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家的早期傳統

  雖然法家興盛的時代早至戰國時期，但是法家思想觀念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同時，作為一種政治行為，法家的觀念在歷史上源遠流長。因為政治家的現實政治實踐，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法家的特質，所以考察法家思想的淵源，很多時候就是考察中國傳統政治實踐的歷史。從這個角度出發，法家思想的先驅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鄧析、郭偃和范宣子等。從散見的古籍中可以看到他們的思想要求與後來的法家主張具有某些方面的一致性，但是從政治架構本質來說，他們與後來的法家還是有著明顯的差異的。法家在戰國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悝、吳起、慎到、申不害等。

  商鞅（約前390—前338年），姓公孫，名鞅，衛國人，因此又名衛鞅，曾輔佐秦孝公變法，使秦國迅速強盛起來，著有《商君書》。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是「開阡陌」的「耕」和獎勵軍功的「戰」，變法的理論依據是歷史進步論。「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商君書·更法》）商鞅把西周以來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上世親親而愛私」的西周血緣宗法社會、「中世尚賢而悅仁」的春秋時期，以及「下世貴貴而尊官」的戰國時代。根據古今時代變化，商鞅提出「世事變而行道異」（《商君書·開塞》）的觀點，要求在治理國家的方式上與上古、中古時期有所不同，「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治禮」（《商君書·更法》），把法與禮對舉，把法律和制度與西周以來長期實行的禮制共同視為治理國家的措施，體現了適應新的歷史形勢的法家要求。

  李悝，生卒年不詳，為魏文侯（前446—前396年在位）相，在魏國「盡地力之教」「富國強兵」，並「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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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到（約前390—前315），趙國人，長期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講學，著有《慎子》一書。《漢書·藝文志》說《慎子》四十二篇，今存五篇殘篇。慎到重「勢」，認為權力、權勢或權威必須由君主獨操而不可假借於人。「在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其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慎子·威德》）按慎到的說法，沒有「勢」，天子就不成其為天子，賢者也不能服不肖者。「勢」是保證天子權威、令行禁止的必要前提。

  申不害，生卒年不詳，韓國人，《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他「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申不害憑藉他所學的「術」做了韓國的相，他的「術」主要講「為主之道」，主要內容圍繞為君者如何駕馭、控制臣下展開。申不害稱：「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中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群書治要》引《申子·大體》）這是說，君主要深藏不露，然後對臣下以「名實」考慮、駕馭之，「為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同上）。用名實是否相符去考核臣子的行跡，就得到萬物之情實，天下也就大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