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37年版序言(有刪減)

  作者：蕭伯納

  

  譯者：劉勇軍

  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192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傷心之家》。作為狄更斯的崇拜者，蕭伯納稱《遠大前程》是他「最簡潔完美的作品」。

  《遠大前程》是狄更斯以自傳形式創作的三部長篇小說中的最後一部。在這三本書中，《荒涼山莊》作為埃絲特·薩默森小姐的自傳，自然與狄更斯本人的相似之處最少，因為埃絲特不僅是女人，還自命清高到了令人惱火的地步，不過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實中確實存在這樣的完美典範，也許也值得狄更斯對他們尊崇有加。除了《荒涼山莊》，還有《大衛·科波菲爾》和《遠大前程》。至少在一段時間裡，大衛一直是狄更斯最寵愛的孩子，這也許是因為他通過大衛的人生講述了自己童年時自尊心深受傷害的一段痛苦經歷[1]。狄更斯儘管活力勃發，卻是一個非常內斂的人。他的充沛精力體現在想像力和表演這兩方面(他的想像力沒有止境，他的外在生活從頭到尾都是一場盛大的表演)。從《艱難時世》和《小杜麗》開始，他對世界便有著極為開闊的視野和深刻的認識，這兩部作品的水平遠高於他早期所有的作品，而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他有沒有意識到，靠在鞋油瓶子上貼標籤賺錢，與出身並不高貴的男孩為伍[2]，並沒有什麼可恥之處。這與在斯彭洛先生[3]辦公室里做一個體面的學徒，或是當速記員，記錄下議院無休止的廢話和全國所有像伊頓斯威爾這種偏僻小鎮的競選活動[4]，沒有什麼區別。

  對比米考伯和威廉·杜麗[5]這兩個人物，就可以看出他的價值觀發生了悲劇性的變化。米考伯突然變成了一個提線木偶般的老丑角，他拿著一個滑稽的魔術袋，不斷重複自己的小伎倆，直到我們再也無法忍受。至於威廉，這個人物極為逼真，狄更斯對他的描寫十分深刻。現在來對比一下大衛和皮普。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則要相信，狄更斯認為他最喜愛的孩子大衛是一件藝術品，甚至把自己的人生經歷放在他的身上，這並不是誤解。成年後的大衛漸漸失去了吸引力，變成了舞台經理所說的那種「可有可無的配角」。後來，狄更斯先生則以鐵匠小學徒這個人物再次出現，而這可以視為向《大衛·科波菲爾》中的粉土豆[6]致歉。

  狄更斯確實很清楚，《遠大前程》是他創作的結構上最為緊湊的作品。在他其他所有的書中，都存在著過於臃腫的情節，如果讀者是在合適的年齡看到，會覺得非常有趣，但作為人物描寫，這些情節便顯得生硬和怪誕了。即使在狄更斯的代表作《小杜麗》中，我們也不可能相信，現實中會有潘克斯先生這樣的人在倫敦擁擠的街道上攔住卡斯比先生[7]這樣的人，並剪掉他的頭髮；弗林特溫奇太太是狄更斯對一個具有種種缺陷的精明老太太進行的生動刻畫，但她與亞瑟·克萊南的衝突[8]太過滑稽，我們不可能將其視為真正存在的人物。我們不能像談論僕人山姆[9]那樣，說從來沒有卡斯比、潘克斯和弗林特溫奇太太這樣的人存在過，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在現實生活中確實遇到過這樣的人。但我們可以說，狄更斯的幽默感在這些人物身上失效了。假如我們毫無幽默可言，我們甚至可以嚴肅地說，這本書的主題在於描繪一幅英國社會的悲劇圖景，但其藝術的完整性已經喪失。

  《遠大前程》里有沃普斯勒和特拉布裁縫鋪里的小夥計這兩個人物，但他們在故事中有自己的角色和目的，並沒有不相符的描寫。拿弗林特溫奇太太和哈維沙姆小姐作比較，可謂並不合適。但作為對「瘋」女人的對比描寫，如果狄更斯把哈維沙姆小姐看作一個喜劇人物，他會怎麼描寫她，光是想想這一點，就會讓人不寒而慄。在《遠大前程》里，生活可不是鬧著玩的。這本書是一個整體，從頭到尾都很真實，其他書卻不是這樣，甚至連緊湊的《雙城記》也不是。《雙城記》自始至終都是純粹的感傷情節劇，其中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異常缺乏歷史哲學觀。

