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

  很多對中國傳統感興趣、有所涉獵的朋友，都會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中國傳統太玄乎了。有一次我在上海財經大學做了一場演講。有個研究經濟學的朋友就跟我說：何老師您講的都很好，有一個問題是，你們傳統的思想聽起來都很不錯，但是，缺乏科學性，也就是說沒有辦法做到像科學一樣，可以用公式來描述。這個倒也是確實，雖然我並不認為中國思想不科學，但能用公式來表達，確實不是中國思想的基本特徵。什麼樣的東西可以用公式來表達？極其抽象的、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東西大概可以以公式的形式來表現，但這個時候，它很大意義上也就是一種知識。

  而中國傳統強調的是智慧，智慧是關乎個體生命的，也就是說中國哲學關心得更多的是個體的自我完善。成為自己，這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我早期主要研究魏晉時期，那個階段有一個故事我特別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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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世說新語·品藻》）

  桓溫年輕的時候就與殷浩齊名，所以常常有競爭之心。後來桓溫的勢力不斷壯大，威脅到東晉存亡，朝野就抬出殷浩試圖牽制桓溫，很不幸的是，殷浩北伐失敗，桓溫趁機將其貶為庶人。在這個背景下，桓溫問殷浩：「你和我相比，誰強些？」這個問話在當時的情形，多少有些挑釁，讓殷浩有些尷尬。但是，殷浩畢竟是殷浩，作為名士，他直接回答說：「我已經和自己打交道很久了，寧願做我！」也就是說，我的存在只是因為我是我，我並不需要和你比較，並不需要以你的狀態來衡量我自己，我就是我自己。這大概就是成就自己的一種最為直接的表達，也是我覺得，中國傳統的思想可能給今天的人帶來更多幫助的地方。今天我們生活的精神世界其實相對來說是有些混亂的，而諸如躺平、擺爛等詞彙的流行，反映出來的就是內心精神世界某種程度上的錯亂。而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精神就是要讓每個人成為自己，這對於當下來說，是極有意義。

  王陽明的《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其三》，也有類似的意思，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同樣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成為自己，就意味著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定盤針」，成了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一味向著身外求索，最終迷失在無窮無盡的欲望之中。

  成就自己，就使得中國哲學特別重視個體差異性。我們通常都會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就是這個道理。每個個體都是一個特別的存在，所以，我們不能以抽象的方式來對待，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因此，中國人通常都會說，適合的才是好的。這就充分地表達出對於個體差異性的尊重。也只有尊重個體差異性，才能真正成為自己。

  中國哲學相對於西洋哲學來說，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質，在我看來，這種特質可以歸納為時間性和個體性兩個重要的層面。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哲學與關注形而上的、純粹思辨的西洋哲學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也正是因為如此，中西方在哲學的意義上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發展理路，具有不同的思維樣態。

  就時間性來說，我們可以在《周易》中得到最為直觀的表達，《周易》以六爻的方式，充分展現出時間對於個體存在及其行為方式的意義。我們都說《周易》是關於變化的書，或者說變化是《周易》最核心的觀念，而對於變化來說，時間是其最為明顯的表達形式。對此，方東美先生曾概括道：

  中國人之時間觀念，莫或違乎《易》，《繫辭傳》曰「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之卦爻，存時以示變，《易》之精義，趨時而應變者也……趣時以言《易》，《易》之妙可極於「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一義。時間之真性寓諸變，時間之條理會於通，時間之效能存乎久。[12]

  也就是說，如果《周易》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13]的話，那麼對於天道來說，變化就是其最根本的意義，而人事對於天道的遵從，就是對於變化的把握，所謂「趨時而應變者」。毫無疑問，對於個體的行為來說，時間成了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們以實踐性作為中國哲學的主要特點的話，那麼所有的實踐毫無疑問都是個體在時間裡展開的一種行為方式。由此，對於個體的重視，在中國傳統中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特徵，孟子曾經說過一段話：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4]（《孟子·離婁下》）

