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墨子是誰

  前文我們提到，李約瑟說老子是朦朧的。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先秦諸子都是朦朧的。這種朦朧大抵來源於兩個層面。一則出於後人的神化，比如孔孟，當我們以聖賢來指代他們的時候，他們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形象總是高大和完美的，但是我們似乎忘記了他們其實也是現實的人，有豐富的情感和獨特的個性，當這些情感、個性被掩蓋後，他們也就成了一些朦朧的神秘符號。二則由於記載的有限和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勾勒出某些人物確切的形象，只能依據傳說進行描述和還原。這樣勾勒出來的人物形象可能和諸子本身的作品一樣，是不斷累加的結果。在這種神化或者傳說累加的背後，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朦朧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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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就是這樣一個朦朧的背影。雖然很多時候，我們誤以為墨子的形象是清晰的。比如我們會說墨子姓墨名翟，是魯國人（一說宋國人），工匠出身，後來做過宋國大夫，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這種教科書式的解釋似乎也無懈可擊，《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等典籍，都是如此界說墨子的。

  然而，關於墨子其人，在歷史上也並非沒有異議。南齊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稱墨翟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環記》也贊同此說，並認為墨子姓翟名烏；清代周亮工所著的《固樹屋書影》更提出「以墨為道，今以姓為名」，認為墨子姓翟，並將姓轉成名，而「墨」是一種學派；晚清學者江瓊所著的《讀子卮言》承襲周亮工的說法，並進一步說明古代確實有「翟」這一姓氏，但無「墨」姓，而且戰國諸子中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小說等，都沒以姓作為學派名，因此「墨」應該是學派的名稱。於是，在這種解說下，墨子就成了姓翟名烏的人。

  於是，朦朧的墨子呈現在不同進路的研究之中，甚至很多時候會讓我們很困惑：墨子究竟是誰？其實，司馬遷對於墨子也不甚了解，《史記》中只有寥寥數語，如「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孟子荀卿列傳》）。這樣的情形多少有點耐人尋味。「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韓非子·顯學》），「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呂氏春秋·有度》），「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遍為儒、墨矣」（《淮南子·主述》），這都表明儒墨並稱，並顯於時，是一個基本的事實。那麼為什麼司馬遷對於儒家（如孔、孟、荀）不惜筆墨，而對於墨翟卻只是以寥寥數語帶過而已呢？難道司馬遷對墨家有成見？這個理由也不成立，因為在《史記》中，司馬遷（或者是借太史公之言）屢屢表達了對墨家的推崇之意，比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平津侯主父列傳》），「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太史公自序》），「獵儒墨之逸文，明禮儀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孟子荀卿列傳》）。以司馬遷之史識、史情和史才，斷不會對墨子忽視到如此的境地，關於個中情由，清人孫詒讓在其《墨子間詁》中認為「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為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尚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從世代綿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核，亦其疏矣」；侯外廬先生則認為司馬遷是出於政治壓力，「不寫墨者列傳，自有隱憂」（《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這樣的說法實際上不能算是一種令人滿意的解釋。如果說是司馬遷的疏忽，這與他一貫的學風是不合的，很明顯墨家也在他所重視的行列之中，斷無可能疏忽。避免政治上的風險，看上去似乎說得通，但問題是聯想一下李陵事件，這種可能性實際上也不大，況且這也不符合司馬遷所秉承的史家傳統。而方授楚先生提出了另外一種可能性，在我看來，這似乎是比較合情合理的一種解釋。

  他傳之小序皆未及墨，而獨此言之，則所附之傳必較祥也。今本《孟荀傳》已有錯簡，又多缺略，如「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阿非楚地，其中已有缺略矣。索隱云：「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今通行本則序傳次序相同，又非《唐本》之舊也，故傳末之二十四字，必遷作《墨子》之傳已亡，而為後人附益，無疑已。吾所以論列此事，不厭其詳著，蓋淮南王安時既有墨者，遷不應如是之疏，以見墨學之在西漢，其衰微乃漸而非頓，及漢武用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表章六藝，其傳授始絕也。（《墨學源流》）

  也就是說今本《史記》中所見的這寥寥數語極有可能並非司馬遷的手筆，而是後人的竄錄，司馬遷曾經非常翔實地寫過墨子的傳記，可是已經亡佚了，這和墨家之學逐漸衰微的歷史事實也密切相關。其實，這樣的推論也是合理的，作品的亡佚是難以避免的，歷史上有很多著作都存在這個問題。從清人輯佚的工作中，我們大概也可以看到亡佚情形之一斑。有亡佚就會有增刪，就會有竄錄，這也是在保存古典文獻時常遇到的狀況。

  不管怎樣，從司馬遷在《史記》中留下的些許記載中，我們依然可以獲得一些信息。尤其是《孟子荀卿列傳》自序中的那段話：「獵儒墨之逸文，明禮儀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這樣的描述表明，在司馬遷看來，儒墨之間是有著緊密的聯繫的，以至於史家可以根據儒墨的文獻來為孟子、荀卿作傳。而「獵儒墨之逸文」，則表明司馬遷事實上是看到了頗為豐富的墨家的相關資料的，這也間接證明亡佚說是可信的。儒墨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繫在《墨子》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墨子曾經從師於儒者，學習孔子之術，稱道堯舜大禹，學習儒家典籍。但後來逐漸對儒家的思想感到不滿，認為「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焉」，即儒家不相信天鬼的存在，會導致「天鬼不悅」；儒者主張厚葬，行三年之喪，這種行為既浪費社會財富又浪費精力；儒者推崇音樂，同樣會造成浪費的後果；儒者相信命運，這會導致人們的懶惰，把自己委之於命運。

  從這樣的基本立場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墨子的出身可能相對卑微，故墨子經常自稱「鄙人」，人亦嘗稱其為「布衣之士」和「賤人」。基於這樣的身份定位，墨子思考的出發點顯然與儒家的禮樂觀念不同，他更關注現實生活層次的需求，因為他面對的就是普通的、日常的生活，尤其是普通下層人的生活。因此他自然會認為儒家的觀念不符合現實生活的需求，是對財富和精力的巨大浪費，而這是墨子所不能容忍的。所以，突破儒家的禮樂傳統，進而提倡一種更現實的社會行為主張，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