  狄更斯從來不認為自己是革命家，不過他確實是。他對下議院的無情蔑視，是基於他作為議會記者的經歷。這種蔑視從未動搖過，從對伊頓斯威爾選舉的描寫，到尼古拉斯·尼克爾貝對帕吉斯特爾斯先生的採訪[10]，再到他的最後一本書《我們共同的朋友》(《德魯德之謎》卻不可作為最後一本書，這不過是一個垂死之人擺出的姿態而已)中的維尼林選舉，無不如是。這種諷刺有很多，且並不是單純的諷刺。狄更斯是第一個意識到並明確陳述以下觀點的作家：致力於黨的制度對下議院來說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在黨內辯論中消耗了我們所有的改革精力和能力。此外，遇到需要緊急處理的事，他們卻只能商量出「為什麼不能做」的結論。《工廠法》倒是很快就出台了，可儘管工廠和礦山的勞動條件很糟糕，這項法案竟然過了五十年才生效。在狄更斯去世後，他們用了三十年才通過一項愛爾蘭地方自治法案，但這很快就被軍方富豪統治階層否決了。因此，這個問題就像兩個野蠻部落之間的競爭一樣，只能通過屠殺和燒毀房屋來解決。19世紀中葉，狄更斯看到了這一點，並說了出來。他肯定會遭到忽視，因為他不會支持議會，他和議會之間的關係也會因而變得僵化。

  歐洲不得不從艱難的經歷中學到從狄更斯那裡學不到的東西。在議會問題上，他是他們的預言家，就像馬克思是蘇維埃的經濟預言家一樣。然而，最近一位反對狄更斯崇拜的反動主義者宣稱，他「從未走在大眾前面」。

  馬克思和狄更斯是同時代的人，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同樣處在文壇，以此為業。然而，在我們看來，他們就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不同物種的生物。狄更斯如果對卡爾·馬克思有所了解，會和他一起被歸為革命家。革命家和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的區別在於，資產階級認為現存的社會秩序是人類社會永久和自然的秩序，有些時候需要在有些地方進行改革，但本質上是良好且理性、正確且可敬的，非常合理，並將永恆存在。而在革命家看來，現存的社會秩序則只是暫時的，充滿謬誤，令人反感，還不乏病態：是一種社會疾病，需要治癒，不能得過且過。我們只要把薩克雷[11]、特羅洛普[12]和狄更斯比較一下，就能看出這種差異了。薩克雷以一種野蠻的方式痛斥統治階級，這在狄更斯那裡是很沒有風度的。薩克雷甚至不讓筆下的統治階級人物擁有在上流社會男女身上普遍存在的優秀品質和成就，他把他們塑造得卑鄙、不通文墨、不誠實、無知、阿諛奉承到令人髮指的地步，而在狄更斯筆下，即使他會把貴族描寫得可笑和無用，至少也會讓他們有教養。特羅洛普把薩克雷視為自己的導師和榜樣，卻沒有薩克雷那樣的對統治階級的惡意，他給我們留下了一幅平衡得多也更為真實的維多利亞時代上流社會的圖景，從未有意識地對其進行粉飾，儘管他允許筆下的上流社會充斥著腐化的男女。但特羅洛普的政治觀點只是鄉間別墅和獵場上的政治觀點，這與薩克雷一般無二。因此，薩克雷和特羅洛普都得到了上流社會的完全信任和認可。狄更斯雖然能吸引所有階層的人，卻從不曾得到過這樣的接受或認可，而接受他的只有那些或是善良或是愚蠢的上流社會男女，他們沒有能力批評任何能讓他們哭或笑的人。有人告訴狄更斯，他不擅長描寫紳士，《小杜麗》通篇都是廢話。原因在於，在他的書中，天堂般的倫敦西區似乎只是個愚人天堂，必須遠離，而不是進入《啟示錄》中新耶路撒冷前不可缺少的預備學校。只要看看百科全書，就可以知道狄更斯「對鄉村紳士一無所知」。更貼切的說法是，狄更斯知道關於萊斯特·德洛克爵士[13]真正重要的一切，而特羅洛普則對他真正重要的一切一無所知。特羅洛普和薩克雷可以看到荒涼山莊，狄更斯卻能看穿它。這對狄更斯來說可不是開玩笑，他對此懷有深深的憂慮，明白革命是如何從燒毀城堡開始的。

