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唯才是舉與曹操的轉折性意義

  曹操無疑是對這種注重能力的社會風向有極其敏銳的感知能力和推動作用的人物。時人以「英雄」來評論他的時候，即使不是從道德的意義上來說的，也肯定了他極為突出的個人能力，而這恰恰是當時環境最為需要的。

  所有的競爭，從本質上來說，大概都是人才的競爭，所以，歷代以來對於人才都是頗為重視的，這也是一個極為悠久的傳統。建安八年（203），在官渡之戰後，曹操頒布《論吏士行能令》（亦稱《庚申令》），針對有人議論「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的說法，鮮明地表明其立場：「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這裡對「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強調，更是突出了曹操對個人的能力的重視。

  建安十五年（210），曹操頒布《求賢令》，稱「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這表明了他「唯才是舉」的立場，也就是說，在曹操的考量中，才幹、能力才是最為重要的因素，而非道德立場。

  四年之後，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又頒布了《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亦稱《舉士令》），強調「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這裡同樣提到了陳平和蘇秦的例子，無論是陳平還是蘇秦，在道德的標準面前，都不具備積極意義，但是他們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兩年之後，建安二十二年（216），曹操頒布《舉賢勿拘品行令》（亦稱《求逸才令》），稱「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在這裡，曹操的立場與之前一致。他以古代的眾多人物為例，指出他們或出身低賤，或被人輕視，但最終都很有作為，名留千古。因此，他認為只要有文武才略，即使名聲不好也可以被推舉。

  雖然上述的詔令是曹操在不同時期、應對不同情形而下達的，但是他的基本立場是沒有改變的，即對於人才的選拔和評價，強調的是能力優先，而非道德優先。這樣的情形，至少可以作為一種風向標，或者說，將會對社會產生一種導向性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於將人們關注的重點從道德上轉移開來，而側重於關注個人的能力。而對於個人能力的關注，則自然會導向對於個體的重視。如果我們說，魏晉時代是個人自我精神覺醒的時代的話，那麼，這裡的轉折無疑就是非常重要的先導。

  

  所以，對於曹操在漢末魏晉之間的轉折性意義，還應當在思想史上給予一定的重視。雖然他可能在思想性的作品上表達得非常有限，但是，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在當時形勢下的一些策略和決定，的確起到了引導社會風氣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曹操對於個體能力的重視，實際上也就開了魏晉重視個人的先河。宗白華先生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中曾經有過一個判斷，他認為：「魏晉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解脫了漢代儒教統治下的禮法束縛，在政治上先已表現於曹操那種超道德觀念的用人標準。一般知識分子多半超脫禮法觀點直接欣賞人格個性之美，尊重個性價值。」這裡，很顯然也強調了曹操對於魏晉時代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對於曹操這種獨特性，當時人——有著「曹操第一謀臣」之稱的、來自潁川荀氏的翹楚荀彧——曾經有過非常深刻的評價：

  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曹操）明達不拘，唯才所宜……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克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三國志·魏書·荀彧傳》）

  曹操與袁紹，都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但是，在荀彧看來，曹操的意義無疑更為突出。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袁紹就相當於是行將就木的舊時代，而曹操代表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