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審勢即寬嚴皆誤

  最能體現辭舊迎新特色的是加強法制，依法治國。

  蜀漢法制是在劉備的支持下，由諸葛亮主導實行的，是諸葛亮治蜀的核心內容，也以此奠定了諸葛亮作為一代傑出政治家的歷史地位。

  劉璋統治下近似無政府狀態的益州，「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諸葛亮集》）。概括來說，就是劉璋無法約束地方豪強，上層人士不聽話不團結，下層人民受欺壓有怨氣。劉璋雖然心存百姓，想讓百姓過上好日子，卻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行方法，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吏治一片混亂，上上下下都非常不滿意。

  從主觀想法與客觀結果的反差來看，劉璋有點像明朝亡國之君崇禎皇帝。崇禎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可惜方法不對路，再加上客觀局勢內外交困，最終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大明江山毀在自己手裡。

  從劉璋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出重視仁德、心懷百姓並不一定能把事辦好。要讓百姓過上好日子，除了心懷仁義之外，還必須有切實可行的方法。

  這就是劉備和諸葛亮比劉璋強的地方，也是劉備之仁與劉璋之仁的區別。劉備之仁是君主之仁，不但把仁義作為終極目標，而且有實現這一目標必需的實力和手段。而劉璋之仁是迂腐之仁，外敵入侵不能抵禦，內部動亂不能阻止，在他治下的人民幾乎沒有安全感，所以即使他個人心懷仁義，對他治下的人民來說也只是空頭支票，永遠不可能兌現。

  劉備和諸葛亮解決益州混亂問題的方法，就是加強法制，將無政府狀態的益州，建設成一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社會。

  

  法制剛開始推行的時候，劉備手下的兩位重臣——諸葛亮和法正意見不同，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論辯。

  法正認為應當寬弛刑法，以收服益州人心。他還請出了四百年前寬弛刑法最終成就帝業的漢高祖劉邦作為榜樣。大夥都清楚，劉邦當年「約法三章」大獲人心；更清楚劉邦是劉備等所有漢朝皇族的祖宗。拿祖宗來壓人，說得又有幾分道理，一般人就難以反駁也不敢反駁了。

  但諸葛亮分明不是一般人。他明確指出法正說得不對，「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漢高祖當年寬弛刑法，是因為之前暴秦刑法過於嚴苛殘酷，所以當時寬弛刑法才能體現出新老闆的寬大仁厚。而如今劉璋統治的益州，已經是無政府狀態，混亂不堪，亂世用重典，政寬則濟之以猛，需要通過加強法制來重建社會秩序：「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諸葛亮集》）

  諸葛亮主張實行德政，兼用威刑，從嚴治國，賞罰分明，用罰來限制奸人作惡，用賞來為士人開闢政治上的出路。厲行法制，不但能收到抑制地方豪強的效果，而且能重建社會秩序，實現「上下有節」。

  這是一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經典案例。法正沒有考察當時的社會情況與劉邦時期的不同，一味照搬古人，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而諸葛亮則因時制宜，根據時代和國情找對策，找對了開鎖的唯一一把金鑰匙。

  一千六百多年以後，清人趙藩在成都武侯祠題寫一副對聯，評價諸葛亮的為政用兵，流傳甚廣，發人深省，對聯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說得十分正確。治國，除了公平、正義等核心價值觀，很難找到什麼萬世不易的可行策略，必須根據時代和國情找對策。一個政策，在以前是有用的，在今天可能已經過時；在今天看來是正確的，也可能以後回過頭來發現是錯誤的。

  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沒有一成不變的策略，只有因時制宜的方法，有時候甚至逃不出今天對明天錯的怪圈。

  比如說封建諸侯。劉邦認為秦朝迅速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封建同姓諸侯孤立無援，因此大肆分封劉姓諸侯王，沒想到日後卻發生吳楚七國之亂，成為子孫的沉重負擔；曹魏吸取漢朝教訓，抑制諸侯的權力，卻又被司馬氏輕而易舉地改換門庭；司馬晉吸取曹魏教訓，廣泛封建諸侯王，後來又發生「八王之亂」，把一個好端端的國家送上絕路。秦、漢、魏、晉幾朝的做法，都只是一把雙刃劍，造成的後果不是削弱中央集權、諸侯王尾大不掉，就是中央政府勢單力孤迅速滅亡，似乎是一個又一個毫無意義的輪迴。

  法制也罷，其他政策也罷，說到底都不過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工具，最終的目標是穩定和發展。因此，只要能實現正義的目標，法制嚴峻還是寬仁都不是問題，正所謂白貓黑貓，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

  諸葛亮的法制策略，在劉備的支持下，在益州得到推行，成為一項基本國策，蜀漢建國後也一直沿用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劉備的支持下，由諸葛亮主導，集合蜀漢一流人才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制定了一部治理國家的成文法典，這部法典習慣上被稱為《蜀科》，可惜很早就已經遺失了。

  後人都說諸葛亮的法制嚴峻，究竟嚴到了什麼程度，可以用一個小故事加以說明。

  有一天，劉備與老弟兄簡雍等人微服私訪，看到前面一男一女在走路。這時簡雍指著這一對男女說：「他們將要發生姦情（欲行淫），為什麼不抓起來？」劉備一聽，愣了，心想這簡雍也太厲害了吧，一眼就能看出大街上的男女想幹什麼壞事，就問道：「你怎麼知道？」簡雍回答說：「因為他們身上有發生姦情的工具。」（彼有其具）簡雍這麼說，是因為當時有禁酒令，違抗命令私自釀酒的人要受處罰，執行命令的人卻往往把家中有釀酒器具而沒有釀酒的人也一併抓起來處罰——理由是有犯事的工具（嚴就嚴在這兒）。一向幽默風趣的簡雍，就以這種搞笑的方式勸諫劉備。劉備聽後哈哈大笑，明白了簡雍的用意，立即下令赦免有釀酒器具而沒有違禁釀酒的人。

  整體來說，諸葛亮推行的法制雖然嚴峻，但他以身作則，公正廉明，因此得到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擁護，開創了蜀漢政治清明的局面。陳壽評價說：「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三國志·諸葛亮傳》）

  當然，做到絕對公正是很難的，法正犯法就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劉備奪取益州後，最開心、最張揚的人非法正莫屬。法正是以還鄉團的身份回到成都的，當年他只是個被人冷落的小小參謀將軍（軍議校尉），回來時卻是新老闆劉備的重要心腹功臣——揚武將軍兼蜀郡太守。向來恩怨分明的法正，開始了大清算，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報恩不必說了，為報仇他竟然擅自殺死幾個當年辱罵過他的人。有人將法正的不法行為上報給主管司法工作的諸葛亮，希望諸葛亮向劉備打個小報告，讓法正不要太囂張跋扈。諸葛亮清楚劉備信任法正，而且如今法正的功勞很大，只能開導下屬，不了了之。至於諸葛亮有沒有私下向劉備建議，或者直接勸告法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理念，從來都只是人們的理想。因此我們也不必對諸葛亮主導的法制苛求完美，大體上來看做到「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這已經難能可貴。

  任何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

  組織、財政、法制三項工作，可以說是內政工作的三駕馬車。隨著三項工作的開展和完善，劉備在益州逐步站穩了腳跟。

  有了新的根據地，占據荊、益兩州，劉備更加強大。不過要想戰勝強大的曹操，還需要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