  馬克思和狄更斯的不同之處在於，馬克思知道自己是革命家，而狄更斯則對自己的這部分使命沒有絲毫意識。年輕的狄更斯在律師事務所找工作，自學速記，從辦公室的凳子上逃到了記者席，而年輕的托洛茨基和列寧，則有意直面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貧困，選擇革命作為職業，資產階級的安全與體面的每一種替代對他們來說都比狄更斯明顯得多。

  這就讓我們想到，狄更斯雖然屬於受過教育和有教養的階級，可他本人既沒有受過教育，也沒有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這對他和這個世界來說都是幸運的，因為這讓他逃離了學校和大學的日常生活，而這種生活只會使平庸因印第安式的勇敢心態而變得複雜。沒有學校教育比得上拉迪亞德·吉卜林[14]和溫斯頓·邱吉爾[15]的教育。但在有些家庭里，渴望滿足精神追求的男孩可以接觸藝術。我本人便是在學校什麼也沒學到，反而在家裡獲得了許多高等音樂的教育。我有機會接觸到繪畫方面的插圖書籍，這讓我有機會去了（愛爾蘭）國家美術館。這樣一來，我就能成為一名音樂家和繪畫評論家，以此養活自己，像狄更斯靠速記養活自己一樣。我如饑似渴地閱讀有關科學和當時宗教爭議的書籍。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而不是在我們的公學和大學裡，英國的這種文化才得以延續。

  現在看來，狄更斯一家似乎全是無文化之人。狄更斯提到過他在閣樓上發現一堆18世紀的小說時簡直欣喜若狂。但斯摩萊特[16]是一個比狄更斯本人更粗俗的野蠻人。儘管《堂吉訶德》和《一千零一夜》激發了狄更斯熱切的想像力，卻使他對當時的哲學和藝術一無所知。對他來說，哲學家是知識分子，是有趣的人物。斯莫爾托克伯爵[17]的創作靈感來自街頭阿拉伯人：狄更斯甚至不知道，伯爵通過研究玄學和中國，並結合信息來研究中國玄學的方法「不僅是明智和正確的，而且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對於狄更斯和大多數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來說，玄學荒謬、無用、不切實際，是傻瓜的標誌。他有足夠的音樂才能，知道很多流行的民謠曲目，他會在家裡唱這些歌，使他的聲音保持良好狀態。他還讓湯姆·平奇[18]在教堂里演奏管風琴，並稱之為一項令人愉快的成就。但我不記得曾聽說他聆聽過古典音樂會，他甚至很可能並不知道有這種娛樂活動的存在。在《一年四季》上有關（倫敦）國家美術館的文章中，儘管對「沉默的威廉[19]」的「神化」的描述極其有趣（單看標題就能讓貓發笑），在一些世俗的觀點上也足夠明智，但都可謂十分庸俗。鑑於他與麥克利斯[20]和克拉克森·斯坦菲爾德[21]的友誼，我們不能說他不喜歡所有的畫家，但這並不是一種建立在文化上的友誼。斯坦菲爾德是一位風景畫家，他迎合了英國人對風景的熱愛，而這種熱愛往往會與對藝術的熱愛相混淆。麥克利斯是一位逸事畫家，他把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場景完全按照舞台場景呈現出來。當狄更斯在他的故事中描寫一個他非常不喜歡的人物時，便會安排這個人物從事藝術行業。《小杜麗》里的亨利·高恩是個畫家。佩克斯尼夫[22]是一位建築師。哈羅德·斯金波[23]是一位音樂家。他描寫他們的方式摻雜著真正的仇恨。

  我絕非暗示這些人物違背自然。藝術家往往的確令人討厭，還有著名的「反修復」組織，其正式名稱為「古建築保護協會」，由威廉·莫里斯[24]及其友人創立，目的是保護古建築免受建築師的損害。更重要的是，以羅塞蒂、莫里斯和羅斯金為中心的藝術極端主義者、前拉斐爾派和唯美主義者都是狄更斯的崇拜者。他們崇拜特拉布的小夥計，如果他們讀了我現在寫的東西，一定會把我視為叛徒。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利·亨特[25]與哈羅德·斯金波一樣咎由自取，高恩那種膚淺的繪畫令人討厭，而建築師正是像佩克斯尼夫這樣的索爾茲伯里大教堂的寄生蟲的合適職業。但是，他們所有的狄更斯式的熱情，以及狄更斯的逼真人物描寫，都不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狄更斯對藝術的文化層面所知甚少。由此可見，一個理解力很強的人也可能不了解廣為人知的事。你可能讀過狄更斯所有的故事，卻不知道在他生活的時期，藝術、哲學、社會學、宗教，簡而言之就是文化，都處在狂熱的復興階段，革命運動也頻頻出現。丁因格[26]曾說過：「狄更斯對許多偉大的主題都不感興趣，無論這些主題多麼驚人。」這句話一針見血。要說在他的筆下找到像卡爾·馬克思這樣的人物，那簡直就像在育兒室里找鸚鵡螺一樣不可能。

