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逍遙遊是可能的嗎

  逍遙遊是莊子表達的一種精神至為自由的狀態，也是一種人所應當追求的理想境界。什麼是逍遙遊呢？莊子有非常明確的說明，「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逍遙遊》）。這是一種與天地一致的、無待（無所限制，與其相反的就是「有待」）的狀態，是無己、無功、無名的，所以，逍遙意味著人的精神向著無限性的展開，「無限性」的提出是莊子豐富想像力的表現。對於莊子來說，達致道通為一的齊物狀態，無所待的逍遙遊就可以實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逍遙遊能否實現，取決於自我心靈能否突破有限性、相對性的限制，從而達到一種絕對自由的精神狀態。

  可是，人的生活其實都是有待、有限制的，也就是說，人生是有困境的。這種困境，在莊子看來有內、外兩個層面。就內在而言，死亡、命以及情慾三者，是生活於現實世界中的人都無法擺脫的。「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莊子·知北游》），「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莊子·大宗師》），「人之生也，與憂具生」（《莊子·至樂》）。現實生活中的人總是有其自然的大限——死亡，有其不可改變的命運。人之生，卻是直接與死亡聯繫在一起的，似乎人之生就是為了死亡這個目標而存在的，「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莊子·齊物論》）。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決定了人生根本意義上的荒謬性。命同樣是人所無法逃避的事實，子桑的死為我們對命的必然性提供了非常直觀的理解。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莊子·大宗師》）

  

  「命」是一個既成的事實，一個人擁有什麼樣的生活狀態，不是父母的意願，也不是上天的命令所能決定或改變的，它對於個體而言是無法選擇、無法擺脫和無可奈何的。情慾同樣是世人無法逃避的，「人之生也，與憂具生」（《莊子·至樂》），「哀樂之來，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莊子·知北游》），「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子，體不等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莊子·盜跖》）。人之生不能夠離開情慾，而有了情慾的計較、選擇，生存所面臨的限制也就產生了。死亡、命與情慾構成了人內在的生存困境，是人所無法擺脫的事實。

  人的生活不僅受內在因素制約，也受外部條件的影響，其中主要是禮樂制度、仁義道德的標準給人心制定的限制。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墨索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莊子·駢拇》）

  世俗的社會總是存在一系列的制度形式和倫理規範，這也形成了社會的基本價值體系，生活於其中的人，必然受到這些體系的制約。可是，這些制度、規範本身是不是合乎人性的，或者說是人生所必要的呢？

  駢與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于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莊子·駢拇》）

  在莊子看來，諸如智慧、仁義及辯言這些東西，猶如人體的「駢拇」「枝指」和「附贅縣疣」，都是不符合本然的、多餘的東西。然而，這些原本多餘的東西卻成了社會規範的基礎，世界的荒謬也就因此而產生。內在的困境是人自身的一種必然性，是無法改變的；外在的困境是一種世俗的評判，同樣是無可逃遁的。這雙重的壓力給現實生活中的人帶來了深深的痛苦。「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莊子·胠篋》），「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莊子·山木》），人世間有太多這樣的事情，是與非沒有確定的標準。如果說偷竊者一定是要被誅殺的，那麼為什麼偷了國家的人反而成了王侯？如果說能否得養天年與材不材相關，為什麼同樣是不材，雁和木卻有不一樣的結果？這只能說明，所謂的世俗標準都是荒謬的，只是標準的制定者加在他者身上的一種限制罷了。

  人有內外的諸多限制，或者說，諸多缺陷。這就會讓人覺得，從本質上來說，逍遙遊的境界是人在現實中所無法達到的。但是有的時候理想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它可以實現，恰恰是因為它的不可實現性。因為只有這樣，它對人才具有更高的提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