  對於「自得之」的要求，很明顯就是對於個體性的一種期待，即道只有在個體身上得到落實的時候，才是真正有效的。所謂「左右逢其原」，就是對於道之落實於個體效果的一種非常直接的描述，由此我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傳統對於個體差異性的重視。

  當我們以時間性和個體性作為中國哲學最為重要的兩個特徵來考慮的時候，我們發現另外一個很特殊的詞進入了我們考察的視線，這個詞就是「玩」。就我們經驗的角度來說，任何一個「玩」的行為都是個體在某一個具體的時間狀態之中展開的，離開了時間性和個體性，「玩」的行為就無法成立。當然，「玩」在傳統的語境中一直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15]（《易傳·繫辭傳上》）

  在這段描述中，「玩」毫無疑問是一個中心的詞，正是建立在對於爻辭和占筮的「玩」的基礎上，君子才從《周易》中獲得了重要的人生指示，由此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那麼，為什麼是玩辭、玩占呢？很顯然，就一個行為的事實來說，當個體面對《周易》的時候，他所需要獲得的指導意義，是具有時間性和個體性的，即我們訴諸《周易》的要求，是具體的實踐需求。在這個意義上，「玩」登場了，簡單地說，它以一種超越功利的態度，讓個體獲得某種心靈上的啟示，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智慧。

  當然，從我們今天語詞的角度來看，「玩」似乎是一個不太「莊重」「嚴肅」的詞，但是，從前引《易傳·繫辭傳上》的說法來看，古人並不認為「玩」是一個否定性的詞，相反，它表達的是中國人獨特的生存智慧。而我們在文章中試圖揭示的是，中國哲學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玩」的哲學，「玩」是基於好奇的，也是超越功利的。說它是基於好奇的，乃是因為一旦我們試圖去玩，我們對於玩的對象有著重要的好奇，這種好奇是我們玩的行為的根本驅動。說它是超越功利的，乃是說我們之所以投入某一種玩的行為，是因為一種對對象的純粹喜好，無關其他功利性目的，它就是一種單純的、指向快樂的、簡單的行為方式。而在我們一般對於哲學的討論中，好奇和超越功利，無疑是兩個非常重要的點。好奇被視為一切哲學的起源，而超越功利則是哲學作為一種純粹理論形式的旨趣。而中國哲學，如前所言，恰恰是在玩的層面，做了極為重要的闡釋，因此，我們稱中國哲學為玩的哲學，也是可以成立的。

  作為一種玩的哲學，中國哲學在此意義上具有非常明顯的特徵。首先，中國哲學是關於動態過程的揭示。毫無疑問，玩的行為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並非對於事物的純粹靜止的把握；而建立在玩的基礎上的中國哲學，同樣關心的是動態的過程，我們通常會以實踐性來概括中國哲學的特質[16]。所謂的實踐，也就是在一個具體的時空中動態展開的過程。其次，中國哲學是徹上徹下的圓融，這實際上也是對實踐性的進一步申說，按照程伊川先生的說法，那就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17]。如果說，在西方傳統哲學中有本體和現象的兩分的話，那麼，在中國的傳統中，這種兩分是不存在的，中國哲學是即體即用的。

  如果這麼去看中國哲學，其實我們可以發現更多有趣的現象。比如，對於中國人來說，「玩玩而已」這樣的話頭是經常出現的，這並不表明我們對世界或者人生採取了一種消極的態度，相反，我們是以一種更為超然的方式來面對現實，由此而獲得自我心靈的完善，從而成就自我。其實，當我們能感受小孩子玩遊戲時那種投入的狀態，以及所獲得的那種滿足感，我們大概就可以直觀地理解中國人對於「玩」的這種特殊傾向。「玩」不只是玩物喪志，而是有著一種非常明顯的精神境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