  狄更斯的廣大讀者覺得這些人物太過古怪，因而不可能真實存在，繼續把庫德爾和杜德爾[27]崇拜為偉大的政治家，認為東印度公司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28]和斯帕克勒先生沒有區別。事實上，這種描寫不僅太過滑稽而不可信，還因為太過真實而顯得不可信。但對狄更斯來說，這種滑稽一點兒也不有趣：真相太苦澀了。當你嘲笑傑克·邦斯比[29]，或者嘲笑開瓶器的柄掉下來砸在克里克特[30]的下巴上時，毫無疑問，狄更斯會像街頭頑童一樣和你一起大笑，儘管邦斯比的結局很悲慘。但當你嘲笑斯帕克勒或小巴納克爾時，狄更斯卻非常認真。在他看來，如果英格蘭要繼續存在，他們兩個都必須被扔進垃圾箱。

  然而狄更斯從不認為自己是革命家。他是英國職業階層的紳士，他不允許自己的女兒上舞台，因為那有失體統。他對革命者所知甚少，以至於當馬志尼[31]拜訪他並送上名片時，狄更斯十分困惑，推斷這位素不相識的外國紳士是缺錢了，並非常好心地給他寄去一金鎊，以免他來糾纏。他發現了他暴露出來的所有不滿，對運動沒有歸屬感，也不希望與和他持相同顛覆觀點的人聯合起來。為了讓他的孩子們了解宗教和歷史方面的知識，他寫了《寫給孩子們看的英國歷史》。這本書甚至沒有孩子氣的藉口。他還改寫了福音傳記，但他只是為了讓小孩子對其進行貶低。他最好還是把歷史留給小亞瑟、馬卡姆太太和戈德史密斯吧，並考慮《聖經》欽定英譯本作為一部文學藝術作品的非凡教育價值。他不把自己視為革命家，可能也很少把自己看作文學藝術家。他也反對《聖經》中的超自然觀點，而這最終導致不可知論的流行，以及對達爾文理論的武斷談論。這使這一代人忽視了這一事實的藝術重要性：在英國所有的文學能量都在充分爆發的時候，當時莎士比亞剛剛去世、彌爾頓剛剛出生，一群精心挑選的學者承擔了把他們認為是上帝的箴言翻譯成英語的任務。在這種信念下，他們激發出了超常的能力，把原始文本變成了輝煌的文學傑作，這是任何凡人作家都再也無法企及的。但是，19世紀要麼不敢以這種方式看待《聖經》，因為這屬於迷信；要麼就是對盲目崇拜很憤怒，以至於甚至不允許所謂的《聖經》具有藝術價值。無論如何，在狄更斯看來，比起受詹姆斯國王之命的抄寫員所寫的英語，他的小內爾[32]的風格更適合他的孩子。他帶他們(至少有一段時間)去一神論教派的教堂，在那裡他們既可以持懷疑態度，也可以心懷虔誠。但很難說狄更斯在形上學或形而上政治學上相信什麼或不相信什麼，儘管他對上議院、下議院和克里米亞戰爭前的公務員制度的看法十分肯定。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他無話可說。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對他而言來得太晚了。他本可能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或許也應該成為共產主義者，但事實並非如此。他是獨立的狄更斯派，這是一種非哲學的激進派，完全不相信民治政府，除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以外，他們同樣完全敵視政府的任何其他利益。他揭露了許多弊端，並熱情地呼籲統治者糾正這些弊端，但他從不號召人民這麼做。他倒是有可能想到呼籲他們也去寫小說。

