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殖有道

  中國古人對經濟事務並不鄙夷，亦非無知。公元前「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司馬遷語），其繁榮程度大概不在希臘和羅馬之下。白圭、計然、朱公一類大實業家名聲遠播，連孔子門徒子貢也是生意高手，商隊有「結駟連騎」之盛，足與各國王侯「分庭抗禮」，其事跡載於《史記》。墨子對於生產，管子對於流通，都留下豐富知識，可算中國最早的經濟學，「貨殖」之學。只是這種經濟學不那麼唯物質主義和唯技術主義，更不像現代某些經濟學家誇耀的那樣「不講道德」。所謂倡「本」富、容「末」富、斥「奸」富，就是古人的經濟道德綱領。又有「齊民」一說齊」者，均也，同也，共同富裕也，是為經濟道德目標。北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一部農業技術書冠以「齊民」，便是承前人貨殖之道，堅持以民為本的實業方向。

  筆者對文學以外話題一直慎言。然貨殖既為齊民之術，與萬民相涉，凡民皆有建言資格，於是才有如下不吐不快的兩則感想。

  關於數據

  一個全國著名的經濟模範村，註冊常住人口一千佘，年人均利潤數十萬，全村居民住進了統建小洋樓，享受公費醫療、公費就讀等福利。這當然是驕人的成績。但深入了解一下便知，這些利潤的創造者遠不止常住居民，另有一萬多外地民工在這裡打工，只由於沒有當地戶籍，不進入當地人口統計，也就未納入人均利潤核算，於是他們創造的利潤全部轉移到當地戶籍的一千多人名下。「人均」利潤就是這樣拉高的:至少拉高了十倍。

  有良知的經濟學家大概都不會同意這樣的統計，否則外地打工者創造的剩餘價值將被完全抹殺。當然，在正常情況下，打工者拿到了工資即勞務費，比無業者要強。但常識又告訴我們，攤入成本的勞務費並不意味利潤分配。也就是說，在上述案例里，一萬多人創造了利潤，卻由一千多人來享受利潤，包括享受利潤帶來的高福利——可能的權力腐敗尚不考慮在內。這種分配的依據，當然是上述那種至少虛增了十倍的人均利潤統計，是把外來打工者統統刪除以後的所謂經濟奇蹟。

  中國人口眾多，造成了勞動力價格低廉，以至從八十年代末期到現在，公務員、教師、記者、軍警等從業者的工資一般增長了一、二十倍，但底層打工者月薪仍在三百元到五百元之間徘徊，幾乎一直無增長。如果說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有什麼奧秘的話，那麼這種勞動力價格的凍結性低廉，以及由此產生的生產成本低廉，就是諸多原因中極為重要的一條。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參與利潤分配的龐大打工群體，更多承擔了繁榮之下的犧牲，並且在一種十分可疑時經濟統計之下，其犧牲被合理化了，自然化了，隱形化了。這種統計不僅掩蓋了一個模範村的真相，同樣也大大折扣了農民工對都市經濟繁榮的貢獻，大大折扣了中、西部外出務工群體對東南沿海經濟繁榮的貢獻——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等地讓人目眩的「人均」高產值和高利潤，無不包含這些群體的心血——只是他們通常被排除在有關統計的人口分母之外。結果，這些地區的增長與外來打工者似乎沒關係，與廣大欠發達地區持久性的勞力低價輸出似乎沒關係。相反，有些人會聳聳肩，把那些地方的困難看作落後者們「懶惰」、「蒙昧」的自食其果。比方說誰都會知道深圳對貴州的「支援」，但誰會知道在這種支援之前有貴州對深圳的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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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可以反映現實，也可以扭曲現實。即使是一些真實數據，受制於統計方法的預設，受制於導控者的理論定向和制度定向，就會成為有選擇的數據，甚至是造成假相的數據。如果我們打破所謂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的身份界限，如果我們把農民工納入有關企業或地區的經濟統計，各種「人均」數據必發生巨大變化。這會使某些企業或地區的「政績」合理縮水，但可恢復經濟運行的本來面目，幫助人們對經濟獲得更可靠的知識，獲得更道德的眼光，即一種關切大局和關注弱者的眼光。可惜的是，很多理論家常常誇耀經濟學的「客觀性」、「科學性」、「價值中立性」，卻不知他們的私利和偏見總是在這些數據里隱藏。

  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對西方經濟的描述之中。所謂評選世界五百強可算另一例。這種大吹大擂的評選只是關注利潤、產值、生產率、資產規模等指標，其統計方法從來沒有設置過「就業貢獻率」、「環保貢獻率」、「分配公正率」一類指標。於是，世界企業「五百強」不一定是「五百優」或者「五百善」——為了爭「強」，公司裁減員工增加失業可能會被持股者歡呼，公司製造污染破壞環境可能會被總統和議員庇護，公司內部嚴重的分配不公可能會被社會輿論忽略。這一切都關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數人的利益。然而，據說從來只關心利益的經濟學偏偏不在乎這些利益，在評選這「強」那「強」時從不採集和公示這些方面的數據，不對更廣泛和重要的得失給予評估。

