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一對榛子鉗

  榛子鉗形容往上抄起的下巴，或是有這種下巴的臉。

  一八三五年，邦斯的不獲美人青睞，意外的得到補償，他像俗語所說的有了一根老年的拐杖。這個一生下來就老的人，居然從友誼中獲得人生的依傍；社會既不容許他結婚，他便跟一個男人結合——也是個老頭兒，也是個音樂家。倘使拉·封丹不曾寫下那篇奇妙的寓言，我這本小傳大可題作兩位朋友[19]。但褻瀆名著的行為，不是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應當避免的嗎？咱們的寓言家既然把心中的秘密和夢境寫成了一篇傑作，那題目就應該永遠歸他。因為這首詩簡直是一所神聖的產業，一所廟堂，前面像榜額似的標著兩位朋友幾個大字，將來每一代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得恭恭敬敬進去瞻禮一番，只要有印刷術存在。

  邦斯的朋友是鋼琴教授。兩人的生活，人品，都非常調和，使邦斯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因為他們直到一八三四年，方才在某個私塾的給獎典禮上認識。在違背了上帝的意旨，發源於伊甸園的茫茫人海中[20]，兩顆這樣心心相印的靈魂恐怕是從來未有的。沒有多少時候，兩位音樂家變得你少不了我，我少不了你。彼此的信任，使他們在八天之內就跟親兄弟一般。許模克簡直不相信世界上會有一個邦斯，邦斯也不信世界上會有一個許模克。這幾句已經把兩個好人形容得夠了。可是大眾的頭腦不一定喜歡簡單的綜合手法。為一般不肯輕易相信的人，必須再輕描淡寫的說明一番。

  這鋼琴家，像所有的鋼琴家一樣是個德國人，像偉大的李斯特，偉大的孟德爾頌般的德國人，像史丹貝脫般的德國人，像莫扎特與杜撒克般的德國人，像多爾赫般的德國人，像太爾堡，特萊旭克，希勒，曼爾，克蘭茂，齊茂曼，卡克勃蘭納，埃士，胡茲，卡爾，伏爾夫，比克齊斯，克拉拉·維克般的德國人[21]，尤其是像所有的德國人。雖是大作曲家，許模克只能做一個演奏家，因為他天生的缺少膽氣，而天才要在音樂上有所表現，就靠有膽氣。好多德國人的天真並不能維持到老；倘使在相當的年齡上還有天真，那是像我們從河中引水灌田一般，特意從青春的泉源上汲取得來，使他們能夠在科學，藝術或金錢方面有所成就的；因為天真可以祛除人家的疑心。為了這個目的，法國有些刁滑的傢伙，用巴黎小商人的鄙俗來代替德國人的天真。可是許模克無意之中把童年的天真全部保存著，正如邦斯保存著帝政時代的遺蹟。這高尚而地道的德國人，是演員而兼觀眾；他玩音樂玩給自己聽。他住在巴黎好比一隻夜鶯住在森林裡，孤獨無偶的唱了二十年，直到遇見邦斯，才有了個跟自己的化身一樣的伴侶。（參看《夏娃的女兒》）[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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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斯和許模克兩人的性格與感情，都有德國人那種婆婆媽媽的孩子氣：例如愛花成癖，愛一切天然景致，在園子裡砌些玻璃瓶底，把眼前大塊文章的風景，縮成了小規模來欣賞[23]；又如探求真理的脾氣，使一個日耳曼學者穿著長筒靴，走上幾百里地去尋訪一點事實，而那事實就在院子的素馨花下，蹲在井欄旁邊瞅著他笑；再如他們對微不足道的小事都需要找出一個形而上的意義，從而產生了李赫特那種不可解的作品，霍夫曼那種荒誕不經的故事，和德國印行的那些救世濟人的巨著，把芝麻綠豆的問題看作幽深玄妙，當作深淵一般的發掘，而掘到末了，一切都是德國人的捕風捉影。