  狄更斯有很多孩子，為此給他自己和他不幸的妻子增添了很重的負擔，而為了養活孩子和過富裕的生活，他被迫高強度工作，以至於英年早逝。讀者們無法忍受自己喜愛的作家迫於經濟壓力而苦苦掙扎，而這種壓力往往與天才的衝動存在著極大的衝突。這種壓力在狄更斯身上比在許多窮人身上更強烈。他有著堅定的資產階級良心，這使他不可能一邊自己去追求命中注定的道路，一邊由著妻子和孩子挨餓。狄更斯則深知貧窮的可怕，因而不會讓自己的妻子經歷他母親所經歷的一切，也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去給鞋油瓶子貼標籤賺錢。他必須取悅公眾，否則就會陷入貧困。在這種情況下，對家庭的關注不可避免地把對藝術的關注推到了第二位。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狄更斯的樂觀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掩蓋了他對生活的真實看法。他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很遠，這足以表明，當他沒有開懷大笑的時候，他是一個憂鬱的人。亞瑟·克萊南是文學作品中的「憂鬱傑米」之一。為了獲得內心的歡樂，我們不得不求助於難以對付的迪克·斯威夫勒[33]，順便說一下，他被描寫成了一個令人作嘔又粗俗的人，想借著追求有錢女人而發財。他一直都是以這樣的形象出現，後來他突然吸收了狄更斯的幽默感，就變成了一個極具娛樂性和完全不可思議的小丑。這是一種真正的轉變，而不是對公眾品位的讓步。但是，對於《董貝父子》中的沃爾特·蓋伊而言，他高昂的情緒被設計成了墮落和毀滅的前奏，可謂強行以大團圓結局替代悲慘結局的典型例子。《馬丁·丘茲勒維特》開始於對自私的描寫，最終卻無疾而終。被財富沖昏頭腦的伯菲先生解釋說，他只是出於慈善目的才假裝這樣做，於是便可安然無恙，品德上沒有一絲污點，但他的一些偽裝讓我們深感懷疑。賈代斯[34]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他一直做著慷慨之舉，最後卻為了給埃絲特·薩默森一個愉快而富有戲劇性的驚喜，居然對她進行了無情、殘忍、粗俗的欺騙。我不會說狄更斯的小說充滿了憂鬱的意圖，他並不敢把這些意圖貫徹到底，延伸至不幸的結局。但在匹克威克(就像堂吉訶德一樣，一開始只是一個可鄙的笑柄)之後，他並沒有給我們留下真正快樂的男女主人公。那些書的大團圓結局，不過是為了增添可讀性。20世紀解放婦女的小說比狄更斯的小說聰明得多，見多識廣得多，無情地讓讀者陷入絕望的沮喪和痛苦，看過那些小說的人不會對狄更斯的人性感到感激。他從充滿劫數的世界轉向偶然有好運降臨的世界，讓離別的讀者們臉上洋溢著快樂。但當我們的思想越來越強大時，他的一些安慰就變得毫無必要，甚至令人惱火。《遠大前程》的結尾便是如此。

  但這並不是唯一的結局，狄更斯寫了兩個結局，結果都搞砸了。對於第一個結局(在布爾沃·利頓的說服下放棄了)，皮普帶著小皮普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散步，駕駛馬車經過的艾絲特拉叫住了他。她嫁給了什羅普郡的一名醫生，婚姻生活很美滿，只是與皮普打了招呼，親吻了小皮普，二人便從彼此的生命中飄然遠離了。皮普虔誠地希望她的丈夫能讓她明白她讓他遭受了多少痛苦，這是缺點所在，這個結局非常真實，但又太過現實，不是悲劇該有的結局。皮卡迪利大街也不適合做這種情況的背景。駕駛馬車離開的情節，則是不知不覺地借鑑了里威爾的小說《一天的旅程：一生的浪漫》，這本小說非常不受歡迎，以至於不得不讓《遠大前程》來取代它在《一年四季》上的連載。但在里威爾的故事中，男主人公去攔馬車，結果被女人撞死。狄更斯一定覺得這個結局有什麼不妥，而布爾沃的反對證實了他的懷疑。因此，他寫了一個新的結局，在這個結局中，他去掉了皮卡迪利大街，取而代之的重逢場面極為協調，背景、時間和氣氛都堪稱美好動人。他刪除了什羅普郡的醫生這個人物，也沒有寫到小皮普。到目前為止，新的結局在各方面都比初稿結局好。

