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家爭鳴：士再就業的影響

  由於禮崩樂壞的事實，士被迫從政權結構中游離出來，這是春秋戰國時代最為典型的特徵，也構成了中國古代思想第一次重大轉折的社會基礎。士需要在一個混亂的時代生存，就要面臨再就業的挑戰。士再就業的事實，對於中國早期社會思想史來說，具有重要的影響。

  首先，它帶來的是社會階層的流動。如果說在周代所設定的禮樂制度之下，社會基本上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那麼權威的解體、士的游離，則給整個社會階層帶來了變化的可能，《管子》中有一段很直接的描述：

  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註：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為奸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註：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6]

  「農之子常為農」（同樣，士之子常為士、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是在正常的禮樂制度下的安排，但是，這裡也很清楚地說明，農之子中優秀的人可以成為士。這表明，階層不再是固定不變的，農可以成為士，士自然也可以變成農。這種流動性對於士來說，自然意味著生存壓力的增大，但從總體上來說，它為整個社會的自由和活力提供了重要的空間。正是因為如此，士才能在這個時代獲得更多的思想和社會空間。

  其次，這種變動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私學的興起。如前所言，學在官府的狀態被打破，有知識的士從政權中游離出來，對於他們來說，其再就業的直接選擇就是以他們從官學系統中所習得的知識出發，通過傳授自身的知識從而再就業。這就催生了中國教育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個現象，私學首次進入了中國社會的舞台，並且深刻影響了中國思想傳統。孔夫子在《論語》中，曾經很直接地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7]。我們通常把孔子視為中國的第一位老師，這也是就私學的意義來說的。其實對於先秦諸子來說，何嘗不是如此呢？從本質上來說，面對再就業的壓力，諸子百家必須不斷地堅持並強化自身思想的特點，才能夠吸引更多的追隨者，才能夠在生存競爭中占得優勢地位。如果以私學為中心來考察先秦諸子百家的發展，我們就會發現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現象，那就是先秦諸子思想的繁榮是以私學的興起為開端的，也是以私學的廢除為尾聲的。這樣的事實，多少提醒我們在考察思想形態的時候，應當給予教育制度本身更多的關注，畢竟思想就是教育的產物。

  最後，再就業的精神實質，就是多元思想的湧現。這種多元的思想，對於早期中國思想史來說，就是軸心時代中國思想的突破。我們需要注意到的是，私學的興起，同樣也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社會性特徵的形成和發展。先秦諸子出於現實生存狀態的需要，其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必須解決現實中的問題，唯其如此，才能獲得更多的現實支持和發展。於是，現實問題、人的基本生存狀態，幾乎成了諸子百家時期中國思想關注的焦點，這也與私學的現實存在狀態有著密切的關係。

  禮崩樂壞導致士產生再就業需求，從而促進私學的興盛。無論是後世諸子百家的稱謂，還是九流十家的說法，都體現了這一時期中國思想的豐富性。中國思想由此實現了突破，並因而確立了中國傳統思想的基本精神價值，從而塑造了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也在這個背景下被不斷地塑造成型。

  [1]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267頁。

  [2] 司馬遷：《史記》（第一冊），中華書局，2020年，第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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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欒保群、呂宗力點校，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第336頁。

  [4] 王文錦：《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01年，第514頁。

  [5] 馬一浮：《泰和宜山會語》，《馬一浮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頁。

  [6] 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第401頁。

  [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