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謂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

  對上述問題更為直接的把握，就是所謂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如前文所言，無論在黑格爾還是在德希達那裡，哲學並不屬於中國，那是源自古希臘的西方精神傳統。我們的傳統語言之中，有文學，有史學，沒有哲學。這說明，在傳統時代我們確實並未使用「哲學」一詞來指代我們的精神世界。

  「哲學」一詞與中國人結緣，跟近代日本學者有著密切的關係。被稱為「日本近代哲學之父」的西周（にしあまね，1829——1897），在其講稿《百學連環》（有「日本近代第一部哲學百科全書」之譽）中用漢字創譯出大量的西方學術名詞和哲學範疇，成為西方哲學範疇、哲學史、邏輯學、心理學和美學最早的傳播者，對中日的近代化過程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哲學」一詞，就是他在1874年的《百一新論》中首次使用的，在這本書中，西周第一次將「philosophy」翻譯為「哲學」。王國維於1901年在《教育世界》雜誌上使用了「哲學」概念，隨後嚴復、蔡元培、胡適等便都以「哲學」來指稱「philosophy」。就這樣，「哲學」一詞開始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中國哲學也隨之而形成。隨後，哲學作為一個學科門類進入了中國。1914年，北京大學設立「中國哲學門」；1919年，新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改「中國哲學門」為哲學系，這標誌著哲學學科在中國正式作為近代學科體系下的一個專業門類的出現。當然，按照賀麟先生的說法，直到1923年，留學美歐的張頤先生[3]回國並主持北京大學哲學系，開始系統講授康德、黑格爾哲學，這時候「我們中國才開始有夠得上近代大學標準的哲學系」[4]。隨後，我們才看到了這個學科門類在中國的不斷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復旦大學首位女校長、物理學家謝希德曾經說過：「復旦大學什麼系都可以沒有，不能沒有哲學系！」[5]而如果我們從世界範圍來看，那些我們稱之為一流高校的學府，毫無疑問都設有哲學系，這也充分說明哲學這一學科對於人類社會所具有的基礎意義。

  就中國哲學學科來說，從「哲學」一詞被引入中國並受到廣泛關注和認可開始，對於中國自身哲學傳統的闡釋，也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不管在傳統中我們是否曾經使用「哲學」一詞，在近代轉型的大背景之下，對中國思想做哲學的詮釋，是一個基本的共識。1916年，謝無量出版了第一部《中國哲學史》。雖然哲學這個詞是自西方而來的，但是，在謝無量看來，中國古代顯然有著非常明顯的哲學內容，這大概也是以後很多學者的基本共識和自覺。此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鍾泰的《中國哲學史》（1929年）、馮友蘭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張岱年先生在1936年完稿的《中國哲學大綱》等數十種以中國哲學史為名義的作品出現在20世紀上半葉，表明中國哲學作為一個學科也隨之建立起來。我們可以說，這是在哲學作為一個學科門類傳入中國的背景之下，中國知識分子從西方哲學的基本架構出發，自覺地對中國傳統思想進行梳理詮釋，從而建構起一種中國哲學史的知識體系。這種體系，雖然以西方為參照，在一定意義上有削足適履之嫌，但也是中國傳統知識門類的現代化不得不走的一步，是當時社會背景之下的必然選擇。

  然而，隨著時代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從20世紀末期開始，對以往思想界的反思也成了一種趨勢，這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潮流是相關的。自20世紀末期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自覺地反省我們自近代以來所採用的一些語詞以及所設立的一些學科。中國有沒有哲學？這一問題也被反覆提出來討論。這個問題的基本含義在於，既然哲學是一個西方傳統的概念，中國並無此概念，那麼，中國哲學作為一個學科是否成立呢？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從20世紀末開始，學界關於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非常普遍。這樣的討論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至少表明，中國哲學這一學科開始具有了自覺性。原本我們完全按照西方的形態建立起中國哲學這一學科，而關於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中國哲學這一提法，都表明我們對於中國傳統思想的認識進入了一個自覺的狀態。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值得關注。如前文所述，因為轉型的需要，我們接受了西方的學科分類模式，這種接受不管是被迫的還是主動的，都表明在西方的強勢背景之下，中國社會所產生的相應的變化。而自20世紀末以來，我們之所以會重新審視這一學科的合法性問題，是因為我們的時代處境已經沒有了當時的那種焦慮和壓力，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已經徹底擺脫了落後挨打的局面，並且日益成為整個世界的重要力量（比如政治、經濟方面），這就很自然使得社會心態發生了變化，由接受西方的模式到懷疑、批判甚至否定西方的模式。這是值得注意的一種基於心態上的微妙的變化。

  我當年在學習哲學的時候，中國哲學其實並不是特別受歡迎。在20世紀90年代，所有學科只要冠以「國際」「外國」「西方」，就顯得比純粹國內的學問要高端很多，以哲學為例，外國哲學明顯比中國哲學更受歡迎。話說回來，在我們那個時代，學習中國哲學，其實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學習中國哲學之前先要對西方哲學有足夠的了解和把握，畢竟整個哲學的話語系統是來自西方的。當然，倘若是學習西方哲學的話，也就沒有必要對中國哲學有所了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哲學學習者的西方哲學素養要明顯高於西方哲學學習者的中國哲學素養。我也經常開玩笑說，很多學習西方哲學的學者，後來轉向從事中國哲學的研究，不過，他們所說的很多內容，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他們對中國哲學所知甚少。當然，在最近這十幾年來，隨著對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問題的討論，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也在發生著變化，即很多學者開始強調從中國自身來理解中國傳統思想（稱為「漢話漢說」），而並不一定要從西方哲學的框架、話語來解釋中國傳統（這相應地被稱為「漢話胡說」）。

  這樣的狀況正確與否，我確實很難判斷。但是，在我看來，以一種比較開放、包容的方式來面對各種思想資源，來談論所謂的哲學問題，應該是一種比較恰當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