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影響

  前幾年，有幾位中國小青年評論家認為「五四」是中國文化的斷裂。從表面現象看，是這樣。五四運動，出於革命的要求，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那時的主將提出，「打倒孔家店」，「歡迎賽先生、德先生」。他們用很大的熱情詛咒「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魯迅就勸過青年少看中國書。但往深里看一看，五四並不是什麼斷裂。這些文化革命的主將大都是舊學根底很深的。這隻要問問琉璃廠舊書店的掌柜的和夥計就可以知道，主將們是買他們的舊書的主要主顧！中國的新文學一開始確實受了西方的影響，小說和新詩的形式都是從外國移植進來的。但是在引進外來形式的同時，中國新文學一開始就沒有脫離傳統文化的影響。

  魯迅對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中古文學，有很深的研究。他曾經講授過漢文學史，校訂過《嵇康集》。他寫的《魏晉文章與藥與酒的關係》，至今還是任何一本中古文學史必須引用的文章。魯迅可以用地道的魏晉風格給人寫碑。他的用白話文寫的小說、散文里，也不難找出魏晉文風的痕跡。我很希望有人能寫出一篇大文章：《論魏晉文學對魯迅作品的影響》。魯迅還搜集過漢代石刻畫像，整理過會稽郡的歷史文獻，自己掏錢在南京的佛經流通處刻了一本《百喻經》，和鄭振鐸合選過《北京箋譜》。這些，對他的文學創作都是有間接的作用的。

  聞一多是把西洋詩的格律首先引進中國的開一代風氣的詩人，但是他在大學裡講授的是《詩經》、《楚辭》、《莊子》、《唐詩》。他大概是最早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個，我在大學裡聽他講過唐詩，他就用後印象派的畫和晚唐絕句相比較。聞先生原來是學畫的，他一直仍是畫家。他同時又是寫金文的書法家，刻圖章的金石家。他的詩文也都有金石味，——好像用刻刀刻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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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是一個通才。他寫詩，也寫過小說，寫了一大堆劇本；翻譯過《浮士德》。但他又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他是第一個用新的觀點研究先秦諸子思想的學者，是從史實、章句到文學價值全面地研究《楚辭》的大家，他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超越了前人，成為一代權威。他的書法自成一體，全國到處的名勝古蹟樓台亭館，都可以看到他的才氣縱橫的大字。他的詩明顯地受了李白的影響。

  沈從文在中國現代作家裡是一個很奇特的例子。他只讀過小學，當了幾年兵，一個土頭土腦的鄉下人，冒冒失失地從邊遠落後的湘西跑到文化古城北京，想用一枝筆掙到一點「可以消化消化」的東西，可是他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他在一種文化飢餓的狀態中，貪婪地吞食了大量的知識，——讀了很多書。他最初擁有的書，是一本司馬遷的《史記》。他反覆讀這本書。直到晚年，對其中許多章節還記得。他的小說的行文簡潔而精確處，得力於《史記》者，實不少。也像魯迅一樣，他讀了很多魏晉時代的詩文，他晚年寫舊詩，風格近似阮籍的《詠懷》。他讀過不少佛經，曾從《法苑珠林》中輯錄出一些故事，重新改寫成《月下小景》。他的一些小說富於東方浪漫主義的色彩，跟《法苑珠林》有一定關係。他的獨特的文體，他自己說是「文白夾雜」，即把中古時期的規整的書面語言和近代的帶有鄉土氣息的口語揉合在一處，我以為受了《世說新語》以及《法苑珠林》這樣的翻譯佛經的文體的影響頗大。而他的描寫風景的概括性和鮮明性，可以直接上溯到酈道元的《水經注》。他一九四九年以後忽然中斷了文學創作，轉到文物研究方面來。許多外國朋友，包括中國的青年作家，都覺得這是不可理解的，幾乎是神秘的轉折。尤其難於理解的是，他在不長的時間中對文物研究搞出那樣大的成就，寫出許多著作，包括像《中國服飾研究》這樣的開山之作的巨著。我，作為他的學生，覺得這並不是完全不可理解。沈先生從年輕時候就對一切美的東西具有近似痴迷的興趣，他對書畫、陶瓷、漆器、絲綢、刺繡有著淵博的知識。這些，使他在寫小說、散文時得到啟發，而他對寫作的精細耐心，也正像一個手工藝匠師對待他的製品一樣。

