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哲學的基本脈絡
2024-10-02 06:32:36
作者： 何善蒙
談及中國哲學的歷史脈絡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會說，先秦諸子、漢唐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這樣的說法，大體上也不錯，因為它很清晰地表達出了各個主要歷史階段中國哲學內容中的重點。
但是，這一說法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割裂了精神世界的連貫性。這種時間性的劃分，太過於抽象，以至於除了列出一條抽象的時間線索，我們無法很好地理解中國哲學本身發展的基本脈絡。比如說，我們說魏晉玄學的時候，儒學存在嗎？當我們說隋唐佛學的時候，儒學和道學存不存在呢？當我們說宋明理學的時候，佛學和道學又存不存在呢？很明顯，這樣的提法只是一個抽象的說明，它無法呈現中國哲學在這個時段的發展事實，無法體現出中國傳統精神的豐富性和統一性。
中國哲學精神的基本價值源自「六經」（又叫「六藝」），這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在中西文化衝擊的背景下，馬一浮先生曾經提出著名的「六藝論」，其主旨為，儒家六藝之學皆從一心所發，是中外一切學術的源頭和發脈處，中外一切學術都是六藝的支流，人類各種學術思想的展開，最終必將以中國儒家六藝思想精神為旨歸。這裡的六藝不是禮、樂、射、御、書、數（這叫作小學六藝），而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當然，《樂》本無經，故實為五經）。「六經」能不能涵蓋古今中西一切學術有待商榷，但是，「六經」作為中國文化的共同源頭是毋庸置疑的結論。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能把儒家只看作諸子百家之一，這其實是對儒家的降格。
「六經」雖然有不同的內容和精神指向，但是，對於中國古人來說，這就是他們生活經驗的總結，也是古人應對現實的智慧表達。這種智慧後來在儒家的傳統中得到了最為直接的表達（或者說傳承），當然，這種特殊性是在歷史進程影響下形成的，由此我們也經常看到，很多場合中儒家思想似乎就代表了中國哲學的基本立場。這種經由儒家傳遞出來的哲學精神，大概有三個主要方面的內涵：樂觀向上的精神、道德的基本立場以及和諧的社會理想。樂觀向上的精神，乃是對於個人自我來說的。道德的基本立場是個人面向他人（以及政治社會）的基本方式，而和諧的社會理想則是中國人的最高嚮往，也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禮記》里所說的「天下大同」。這三個層面，其實也可以概括為「內聖外王」，即既關注內在自我精神生命的完善，也注重在現實生活世界中建功立業，由內而外，內外通達。這可以說是在軸心時代所形成的中國自由精神，這種精神雖然主要是從儒家的角度來完整表現的，但也被先秦諸子百家共同接受。內聖而外王，由內聖而推及外王，這是中國哲學的基本價值立場。在這個說法中，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為一種生存智慧，中國哲學所具有的鮮明特點。
由此，我們可以把自先秦至今日的中國哲學史，看作中國哲學精神的自我完善和展開的過程，也就是內聖外王的基本內涵不斷拓展的過程，而非如前所言的幾個非常抽象的時間和觀念的組合。中國哲學精神在任一時間的具體展開，都是基於內聖外王這一基本立場而形成的，尤其是表達為內聖層面的不斷圓融、完善，從而為外王提供更多的選擇路徑。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無論是經學、玄學、佛學、道學以及理學等不同的稱呼，還是不同精神傾向的內涵特質，無非都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個體自我完善的需要，為個體的自我完善提供更為豐富的精神內涵。而中國思想在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包容性，也呈現出不同的歷史階段對於不同思想資源的整合，這恰恰是為了更好地成就個體，使個體成為一個完善的自我。即便是今日，中國哲學也具有同樣的意義。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自1840年以來，思想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如果從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角度來看待，事實上在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也和傳統上的問題是一致的，即如何才能更好地成就自己，也就是更好地由內聖而外王。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們所具備的思想資源，可能比傳統時代多了很多，但是，如果站在完善自我的角度上來思考這個問題的話，所有的思想資源，無非都是為了成就一個更好的自己而存在的。這樣一來，我們的基本思想方式，還是中國哲學基本脈絡的延續。
[1]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6、97頁。
[2] 王元化：《關於中西哲學與文化的對話》，《文史哲》， 2002年第2期，第6頁。
[3] 張頤，字真如，又名唯識，四川省敘永縣人。先後留學美國、英國、德國十餘年，曾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英國牛津大學以及德國埃爾朗根大學學習，於1923年在英國牛津大學以《黑氏倫理探究》（英文版）作為博士論文，通過牛津大學審查，被授予哲學博士學位，有「東方黑格爾」之譽。
[4] 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5頁。
[5] 張汝倫：《人類軸心時代的哲學——人類的基本思維跟動物是一樣的？》，。
[6]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中華書局，1961年，第13頁。
[7]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中華書局，1961年，第14頁。
[8]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在過去近百年的中國哲學史的闡釋中，無論是在形式還是在實質上，都明顯受到西方的影響，削足適履的情形非常嚴重，這大概是很多人主張回到中國傳統本身的原因。
[9] 金岳霖：《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附錄。
[10]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7頁。
[11]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頁。
[12] 方東美：《生生之德：哲學論文集》，中華書局，2013年，第106頁。
[13] 皮錫瑞：《皮錫瑞儒學論集》，潘斌選編，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4頁。
[1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292頁。
[15]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6、377頁。
[16] 這種實踐性的概括，在對中國傳統的理解中是非常普遍的，老一輩的學者如熊十力、馮友蘭、金岳霖、馮契、張岱年、牟宗三等，雖然對中國哲學的具體闡釋存在一定差異，但是對於實踐性的基本立場，沒有太多的疑議。有意思的是，在很多海外學者那裡，他們對於中國哲學性質的判斷，也是基於實踐性這個特點的，詳情可以參閱《實踐的哲學：美國學界對中國哲學的一種認知》（張淼，《南京社會科學》， 2019年第7期，第40—46頁）。
[17] 程頤：《周易程氏傳》，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