  兩人都是舊教徒，他們一同去望彌撒，奉行宗教儀式，可是跟兒童一樣，根本沒有什麼可以向懺悔師說的。他們深信音樂是天國的語言，思想與情感還不能代表音樂，正如語言的不能完全表達思想與情感。因此，他們之間拿音樂來代替談話，一問一答，可以無窮盡的談下去；而所謂談話，無非像情人似的，加強自己胸中的信念。許模克的心不在焉，和邦斯的處處留神，正好是異曲同工。邦斯是收藏家，許模克是幻想家：一個忙著搶救物質的美，一個專心研究精神的美。邦斯瞅著一隻小瓷杯想買，許模克卻在一旁擤著鼻子，想著洛西尼，裴里尼，貝多芬，莫扎特的某一個主題，推敲這樂句的動機是什麼一種情操，或者它的下文又該是什麼一種情操。許模克的理財原則是漠不關心，邦斯是為了嗜好而揮霍，結果是殊途同歸：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兩人的荷包里都一文不剩。

  要沒有這番友誼，邦斯也許早已悲傷得支持不住；但一朝有了一顆心可以傾訴自己的心，他日子又過得下去了。他第一次把痛苦倒在許模克心中的時候，淳樸的德國人便勸他，與其受那麼大的委屈去吃人家的，不如和他一樣在家裡吃點麵包跟乳酪。可憐邦斯不敢對許模克說出來：他的胃跟心是死冤家，凡是教心受不了的事，胃都滿不在乎，它不惜任何代價要有一頓好飯嘗嘗，仿佛一個多情男子需要有個情婦給他……調戲調戲。日子一久，許模克終於了解了邦斯，因為他是十足地道的德國人，看事情不像法國人那樣快；可是這樣他反倒更喜愛邦斯了。要交情堅固，最好兩個朋友中有一個自命為比另一個高明。許模克一發覺朋友的口腹之慾那麼強，不由得在旁搓搓手，這種表情便是天使也不能加以責備。第二天，好心的德國人親自去買了些精緻的飯菜，把他們的中飯點綴一下，並且從那天起，他想法每天給朋友換口味；因為從他們同居之後，午飯總是一同在家裡吃的。

  巴黎人愛譏諷的脾氣是對什麼都不留情的，倘以為這一對朋友能夠倖免，那真是不認識巴黎了。許模克與邦斯，把各人精神的財富與物質的艱苦合在一塊兒之後，想出個經濟辦法，在瑪萊區幽靜的諾曼第街上一幢幽靜的屋子內，合租了一所公寓，雖然房間的分配很不平均，房租是各半負擔的。他們常常一同出去，肩並肩的老走著同樣幾條大街，逛馬路的閒人便替他們起了一個諢名，叫作一對榛子鉗。有了這個綽號，我不必再描寫許模克的面貌了，他之於邦斯，正如梵蒂岡的尼沃貝像之於梅迭西斯的維納斯像[24]。

  一對榛子鉗家中的雜務，都以看門的西卜太太為中心。在這一幕使兩老的生涯急轉直下的悲劇中，西卜太太擔任極重要的角色，所以她的面貌且待她登場的時候再描寫。

  關於兩人的心境，還有一點需要說明。但這正是最不容易教一八四七年上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讀者了解的，不了解的原因或許在於鐵路的勃興使金融有了空前的發展。路局不是發行股票，借大家的錢嗎？好吧，禮尚往來，讓我們向它借用一個形象來做譬喻。列車在鐵路上駛過的時候，不是有無數絕細的灰土在軌道上飛揚嗎？那些在旅客眼中看不見的沙粒，要是飛進了旅客的腎臟，他們就要有劇烈的痛楚，害那個叫作石淋的可怕的病，而且是致命的。我們的社會正以火車一樣的速度在鋼軌上飛奔，它對於那些看不見的細沙是毫不介意的，可是灰土隨時隨地都在飛進那兩位朋友的身體，使他們仿佛心臟裡面生了結石[25]。他們對旁人的痛苦已經非常敏感，往往為了愛莫能助而在暗中難受，對自己身受的刺激當然更敏感到近於病態的地步。儘管到了老年，儘管連續不斷的看到巴黎的悲劇，兩顆年輕，天真，純潔的心，始終沒有變硬。他們倆越活下去，內心的痛苦越尖銳。凡是有操守的人，冷靜的思想家，生活謹嚴的真正的詩人，不幸都是如此。

  兩老同居以後，因為職業相仿，起居行動像巴黎出租馬車的牲口一樣，自有一種同甘共苦的友愛的氣息。不分冬夏，兩人都七時起身，吃過早點，分頭到各個私塾去教課，必要時也互相替代。到了中午，逢到排戲的日子，邦斯便上戲院去，所有空閒的時間他都在街上溜達。然後，兩人到晚上又在戲院裡見面，那是邦斯把許模克薦進去的。下面我們就得把推薦的經過說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