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講 終結者韓非

  就中國傳統政治而言，儒家和法家有著重要的、無可取代的意義。我們在討論荀子的時候，曾經提到過：戰國以來法家的迅速發展，對儒家政治的現實架構造成了非常大的衝擊，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秦漢以來儒家發展的基本路徑。

  儒家的政治架構和法家的政治架構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先秦儒家以王道為基礎的政治結構，其實質是要構建一個以道德為基礎的君民一體的政治共同體；而法家的政治結構，則是形成一個以君主專制為基礎的高效率的國家機器。所以，在儒家的政治結構中，君與民（人）具有共同的本質（道德屬性）；而在法家的政治結構中，君主是超越於政權運作之上的，即君主是最高統治者（法、術、勢均圍繞君主的需要而設計），其他人則是被統治者（屬於法的統治對象）。就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影響來說，法家的制度設計造成的影響更為明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的君主專制，實際上乃是法家思想影響的結果。專制本身跟儒家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從早期儒家所闡述的基本價值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一點。譚嗣同在《仁學》中曾有一段評價中國傳統政治與學術的著名論述。

  故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被托者之大盜鄉愿，而責所託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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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秦政建立在法家的基礎之上，而譚嗣同將荀學與秦政相提並論，則至少有兩層含義。首先，秦政和荀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即法家與荀子儒學之間有密切聯繫（因為無論是韓非還是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其次，秦政與法家之學有著深遠的影響力（在譚嗣同看來，這兩者是中國社會之所以落後的根本原因所在，姑且不論這個評價是否公允）。這兩層含義，一層基於理論，一層基於現實，即便不能無可爭辯地表明中國歷史上法家及其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性，至少也提醒我們重視法家及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