  不幸的是，布爾沃想要的是所謂的大團圓結局，把皮普和艾絲特拉描繪成一對破鏡重圓的戀人，他們將喜結連理，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狄更斯雖然不能強迫自己如此直白地在感情上弄虛作假，但在結尾，他還是允許自己說他們之間「沒有離別的影子」。如果皮普說「自從那次離別以後，我每每想到她，往日的悲傷無不湧上心頭。但我從來沒有想過再去見她，我知道我永遠也不會再去見她了」，他至少還有可能過一種可以忍受的生活。但是，一想到他會和艾絲特拉一起幸福地生活，事實上與艾絲特拉一起幸福生活的可以是任何人，那就絕對令人不快。我還記得考登·克拉克[35]夫婦曾大膽地暗示了一個疑問：班尼迪克和比阿特麗斯[36]是否也可以幸福地結合，但這並不重要，因為班尼迪克和比阿特麗斯的現實並非皮普和艾絲特拉的現實。莎士比亞可以拿《無事生非》當兒戲，這部作品被公認為粗劣之作，但《遠大前程》是另一回事，狄更斯在這部書里幾乎傾注了他所有的思想。這是一本太嚴肅的書，不可能只注重微不足道的大團圓結局。這本書的開頭充滿了不幸，中間亦充滿了不幸，而傳統的大團圓結局是對它的一種侮辱。

  在狄更斯筆下各種不討喜的女性角色中，艾絲特拉是一個奇怪的成員。在我年輕的時候，人們常說狄更斯不擅長描寫女人。說這些話的人是想到了阿格尼絲·威克菲爾德[37]和埃絲特·薩默森，以及小杜麗和弗洛倫斯·董貝[38]，認為她們是狄更斯對女性的荒謬刻畫。吉辛[39]制止了這種說法，他問道，像拉德爾太太[40]、麥克斯廷傑太太[41]、蓋格瑞太太這樣的潑婦，像尼克爾比太太[42]和弗洛拉·芬奇太太[43]這樣的傻瓜，像羅莎·達特爾[44]和韋德小姐[45]這樣扭曲的老處女，是否談不上對女性描寫的極好例證。而且，她們都不討人喜歡。但貝齊·特羅特伍德[46]是一位非常可愛的仙女教母，也是對人性的真正描寫，還有像伯菲太太[47]這樣可愛的老太太，人們會禁不住問，狄更斯一生中到底有沒有遇到過和藹可親的女性。朵拉向弗洛拉的轉變過程很殘忍，卻真實到了可怕的地步。狄更斯自然可以憑藉想像力創造出許多討喜的女性人物，但不知何故，他不能或不願像描寫其他角色一樣，生動地刻畫這樣的女性角色。他是否真認識像小杜麗這樣的人，我們表示懷疑，但范妮·杜麗特[48]顯然來自現實生活。艾絲特拉也是，狄更斯對她的描寫比對范妮的描寫細緻得多，而且我猜，狄更斯認識她這樣的人，是最近的事。

  在狄更斯沉浸在《遠大前程》的創作期間，他與妻子分居，可以自由地與女性建立更為親密的關係，而這是一個有家庭的男人所不能做到的。我對他在職業生涯的這一階段的冒險經歷一無所知，不過我敢說，反狄更斯派的一小部分人絕對可以挖出與之有關的大量內容，而他們的這種狂熱行為，都是由狄更斯研究會挑起的。沒有必要暗示任何風流韻事，因為狄更斯可以從匆匆一瞥中得到暗示，將其擴展為一個成熟的人物。他的這段經歷與我們有關，只是因為這是《遠大前程》結尾的轉折點，即艾絲特拉天生喜歡折磨別人。為了取樂，她一直故意折磨皮普。在我們聽到的她與別人的不多的交往中，她並沒有表現出一絲善意。事實上，她對皮普的折磨幾乎可以說飽含深情，與她對那些不值得折磨的人的冷漠蔑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比本特利·多穆爾聰明，又出於任性和愚蠢才會嫁給他。因此，本特利用拳頭來對抗她的惡意，也就不足為奇了。面對心碎的皮普，這對我們而言是一種安慰，但並不完全可信。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艾絲特拉這樣的人通常能嚇到本特利·多穆爾這樣的人。無論如何，最後的甜蜜結局暗示艾絲特拉因受到本特利的虐待和盡失錢財而成功挽回形象，從此和皮普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這甚至激起了狄更斯的大兒子的反對，可謂理所當然。