  公司當然不能虧損，當然不能沒有利潤，這是一條市場經濟底線。但是不是利潤越多就越好？產值越高就越好？對於公司廣大員工來說，對於全人類公共利益來說，那些在經濟競爭中既有優勝之「強」，同時又能在「就業貢獻率」、「環保貢獻率」、「分配公正率」等方面表現卓越的企業，不是更值得全社會尊敬和表彰？為什麼我們的經濟學家們就不能創造一種新的年度評選？

  評勝選優不講公共利益，是利潤和資產掛帥的表現，意識形態的偏執暗伏其中。經濟活動終究是為人服務的，因此就業、環保、分配公正等等正是經濟學應有之義，不應排除在經濟學之外；應落實為公司業績評估的重要指標，不能停留於某些經濟學家業餘的道德空談。這些指標的長久缺失，這些數據被某些利益集團本能地反感和拒絕，暴露了諸多經濟學所謂「客觀性」、「科學性」、「價值中立性」的可疑，暴露了這些經濟學的深刻危機:充其量只是一種公司經濟學而不是社會經濟學，是以小利損害大利的經濟學，是以物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的經濟學。

  如果說主流經濟學以西方發達國家為經驗背景，難免有一些統計盲區，那麼一個人均資源十分匱乏和國際環境並不寬鬆的人口大國，一個在就業、環保、分配公正方面正面臨超常壓力的後發展大國，國情如此特異，理論就不可照搬。其經濟學如果同樣缺失這些指標，鸚鵡學舌的後果肯定無「齊民」之效，反有誤國與禍民之虞。

  從這個意義上說，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首先需要創新統計原則和統計方法——這是一個緊迫而切實的起點。

  關於市場

  「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流行標語，出現在很多田頭村口，當然是很好的說法。但「修了路必然富」的逆定律並-不成立，因為開路不是挖金元寶，道路通達之處可能富，也可能窮。據聯合國一九九九年人類發展報告統計:全世界有四十多個國家比十年前更窮，而這些國家的道路越來越多。

  在沒有交通便利以前，一個中國鄉下青年結婚成家，幾千元的家具開支只能就地消費，讓當地木匠來賺。一旦有了公路，這筆錢就可能坐上中巴或者大巴，進人廣州或者上海家具商的腰包，那裡的家具一定款式更多，在大批量和集約化生產之下也一定價格更廉。這就是路網拓展以後購買力向經濟核心地區集中的尋常例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核心地區的信息、技術、資金、人才以及政治優勢將獲得更大的擴張空間，其商品反過來更容易傾銷邊緣地區，使那裡的很多企業在競爭壓力下淘汰出局。還是在這種情況下，在邊緣地區找不到什麼出路的人才，在父母和社會支付了越來越昂貴的教育成本之後，將進一步流向核心地區。這樣的過程少則數年，多則數十年，前者便不再可能複製後者的產業結構並且與之競爭，只能拱手交出產品深加工的能力和利潤，一步步淪為純粹的原材料供應方。不難想像，一塊晶片換幾十噸木材，這樣的「平等」的市場交換在富國和窮國之間發生，也正在中國的富區和窮區之間出現。

  落後地區可以發展自己的特色產業，比如高附加值農業等等。但只要相關消費力僅限於少數富人，與大面積的人口無緣，比如與普通市民與村民無緣，那麼生產者就只是在爭奪一個很小的市場，高附加值農產品就太容易過剩。反季節瓜菜、鮮花和草木、牛奶和肉鴿，這都是好東西，大家都願意享受，但在多數人購買力有限的情況下，這種自然生理需求無法變成市場需求——這就是「需求不足」或者「生產過剩」的真實含義。當生產者一擁而上的時候，物多價賤，物賤傷農，生產什麼就積壓什麼，高附加值可能變成低附加值，甚至是負附加值，進一步削弱廣大生產者的消費力，形成一種低收入—低消費—更低收入—更低消費的惡性循環。因此，鄉村產業結構調整的說法不是不對，但必須以擴大市場需求為前提，以國家加強利益分配調節力度從而使大多數人手裡有票子為前提的前提。否則需求持續不足，先行者還有點賺頭，盲目跟進者就要大栽跟頭。

