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漢唐時期的翻譯家都是從哪兒來的？

  明成化八年（1472），禮部官員上奏了一件非常嚴重的事：鴻臚寺里的譯者人數超額了。

  鴻臚寺是中央三省六部外另設立的一個部門，主要負責主持外事及凶喪禮儀。一切招待外蕃來訪、進貢，提供口譯、筆譯、同聲傳譯等事宜，都由他們負責。雖然鴻臚寺不屬於六部，但因為負責的內容和禮儀高度相關，就由禮部管理。而禮部之所以上奏人員超額的事，主要是因為這事確實有點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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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臚寺里有個四夷館，四夷館的業務有點類似現在的外語學院、編輯部、禮賓部，當然，主要職能還是翻譯外語。四夷館裡有兩種官生，一種負責筆譯，叫譯字官生；一種負責口譯，叫通事官生。

  官生的履歷必須清白，經過官方重重審查，方可入館就職。這麼做的目的，就是杜絕官方的通事譯者有人品奇差而水平稀爛的情況，也是為了防止間諜混入。但這麼個翻譯工作，卻有無數冗員。

  在那時，翻譯是個有利可圖的工作。被叫作通事的翻譯，確實沒少利用職務之便干擾官方正常工作。在地方土司，他們非常喜歡利用朝廷官員和當地百姓語言不通從中漁利。通事自己會兩種語言，其他人都不會，那麼一切官方文檔與精神，他們就都可以胡亂傳達了。譬如本來只收兩分錢銀子的稅費，他們往下傳達成八分。本來免租的，他們翻譯成加派。負責具體工作的小吏，也就是糧長、稅差，與通事相互勾結，一年賺夠別人干一百年的錢，哪管百姓沸反盈天？

  地方上的翻譯都如此，鴻臚寺的官生就更過分了。他們的工作枯燥但重要，水平差的幹不了，水平好的也需要大量訓練，這就使得教師能從中作梗。

  禮部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他們解決不了。這是個系統性的問題，便按正常程序上報皇帝，重新申明考核的重要性。禮部認為，以往的譯者不超過60個，此時卻有好幾百個，有點泛濫。而且這些人大多是外語老師私自招收的學生，本來就沒經過審核，卻能任職而不干正事，有事就從中漁利，著實可惡。

  這幫內定的傢伙之所以能占領四夷館，原因是這樣的：教師領著薪水給學生上課，但除了薪水以外，並沒有其他進項；可如果開展課外教學，私收徒弟，就能收取巨額的補習費，然後幫學生「內推」。

  老師在課外傾心傳授技巧，為公家授課的時候卻很糊弄。反正考試題是老師出的，私收的學生便能輕鬆把其他學生給頂下來。靠推薦與頂缺，老師又能賺一筆。如此好事，何樂而不為呢？

  在朝廷看來，這種行為卻是不可饒恕的。翻譯乃國家大事，是中外溝通的重要橋樑，影響非常大。人浮於事也還好說，但是等哪天外交部全成了某些人的私人財產，還不知道會搞出什麼么蛾子呢！

  於是成化皇帝立即發布政令，澄清選才辦法，要求鴻臚寺遴選前必須先呈報審核，所有人員經過考試，試用結束後，再考核一次，工作後每三年重考，才許正式入職，考核不過，發回原籍。

  明代的四夷館，兼教育培訓、翻譯為一體。按照原有的設計，每一種語言都有一個館，分館下面還有不同語言，相當於現在的「系」。

  起初主要有韃靼（蒙古語、通古斯語、突厥語）、女真（滿語）、西番（西域羌族等）、西天（印度語）、回回（回回、撒馬爾罕、天方、占城、日本、真臘、爪哇、滿剌加）、百夷（百夷、孟養、孟定、南甸、干崖、隴川、威遠州、灣甸、鎮康、大候、芒市、景東、鶴慶、者樂甸）、高昌（高昌、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東、魯陳、亦力把力、黑婁）、緬甸、八百（八百、寮國、車裡、孟艮），幾乎囊括了古代中國周邊所有的語言。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國際關係的改變，原有的課程已經不能滿足國際需求。於是，在這件事發生20年後，朝廷又增設了暹羅譯字官，後來加設暹羅館。

  暹羅這地方相當於現在的泰國，暹羅語也就是古代的泰語。一開始，暹羅外交的職能是並在回回館裡的。可實際上回回館裡並沒有泰語老師，久而久之，暹羅發過來的文件就沒人能看懂了，回信也沒法回。

