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縱橫家：時代的弄潮兒

  縱橫家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存在著不少爭議，關鍵的問題在於縱橫家能否被稱為「家」？因為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我們自然會發現，在中國傳統中但凡稱「家」的，都具有自身特點鮮明的學術思想，有著自成一家的價值系統和思維方式。而當我們以這樣的標準來考察歷史上的縱橫家時就會發現，幾乎找不到通常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某一家、某一學派的基本要素。

  章太炎曾謂：「縱橫亦惟見於淮南，由其語無執守，撥宜事制，本不可以學術名者。孔氏設科，言語文學所由分矣。淮南用伍被之邪說，恃嚴助之內援，造作逆謀，八公之徒，大類戰國策士，故獨列縱橫者，由其素所好尚也。」（《諸子略說》）章先生認為縱橫家根本就不能自成一家，因為他們沒有基本的學術思想，只是應時而變、應事而變罷了。而且，之所以會有縱橫家之名的產生，完全是伍被等人編《淮南子》時的「邪說」所致，這些人的身份類似於戰國策士，故對戰國縱橫家有獨特的情感，致使原本不該成「家」的縱橫家在歷史上出現了。蔣伯潛持大體相同的觀點，他認為，「縱橫本策略，不足以言學術；不但不能望儒、道、墨、法、名五家之項背，且不能與陰陽家比也」「漢志以縱橫家為諸子十家之一，可謂不倫不類」。（《諸子通考》）

  

  如果純粹以學術思想來界定某家某學派的話，章太炎先生和蔣伯潛先生的觀點，都成立。畢竟，隨時應變是縱橫家所具有的重要特點。既然需要根據具體的情形不斷調整自己的觀念，以說服君主，這就更需要機智應變和善辯的能力，而不是自身思想的完整性、穩定性。換言之，縱橫家的思想可能是技術性的、技巧性的，而非思想性的。

  但是，如果把這些人放在先秦特定的政治社會背景下來考察，這些人都對當時的歷史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歷史發展的基本面貌。對於各個諸侯國來說，他們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那麼我們該如何來定位這批特殊的人物？當他們縱橫捭闔、叱吒風雲的時候，我們是不可能將他們從歷史的維度上抹去的。換言之，這些講究技巧的人物背後，也並非沒有一致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法，他們事實上有著自身的基本傾向性和鮮明的個性。從歷史考察的角度來說，稱其為「家」也並非不可以。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提到，「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根據諸子源於王官的基本前提，縱橫家源出於行人之官，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外交官。對於行人一職，孔夫子有他的基本看法，即這些人應當是受過《詩經》的基本訓練，因為「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用今天的話來說，作為一個外交官，必須得會外交辭令，而在那個時代，這一功能由《詩經》來承擔。這就是要求行人之官，必須經過良好的辭令訓練，應該能言善辯，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夠說服對方，從而達到出使的目的。班固在這裡指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這就意味著行人對於自己的行為有相當的靈活度，可以權事制宜，隨機應變。當然，從最理想化的角度來說，這完全是出於更好地完成使命的需要，所謂「受命而不受辭」。但是，班固同樣看到了這樣的方式存在的弊端，即「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這表明方法本身並不存在價值傾向，只是使用的人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結果，價值判斷由此產生。

  從這樣的解釋出發，我們也可以對縱橫家有一些比較客觀的理解。縱橫家所承擔的基本功能實際上就是遊說諸侯，而遊說這樣的形式，在春秋之際就有，非獨戰國為然。比如孔子、墨子就都曾經遊說諸侯，奔走於列侯之間，希望通過說服人主接受其觀念，從而實現其抱負。在禮崩樂壞、諸侯林立的背景下，如果想要有所作為，就必須獲得現實政權的支持，這樣，個人的抱負和價值追求才有可能實現，春秋戰國皆然。因此，關鍵不在於遊說，而在於如何遊說。簡單地說，春秋之際的遊說，是帶有明顯的價值立場的，是為了傳布所謂的「道」而進行的。而縱橫家們的遊說，則純粹是出於私利的考慮，沒有自身穩定的價值系統。

  章學誠說「戰國者，縱橫之世也」（《文史通義·詩教上》）。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戰國時期是縱橫家的時期，因為這個時代是縱橫家最為活躍的時代。縱橫家這一特殊群體之所以會產生，勢必和戰國中晚期的社會狀況有密切的關係。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淮南子·要略》）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日知錄·周末風俗》）

  「邦無定交，士無定主」，表明了這是具有空前競爭性和流動性的時代，禮崩樂壞的結果使得社會失去了基本的價值系統，傳統的制度規範在這個時代已經被破壞殆盡，一切都面臨著新的選擇、新的機遇。再加上諸侯國林立的狀況已經略微改觀，經過春秋以來多年的征戰兼併，社會在總體上呈現出了重新統一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誰能夠掌握主動權，誰就能獲得更多的利益，甚至是一統天下。對於任何諸侯國來說，這都是巨大的利益所在。所以，在這樣一個以力相爭、以謀相取的時代里，諸侯國之間的競爭也趨於激烈。強者兼人，弱者圖存，如何為自己謀得更多的利益，也成了諸侯籌算的重心所在。而對於士人來說，傳統制度的解體、社會的混亂，雖然帶來了諸多的問題，但是也為個體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在這樣一個時代里，個體完全有可能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獲得富貴，由布衣而至卿相成了現實可至的目標。在這樣一個一切皆有可能的社會裡，自我利益（富貴、名利等）的最大限度的實現，成了士人最關注的問題。這兩方面的結合，就為縱橫家的產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戰國是縱橫家的樂土，縱橫家是這個時代的弄潮兒。他們不只是在這裡濺起了一點點水花而已，在一定意義上，他們甚至改變（或者說加速）了歷史的基本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