  這就是沿著公路網絡而迅速擴張的市場化。從全局上來說，這種趨勢將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促進技術創新，增強綜合國力。但這種趨勢的另一面將是各種資源的加速流動，如得不到有效調控，便可能擴大貧富差距。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東部與西部已加劇了橫的差距。豎的差距近年來也觸目驚心:五級財政結構中，頂端的中央財政金潮滾滾，縣、鄉兩級財政卻寒風習習，借錢繳稅成了基層普遍現象，只是一直被各種「政績」掩蓋。這兩種差距交織的結果，一方面是很多人「消費升級」，狂購奢侈品和囤積房地產，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人求學、求醫、求生的困難——連廣東這樣的富省都有相當多的市縣拖欠職工工資。不管是依據哪一種統計，中國已逼近或超過貧富差距的危機臨界點。

  市場能自動造就公正嗎？能自動帶來均富和普惠嗎？

  一國之內的市場尚不可能，全球市場就更不可能。因為國家有政府調控能力，而全球沒有政府，更缺乏調控手段。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只要腐敗還在可控範圍，只要行政權威尚未完全喪失，至少可採取下列政策緩解貧富矛盾：

  一是讓農民工去城裡打工。儘管都市已有嚴重的失業壓力，儘管有些都市當局曾企圖清退農民工以保市民就業，但中國的政策仍然禁止勞工市場壁壘，使都市大門一直向農民工敞開。這樣，農民工儘管不能分享利潤，儘管壓低了城裡的僱工價格從而增加了他們不能分享的利潤，但畢竟有些收入——在很多鄉村，農民進城務工已成主要富民手段。可以比較的是，這種勞動力自由流動在全球範圍內並不存在。富國要求投資自由、貿易自由、金融自由等等，卻不容許移民自由。一般來說，人家只需要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只要你的碩士和博士，絕大部分勞工都得作為「非法移民」被驅逐出境。富國的境外投資雖帶來一些就業機會，但這種投資只是外移一些中低端產業，在國家政策控制之下，高酬和高利的核心產業卻總是留在母土不容外人染指，勞動成本中最有油水的一瓢，還是優先母國的就業群體。

  二是國家以稅收調節分配，靠財政轉移支付實現以富補貧，比如直接承擔貧困地區水利、交通、電力、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公共建設，甚至部分承擔那裡教育、行政、衛生、扶貧等方面的支出，增強中下層的消費力，以非市場手段「擴大內需」。光是前不久的農村「費改稅」，中央財政就再拿出四百億以緩減農民負擔——雖然還遠遠堵不上一千二百億的缺口（另一統計說缺口更大）。將來建立農村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的保障，恐怕也只能由政府承擔責任，不能把希望寄託於市場。可以比較的是，全球範圍內的市場缺乏政府調控，既沒有全球稅，也沒有財政轉移支付。心誠善意的富國有時減免一些債務，或者給一點無償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窮國感激不盡。但富國並沒有扶貧的法定責任，國際「慈善」事業力度總是相當有限。正是針對這一點。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曾提出全球稅概念，指出沒有稅收調控的自由市場缺乏公正性，無法對市場化過程中受到盤剝和侵害的弱勢國家給予補償。這位首相一句話點中了穴位，但國際商界和國際政界的大物們都裝作沒聽見。他們更願意談的是全球化和市場化，談窮國不開放市場就永無繁榮之日，談富國對窮國的發展做出了多少無私奉獻。

  這些話對不對呢？當然也對了一部分，至少是對了一小部分。若以全球為一個利益單元，全球化和市場化無疑將促進資源優化配置，促進全人類技術和經濟的進步。對抗這個潮流，以高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保護民族產業，常常是保護落後，保護低品質的國際「鄉鎮企業」。但這些話也有虛假。因為全球遠遠還不是、甚至永遠不會是人們唯一的利益單元。各國的國界還在。各國財政還沒有「合灶吃飯」和統一調度。因此，在一個心繫五洲體恤萬國的全球政府建立起來之前，全球化只是有選擇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投資經營的全球化，沒有利益分配的全球化。光是沒有全球性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沒有全球性財稅體制對分配的調控，這兩條就暴露出全球市場的致命缺陷——它不是一國市場的簡單放大。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所造成的貧富分化和需求不足等等，將很難得到緩解。不久前，世貿組織「多哈」會議上，窮國與富國在修改規則方面分歧嚴重，誰也不讓誰，可見全球化並不是全球愛心的別名。人們對此不必過於天真。

  在理論和實踐上，中國農民確實可能搭上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快車。

  但同是在理論和實踐上，他們也可能因為村前一條公路開通，因為對市場化和全球化身不由己的捲入，被這列快車甩得更遠——失控的市場經濟或缺德的官僚經濟，都可能是這條公路前面的陷阱。在這裡，面對國內媒體對市場化眾口一詞的讚頌，把醜話說在前頭，把風險和困難講足一點，可能有利於我們趨利避害，更為理性地觀察經濟現象。

  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