  朝廷只好下通知，讓暹羅先把文檔翻譯成回回語後再送來，送來後再由回回館的譯者翻譯成漢語。回信時則反過來，先寫成回回語送到暹羅，暹羅那邊的譯者再給翻譯成泰語。

  由於溝通的加強，這回朝廷索性從暹羅要來了幾個老師，直接把回回館那邊的學生叫去授課，以此為班底，組建了暹羅館。

  古時候官方的翻譯者們，大略都是通過授課、學習的方式來學習多門語言的。一開始就精通兩國語言的老師，要麼是通過學習得來，要麼就是身處兩種語言交匯的地帶，從小就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會好幾國語言。

  民間譯者也是如此。安史之亂的始作俑者安祿山，出身西域的康國，是粟特族人，可出生地卻是營州柳城（今遼寧朝陽）。這地方靠近室韋、靺鞨、高句麗，漢人也很多。他的母親又是個突厥族的巫師，他本人幹的行業是牙子，是撮合人口買賣的，後來經常跑到幽州幹活（偷羊）。因為從小就生活在複雜的多語言環境中，使安祿山精通六種語言。後來他偷羊時被軍閥張守珪抓住，由於說話很好聽，反而被張守珪認作義子，成為軍中不可多得的翻譯奇才。

  類似這種人才，如果還能識字，往往被請去授課。

  玄奘法師年輕時，就跟隨從西域到長安的僧人及胡商學習梵文。在西去取經的路上又邊走邊學，到天竺後，他梵文的水平越發精深。回國後玄奘開了譯場，招收大量學生，翻譯了海量的經書，為佛教的傳播及佛教的中國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那些很遠的國家，國內沒有人能聽懂他們的語言。但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總有比較近的中間國。

  張騫出使西域，一開始副官是胡人堂邑父。此人是隴西人，本身精通匈奴語，又很勇猛，射術很好。前半程的翻譯和保衛工作，就是由他的團隊負責的。但是，自打過了大宛，到康居，抵達大月氏，就不那麼輕鬆了。因為即便是堂邑父，也並不懂大月氏人說的吐火羅語。大宛的國君派了「導繹」，陪同張騫一行繼續前進。這些翻譯家和張騫團隊裡的翻譯家懂的語言中有重合的，通常是由大宛譯者把吐火羅語翻譯成西域的某種語言，再由精通西域語言的人翻譯給張騫聽。正是這些熟悉多國語言的翻譯人員，讓大漢使者與極其遙遠的大月氏能夠順暢地溝通。

  張騫帶回來的典籍、文檔，自然也要經過譯者轉譯。而這樣的譯者，早在先秦就有了。在《周禮》中，他們被叫作「象胥」。每一種語言，有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如此成建制的團隊，不可能突然就出現，而是經歷了長期的磨合。要問翻譯這一行為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可就真不好說了。

  語言出現以前，就有不同部族相互征戰。語言出現以後，勝利一方掠奪失敗一方的人口和物資。勝利方男子往往會與失敗方女性俘虜有婚姻，他們的下一代就可以精通兩種語言。

  官方有許多翻譯人員，但對民間的百姓來說，是很難聽懂各地方言的，更不要說外國語了。

  明弘治年間，朝鮮官員崔溥到濟州島出差，在海上遭遇暴風，漂流到了浙江台州境內。因為語言不通，被當地百姓視為倭寇，遭到圍堵。幸虧是語言不通文字通，古朝鮮和古中國用的都是漢字。通過筆談的方式，崔溥自我辯解，一船人才避免了被殺的命運，順利進京面聖，並返回他們的祖國。

  說方言也需要翻譯的情況，讓我想起了威海人的一個故事。

  威海屬於山東，但對山東其他地方的人來說，威海話實在是難懂。濟南的女婿到威海探望岳父，岳父不會說普通話，就需要媳婦做翻譯。結果媳婦有事出去了，岳父回到屋裡，看見女婿站在床上，奇怪地問這是怎麼了。

  原來，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女婿已經能聽個半懂，卻並沒有意識到威海人會把「玩」說成「站」。岳父大人去院子前對女婿說：「你床上站。」意思是讓女婿坐在床邊玩，喝喝茶，看看電視。女婿很困惑，不明白為什麼岳父非要他往床上站，心想肯定是要考驗他，於是毅然決然站了上去。

  沒有翻譯，就是這麼容易鬧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