  除此之外，這部小說是狄更斯作品中最完美的一部。從《霧都孤兒》開始，他的許多書中都充斥著石器時代遺蹟一樣的荒謬情節，但在這本書中他沒有如此矇混過關。這個故事圍繞著一個簡單的災難展開：皮普如何一步步發現自己的遠大前程從何而來。艾絲特拉是馬格維奇的女兒，這的確帶有老式的陰謀迷信的痕跡，但這樣的情節讓英雄般的文米克擁有了感人的幸福結局。誰會忍心不讓他有個完滿的結局呢？隨著社會良知的發展，19世紀強烈的階級勢力在我們看來不那麼自然，《遠大前程》的悲劇因而便失去了一些吸引力。我在想，狄更斯本人是否意識到，他對鞋油瓶子的敏感，因此而承受的痛苦，以及他怨懟母親不同意他逃離童工工廠，其實算不上太過勢利，並不值得他為此所聲稱的所有同情。現在比較一下H.G. 威爾斯[49]，他是20世紀與狄更斯最相似的人。威爾斯討厭在布料店裡做小工，就像狄更斯討厭做倉庫小工一樣，但他一點兒也不覺得難為情，也不責怪母親把這看作對他的最高期許。威爾斯先生的父親曾是迷人的板球運動員，而命運強加給了他一份不相稱的謀生手段：開一家小鋪。在年輕的威爾斯看來，打理店鋪並不意味著有失身份，而在文雅的狄更斯看來，做倉庫小工卻是落魄，叫人無法忍受。儘管如此，我還是忍不住猜測，即便狄更斯沒有因為賺錢養活一大家子而過早地勞累而死，他也不可能像威爾斯先生從討厭的布料櫃檯中苦中作樂那樣，從鞋油瓶子中獲得樂趣。

  狄更斯從未達到那個階段，《遠大前程》中對此並無暗示。因為在這本書中，他從來沒有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皮普會拒絕馬格維奇的錢，並懷著如此殘忍的厭惡遠離他。從文雅的狄更斯家族的觀點，甚至從他自己的角度來看，馬格維奇無疑是一個「螻蟻一樣的人」，但若是維克多·雨果，一定會把他塑造成偉大的英雄，成為另一個冉·阿讓[50]。在崇高而堅定的想法的鼓舞下，馬格維奇擺脫了犯罪的泥潭，誠心誠意賺錢，以報答在他挨餓時給他一碗飯的孩子。如果皮普不反對做寄生蟲，而不願做一個誠實的鐵匠，那麼，至少他有更好的理由依靠馬格維奇賺的錢，而不是像他想像的那樣，依靠哈維沙姆小姐的財產。奇怪的是，狄更斯竟然沒有想到這一點。若是揭露皮普依靠他人為生的做法毫無價值，對狄更斯而言可謂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如果像他以為的那樣，靠哈維沙姆小姐過活只是作為林中雀俱樂部會員的特權，那他就不需要認為他對馬格維奇的依賴與他毫無根據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但是，皮普不可能認為馬格維奇與他自己或哈維沙姆小姐是一路人。而在這一點上，恐怕狄更斯與皮普的看法是一樣的。皮普確實勢利，但創造出他的人對這種短暫的局限未加批評。?

  對於這種情況，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皮普和他的創造者一樣，既沒有文化，也沒有宗教信仰。當皮普說了一連串關於哈維沙姆小姐的駭人聽聞的謊言時，喬·蓋格瑞建議他在祈禱時為此懺悔，但是皮普從不祈禱。教堂對皮普來說，除了沃普斯勒先生天花亂墜的講話，什麼也不是。在這一點上，他很像大衛·科波菲爾，大衛彬彬有禮，但既沒有文化，也沒有宗教信仰。因此，皮普的世界是一個非常憂鬱的地方，他的行為無論是好是壞，總是無可奈何。因此，狄更斯在被卡萊爾從中產階級的無知樂觀中喚醒後，總是描寫如此黑暗的背景。當他失去了對資產階級社會的信仰和隨之而來的無憂無慮的心情時，他既沒有經濟上的烏托邦，也沒有值得信賴的宗教可以依靠。他的世界變了，美好的期望全都殘忍落空。而在威爾斯的世界裡，他則在不斷實現越來越大的期望。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畢竟狄更斯從來沒有時間形成一種哲學或定義一種信仰。他後來更偉大的著作，都因日光之下所行的罪惡而充滿悲哀。

  [1] 狄更斯12歲時因家境困窘，被迫輟學做了童工，他後來將這段經歷寫進了《大衛·科波菲爾》中。——編者注(如無特殊說明，本篇注釋均為編者注)