  四十年代是戰爭年代，有一批作家是從農村成長起來的。他們沒有受過完整正規的學校教育，但是他們得到農民文化的豐富的滋養，他們的作品受了民歌、民間戲曲和民間說書很大的影響，如趙樹理、李季。趙樹理是一個農村才子，多才多藝。他在農村集市上能夠一個人演一台戲，他唱、演，做身段，並用口拉過門、打鑼鼓，非常熱鬧。他寫的小說近似評書。李季用陝北「信天游」形式寫了優秀的敘事詩。他們所接受的是另一種形態的文化傳統。儘管是另一種形態的，但應該說仍舊是中國的文化傳統。

  在戰爭的環境中，書籍是很難得到的。有些作家在土改時從地主家中弄到半套《康熙字典》或殘缺不全的《聊齋志異》，就覺得如獲至寶。孫犁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孫犁的小說清新淡雅，在表現農村和戰爭題材的小說里別具一格（他嗜書若命）。他晚年寫的小說越發趨於平淡，用完全白描的手法勾畫一點平常的人事，有時簡直分不清這是小說還是散文，顯然受了中國的「筆記」很大的影響，被評論家稱之為「筆記體小說」。

  另一個也被評論家認為寫「筆記體小說」的作家是汪曾祺。我的小說受了明代散文作家歸有光頗深的影響。黃宗羲說：「予讀震川文之為汝婦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慾涕。」他的散文寫得很平淡，很親切，好像只是說一些家常話。我的小說很少寫戲劇性的情節，結構鬆散，有的評論家說這是散文化的小說。

  五十年代的青年作家讀俄羅斯和蘇聯翻譯作品及「五四」以來的作家作品比較多，舊書讀得比較少。但也不盡如此。宗璞從小受到古典文學的薰陶，她的作品讓人想起宋代女詞人李清照。

  六十年代才真是文化的斷裂。

  七十年代由於文化對外開放，西方的各種文藝思潮和各種流派的作品湧進中國，這一代的青年作家熱衷於閱讀這些理論和作品，並且吮吸到自己的創作之中。

  八十年代的青年作家有一部分忽然對中國傳統文化激發出巨大的熱情。有幾年在大學生中間掀起了一陣「老莊熱」，有的青年作家甚至對佛學中的禪宗產生興趣。比如現在美國的阿城，前幾年有一些青年作家提出文學「尋根」。「尋根」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誰也沒有說明白它的涵義。但是大家有一種朦朦朧朧的嚮往，追尋好像已經消逝的中國古文化。我個人認為這種傾向是好的。

  近年還出現「文化小說」的提法，這也是相當模糊的概念。所謂「文化小說」，據我的觀察，不外是：1.小說注意描寫中國的風俗，把人物放置在一定的風俗畫環境中活動；2.表現了當代中國的普通人的心理結構中潛在的傳統文化的影響，——比如老莊的順乎自然的恬靜境界，孔子的「仁恕」思想。

  無論「尋根文學」或「文化小說」的作者，都更充分地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他們認識到語言不僅是手段，其本身便是目的。他們認識到語言的哲學的、心理的意蘊。認識到語言的文化性。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後面都有文化。正如中國古代的文論家所說：凡無字處皆有字。文學語言的輻射範圍不只是字典上所注釋的那樣。語言後面所潛伏的文化的深度，是語言優次的標準，同時也是檢驗一個作品民族化程度的標準，也是一個作品是否真正能夠感染讀者的重要契因。比如毛澤東寫給柳亞子的詩：

  飲茶粵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葉正黃。

  三十一年還舊國，

  落花時節讀華章。

  …………

  單看字面，「落花時節」就是落花的時節，但是如果讀過杜甫逢李龜年的詩：

  岐王宅里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就知道「落花時節」包含著久別重逢的意思。

  因此，我認為當代中國作家，應該儘量多讀一點中國古典文學。

  中國的當代文學含蘊著傳統的文化，這才成為當代的中國文學。正如現代化的中國裡面有古代的中國。如果只有現代化，沒有古代中國，那麼中國就不成其為中國。