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麼要講王陽明

  最近這十幾年來，傳統文化的復興在中國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我們去實體書店，經常可以在醒目的位置看到各種跟傳統文化相關的書籍，王陽明大概是其中備受關注的一個重點，甚至在最近十來年一直占據著中心位置。

  在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中，王陽明極受推崇。近代歷史上那些著名的人物，跟王陽明或多或少都有關聯，陶行知應該是其中較為著名的人物。陶行知並非其原名，他的原名是陶文濬，在讀大學期間，因受到王陽明「知行合一」觀念之影響，遂改名陶行知。他四十三歲時，在《生活教育》上發表《行知行》一文，認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並改本名為陶行知。無論是行知還是知行，這兩個名字都有王陽明心學思想的深刻印記。

  王陽明的心學思想為什麼會在近代以來備受推崇呢？這跟中國社會近代以來落後挨打的事實有著密切的聯繫，這種狀況使得當時的有識之士開始積極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迅速崛起，為當時的中國熱血青年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早期中國很多有志青年都曾留日學習。在向日本學習的過程中，王陽明及其思想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很自然地被提了出來。孫中山先生就曾經概括稱：「五十年前，維新諸豪傑沉醉於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故皆具有獨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萬人於水火中之大功。」（《中國絕不會淪亡》）這很明顯是將陽明學和日本近代的崛起聯繫在了一起。當然，還應該注意的是，這裡強調了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觀念，以及這種觀念帶給日本民族的獨立尚武的精神。所謂獨立尚武的精神，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這一點給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非常大的觸動，因此「改造國民性」成了近代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這也是基於精神世界的一種強調，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那就是要尋找民族的精神脊樑。

  1938年11月1日，廣西宜山，竺可楨在抗戰中西遷至廣西的浙江大學開學典禮上曾經做過題為《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範》的演講，認為「而在今日艱苦流離之中，將欲增進自覺自奮，尤覺應回溯古來前賢志士之嘉言懿行、勞苦功高，以資吾人之矜式。因地思人，我感到王陽明先生正是今日國難中大學生最好的典範」。這裡竺可楨強調的「自覺自奮」無疑也是一種精神的力量。

  從上面兩個例子當中，我們可以非常直接地感受到近代以來對王陽明的推崇實際上是出於對精神力量的現實需求，說明王陽明及其哲學在這個層面確實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而這也恰恰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所急需的。事實上，對於這種精神價值的追求，或者說精神世界的建構，在今天依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由此，我們也可以非常直接地感受到，王陽明及其哲學思想在近十幾年來的升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