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冼星海
2024-10-02 08:05:27
作者: 茅盾
和冼星海見面的時候,已經是在聽過他的作品的演奏,讀過了他那萬餘言的自傳以後。
那一次我所聽到的《黃河大合唱》,據說還是小規模的,然而參加合唱人數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訴我,曾經有過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揮是一位青年音樂家(恕我記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擔任魯藝音樂系的短短時期內訓練出來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訴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揮,這次的演奏當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實說,儘管「這是小規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揮,可是那一次的演奏還是十分美滿——不,我應當承認,這開了我的眼界,這使我感動,老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心裡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難受。對於音樂,我是十足的門外漢,我不能有條有理告訴你,《黃河大合唱》的好處在哪裡。可是它那偉大的氣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發生崇高的情感,光是這一點也就叫你聽過一次就像靈魂洗過澡似的。
從那時起,我便在想像:冼星海是怎樣一個人呢?我曾經想像他該是木刻家馬達(湊巧他也是廣東人)那樣一位魁梧奇偉,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們告訴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歡說笑,話匣子一開就會滔滔不絕的。
我見過馬達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執筆沉思,大的斗篷顯得他頭部特小,兩眼眯緊如一線。這人就是冼星海,這幅木刻就名為《冼星海作曲圖》。木刻很小,當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寫真」,而在表達冼星海作曲時的神韻。我對於這一幅木刻也頗愛好,雖然它還不能滿足我的「好奇」。而這,直到我讀了冼星海的自傳,這才得了部分的滿足。
從冼星海的生活經驗,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這樣大的氣魄。做過飯店堂倌,咖啡館雜役,做過輪船上的鍋爐間的火夫,浴堂的打雜,也做過乞丐——不,什麼都做過的一個人,有兩種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壓倒,雖有抱負只成為一場夢,又一是戰勝了生活,那他的抱負不但能實現,而且必將放出萬丈光芒。「冼星海就是後一種人!」——我當時這樣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約三個月以後,在西安,冼星海突然來訪我。
那時我正在候車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幾個月,即將經過新疆而赴蘇聯。當他走進我的房間,自己通了姓名的時候,我吃了一驚,「呀,這就是冼星海麼!」我心裡這樣說,覺得很熟識,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見面,我總是拙於言詞,不知道說些什麼好,而在那時,我又忙於將這坐在我對面的人和馬達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較,也和我讀了他的自傳以後在想像中描繪出來的人作比較,我差不多連應有的寒暄也忘記了。然而洗星海卻滔滔不絕說起來了。他說他剛出來,就知道我進去了,而在我還沒到西安的時候就知道我要來了;他說起了他到蘇聯去的計劃,問起了新疆的情形,接著就講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創作。我對於音樂的常識太差,靜聆他的議論(這是一邊講述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創作計劃,一邊又批評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將來致力的方向),實在不能贊一詞。豈但不能贊一詞而已,他的話我記也記不全呢。可是,他那種氣魄,卻又一次使我興奮鼓舞,和上回聽到《黃河大合唱》一樣。拿破崙說他的字典上沒有「難」這一字,我以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沒有這一個字。他說,他以後的十年中將以全力完成他這創作計劃;我深信他一定能達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達到。因為他不但有堅強的意志和偉大的魄力,並且因為他又是那樣好學深思,勇於經驗生活的各種方面,勤於收集各地民歌民謠的材料。他說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帶給他的一包陝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覺得還很不夠,還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卻不知弄到何處去了。他說他將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載,儘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謠,然後再去蘇聯。
現在我還記得的,是他這未來的《民族交響樂》的一部分的計劃。他將從海陸空三方面來描寫我們祖國山河的美麗,雄偉與博大。他將以「獅子舞」「划龍船」「放風箏」這三種民間的娛樂,作為他這偉大創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徵」或「韻調」。(我記不清他當時用了怎樣的字眼,我恐怕這兩個字眼都被我用錯了。當時他大概這樣描寫給我聽:首先,是讚美祖國河山的壯麗,雄偉,然後,獅子舞來了,開始是和平歡樂的人民的娛樂——這裡要用民間「獅子舞」的音樂,隨後是獅子吼,祖國的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將從「獅子舞」「划龍船」「放風箏」這三種民族形式的民間娛樂,來描寫祖國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預備在旅居蘇聯的時候寫你這作品麼?」我這麼問他。「不!」他回答,「我去蘇聯是學習,吸收他們的好東西。要寫,還得回中國來。」
那天我們的長談,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見面,誰又料得到這就是最後一次呵!「要寫,還得回中國來!」這句話,今天還在我耳邊響,誰又料得到他不能回來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寫這小文的時候還覺得我是在做噩夢。我看到報上的消息時,我半晌說不出話。
這樣一個人,怎麼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這樣想:當在國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萬里,且經受了生活的極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時候,他大概還覺得這一段「儻來」的不平凡的生活經驗又將使他的創作增加了綺麗的色彩和聲調;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樂道這一番的遭遇,覺得何幸而有此罷?
現在我還是這樣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開頭他就會講述這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而且要說:「我經過中亞細亞,步行過萬里,我看見不少不少,我得了許多題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時間永遠不能磨滅我們在西安的一席長談給我的印象。
一個生龍活虎般的具有偉大氣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遠坐在我對面,直到我眼不能見,耳不能聽,只要我神智還沒昏迷,他永遠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