而產生。魯賓遜必須與星期五說話，這就需要約定詞義和邏輯。魯賓遜不能隨便給星期五一耳光，這就需要約定道德和法律。魯賓遜如若要讓星期五接受自己的指導，比如服從分工和講點衛生，這就需要建立權威的組織……於是，即便在這個最小最小的社會裡，只要他們還想現實地生存下去，就不可能做到「怎樣都行」了。

  暫時設定這種秩序的，不是上帝，是生存的需要，是肉體。在一切上帝都消滅之後，肉體最終呈現出上帝的面目，如期地沒收了自己的狂歡，成了自己的敵人。當羅蘭·巴特用「身體」取代「自我」時，美國著名理論家卡勒爾先生已敏感到這一先兆，他認為這永遠產生著一種神話化的可能，自然的神話行將復辟（見《羅蘭·巴特》）。可以看出，後現代哲學是屬於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學，是獨處者的哲學，不是社會哲學；是幻想者的哲學，不是行動哲學。

  物化的消費社會使我們越來越容易成為獨處的幻想者，人際關係冷淡而脆弱，即便在人海中，也不常惦記周圍的星期五。電視機，防盜門，離婚率，信息過量，移民社會，認錢不認人……對於我們來說，個人越來越是更可靠的世界。一個個商業GG暗示我們不要虧待自己，一個個政治家暗示你的利益正被他優先考慮。正如我們曾經在忠字舞的海洋中，接受過個人分文不值的信條，現在，我們也及時接受著個人至高無上的時代風尚，每個人都是自己最大的明星，都被他人愛得不夠。

  七

  時曠日久的文化空白化和惡質化，產生了這樣一代人:沒讀多少書，最能記起來的是政治遊行以及語錄歌，多少有點不良記錄，當然也沒有吃過太多苦頭，比如蹲監獄或參加戰爭。他們被神聖的口號戲弄以後誰也不來負責，身後一無所有。權力炙手可熱的時候他們遠離權力，苦難可賺榮耀的時候他們掏不出苦難，知識受到尊重的時候他們只能怏怏沉默。他們沒有任何教條，生存經驗自產自銷，看人看事決不迂闊一眼就見血。他們是文化的棄兒，因此也必然是文化的逆子。

  這一些人是後現代思潮的天然沃土。他們幾乎不需要西方學人們來播種，就野生出遍地的冷嘲熱諷和粗痞話。

  其實也是一種文化，雖然沒有列於文化譜系，也未經培植，但天然品質正是它的活力所在。它是思想統制崩潰的必然果實。反過來，它的破壞性，成為一劑清瀉各種偽道學的毒藥。

  「後現代」將會留下詩人——包括詩人型的畫家、作家、歌手、批評家等等。真正的詩情是藐視法則的，直接從生命中分泌出來。詩人一般都具有瘋魔的特性，一次次讓性情的烈焰，衝破理法的岩層噴薄而出。他們覺得自己還瘋魔得不夠時，常常讓酒和夢來幫忙。而後現代思潮是新一代的仿酒和仿夢製品，是高效制幻劑，可以把人們引人豐富奇妙的生命景觀。它恢復了人們的個人方位，拓展了感覺的天地，雖然它有時可能失於混沌無序，但潛藏在作品中的革命性、獨創精神和想像力的解放顯而易見，連它的旁觀者和反對者也總是從中受益。

  「後現代」將會留下流氓。對於有心使壞的入來說，「怎樣都行」當然是最合胃口的理論執照。這將大大鼓舞一些人，以直率來命名粗暴，以超脫來命名懶惰，以幽默來命名欺騙，以法無定法來命名無惡不作，或者乾脆以小人自居，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如果說，在社會管制嚴密的情況下，人人慎行，後現代主義只能多產於學院，成為一種心智遊戲；那麼在社會管制鬆懈之地，這種主義便更多流行於市井，成為一種物身的操作。這當然很不一樣。前者像夢中殺人，像戰爭片，能提供刺激、樂趣、激動人心，而後者則如同向影劇院真扔上一顆炸彈——誰能受得了呢？因此，對後現代主義配置的社會條件不夠，就必有流氓的結果。

  詩人總是被公眾冷淡，流氓將被社會懲治。最後，當學院型和市井型的叛逆都受到某種遏制，很多後現代人可能會與環境妥協，回歸成社會主流人物，給官員送禮，與商人碰杯，在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學位，要兒女守規矩和懂應酬。至於主義，只不過是今後的精神晚禮服之一，偶爾穿上出入某種沙龍，屬於業餘愛好。他們既然不承認任何主義，也就無所謂對主義的背叛，沒有許諾任何責任。最虛無的態度，總是特別容易與最實用的態度聯營。事實上，在具體的人那裡，後現代主義通常是短暫現象，它對主流社會的對抗，一直被憂心忡忡的正人君子估計過高。

  在另一方面，權勢者對這些人的壓制，也往往被人們估計過高。時代不同了，眾多權勢者都深諳實用的好處，青春期或多或少的信念，早已日漸稀薄，對信仰最虛無的態度其實在他們內心中深深隱藏。只要是爭利的需要，他們可與任何人親和與勾結，包括接納各種晚禮服。不同之處在於，主義不是他們的晚禮服，而是他們某種每日必戴的精神假面。他們是後現代主義在朝中或市中的潛在盟友。

  這是「後現代」最脆弱之點，最喜劇化的歸宿。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後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的分解和破碎，是現代主義燃燒的尾聲，它對金燦燦社會主流的批判性，正在被妥協性和認同傾向所悄悄置換。它挑剔和逃避了任何主義的缺陷，也就有了最大的缺陷——自己成不了什麼主義，不能激發人們對真理的熱情和堅定，一開始就隱伏了庸俗化的前景，玩過了就扔的前景。它充其量只是前主義的躁動和後主義的沮喪，是夜行者短時的夢影。

  如果「後現代」又被我們做壞，那也是沒法子的事。

  夜天茫茫，夢不可能永遠做下去。我睜開眼睛。我寧願眼前一片寂黑，也不願當夢遊者。何況，光明還是有的。上帝說，要有光。

  199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