  [2] 狄更斯作品《大衛·科波菲爾》中的情節。

  [3] 狄更斯作品《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大衛曾在斯彭洛與喬金斯事務所做過學徒。

  [4] 狄更斯作品《匹克威克外傳》中的情節。

  [5] 狄更斯作品《小杜麗》中的人物。他是因欠債而在馬歇爾西監刑時間最長的囚犯，他為自己的頭銜「馬歇爾西之父」感到無比自豪。在他內心深處，他知道自己已經把他自己和心愛的孩子們的生活搞得一團糟，但他永遠不會公開承認這一失敗。

  [6] 狄更斯作品《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是大衛在默德斯通與格林比公司做童工時的工作搭檔。

  [7] 收租人潘克斯表面上看對貧困居民的困境漠不關心，卻私下收集信息和拼湊證據，最終揭穿了其僱主卡斯比的貪婪面目。

  [8] 弗林特溫奇是克萊南家中唯一的女僕，她害怕主人克萊南夫人和丈夫弗林特溫奇，卻很寵愛亞瑟·克萊南。

  [9] 狄更斯作品《匹克威克外傳》中的人物，他與匹克威克是主僕關係。

  [10] 狄更斯作品《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中的情節。

  [11] 威廉·梅克比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國小說家，人們普遍認為其文學成就與狄更斯齊名。

  [12] 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國小說家。

  [13] 狄更斯作品《荒涼山莊》中的人物，一個頑固守舊的爵士。

  [14] 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國小說家、詩人。

  [15] 溫斯頓·倫納德·斯賓塞·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英國政治家、歷史學家。

  [16] 托比亞斯·斯摩萊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英國作家。

  [17] 狄更斯作品《匹克威克外傳》中的人物，他致力於為自己的「英格蘭偉大工作」收集信息。

  [18] 狄更斯作品《馬丁·瞿述偉》中的人物，他為人厚道，做事樸實。

  [19] 沉默的威廉（Wailliam the Silent，1533—1584），也被稱為「奧蘭治的威廉」，他是荷蘭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領導人，被視為荷蘭歷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20] 丹尼爾·麥克利斯(Daniel Maclise，1806—1870)，愛爾蘭歷史、文學和肖像畫家，他曾為狄更斯的作品設計插圖。

  [21] 克拉克森·斯坦菲爾德(Clarkson Stanfield， 1793—1867)，英國畫家。

  [22] 狄更斯作品《馬丁·瞿述偉》中的人物。

  [23] 狄更斯作品《荒涼山莊》中的人物。

  [24]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國小說家、翻譯家、建築保護主義者。

  [25] 利·亨特(Leigh Hunt，1784—1859)，英國評論家、詩人。

  [26] 丁因格(Dean Inge，1860—1954)，英國作家、劍橋大學神學教授。

  [27] 狄更斯作品《荒涼山莊》中的人物。

  [28]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他對自己所供職的東印度公司的等級結構深感痛心，一生都在致力於提高婦女的地位與呼籲男女平等等事業。狄更斯在創作《荒涼山莊》中的人物時受到了他的事跡的影響。

  [29] 狄更斯作品《董貝父子》中的人物。

  [30] 狄更斯作品《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一個皮膚黝黑的年輕女子，有打噴嚏的習慣。

  [31] 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義大利政治家、記者。

  [32] 狄更斯作品《老古玩店》中的人物。

  [33] 狄更斯作品《老古玩店》中的人物。

  [34] 狄更斯作品《荒涼山莊》中的人物。

  [35] 考登·克拉克(Cowden Clarke， 1787—1877)，英國作家。

  [36] 莎士比亞喜劇《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的主人公。

  [37] 狄更斯作品《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後成為大衛的妻子。

  [38] 狄更斯作品《董貝父子》中的人物。

  [39] 喬治·羅伯特·吉辛(George Robert Gissing， 1857—1903)，英國小說家。

  [40] 狄更斯作品《匹克威克外傳》中的人物。

  [41] 狄更斯作品《董貝父子》中的人物。

  [42] 狄更斯作品《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中的人物。

  [43] 狄更斯作品《小杜麗》中的人物。

  [44] 狄更斯作品《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

  [45] 狄更斯作品《小杜麗》中的人物。

  [46] 狄更斯作品《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

  [47] 狄更斯作品《我們共同的朋友》中的人物。

  [48] 狄更斯作品《小杜麗》中的人物。

  [49] H.G.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國小說家、政治家、歷史學家。

  [50] 雨果作品《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